为什么宋版书最好

在古籍版本中，人们尤其重视宋版书，为什么宋版书最好。整理古籍必须鉴别版本，这是最基本的工作。版本中应重视善本，历代善本包括：宋元时代的刻本，明清两代的精刻精抄本，以及各个时代具有学术价值的稿本、批校题跋本等。其中，最为世人艳羡，视作拱璧珠琳的则为宋版书。

早在明代嘉靖时，钱塘学者高濂曾指出宋版书的优点：“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到了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在他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可见当时宋版书流传不多，藏书家已不是单纯地把它作为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的读物，而是作为珍贵的艺术品和罕见的历史文物来收藏了。

清初钱谦益（牧斋）和曹溶（秋岳），都是重视版本的藏书家。曹溶为钱氏《绛云楼书目》撰《序》，明确地阐明他选择藏书的标准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清代中叶著名版本校勘学者黄丕烈（荛圃），因笃嗜收藏宋版书，乃以“佞宋主人”自号，他为获得了一部宋版《陶诗》，又名其书斋为《陶陶室》。

古人笃爱宋版书如此，今人亦不乏其例。那么，宋版书为什么如此珍贵呢？这是由于宋版书流传不多，极为罕见，加以宋代刻印的书籍内容近于古本，刊印精美，装潢考究。北宋时期，除首都汴梁（开封）外，尚有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山等地，都是刻书的中心。后代的兵燹战乱、水火天灾，给宋版书带来了厄运，使北宋印本书籍能留存到今天的，除极少数的佛经外，其他书籍有如凤毛麟角，很难见到了。

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但有鱼米茶桑棉盐之利，东西两浙又盛产纸张，对刻书事业的发展十分有利，当时全国各路均有刻书。而以两浙东西路的浙刻本最精，成都府路的蜀刻本稍次。福建刻本优劣参半，其中麻沙本最差。各地区刻书又有官刻、家刻、坊刻的区别。官刻刊印装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审，坊刻内容广泛。

南宋刊刻的书籍，内容的编排形式有了改变。我国古代的经、史，其正文和注疏都分别写在或刻在两个书本上。南宋初期，盛行在同一书版上，用大字刻正文，用小字刻注疏。如浙东茶盐司刻《周易》、《尚书》、《礼记》、《春秋左氏传》，都把经文、注疏合刻在一版之上。建安（今福建建瓯）黄善夫刻《史记》，把《集解》、《索隐》、《正义》都刻在正文之下。这样给读者带来了很大方便。

南宋刻书，数量之多，效率之高，都是空前的。如绍兴二年（1132），湖州（吴兴）王永从一家刊刻《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全经五千四百八十卷，从开雕到完成，仅用一年时间，参加刻经的工人多达二百六十余人。其中有一位叫董明的刻字工人，他在湖州刻完《思溪藏经》，于次年去越州（绍兴）茶盐司刊刻《资治通鉴》；绍兴九年（1139）又到临安府刻《汉官仪》，同年在临安还刻了《唐文粹》。绍兴二十八年（1158），又到明州（宁波）刊刻《昭明文选》。此外，还在湖州刻《北山小集》，在临安刻《后汉书》等。二十余年间，刻书不少，其经历充分反映当时刻书数量之多和效率之高。

坊刻本即书铺所刻的书。南宋的书坊多集中在临安和建阳两地。它们除了刊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之外，主要刊印佛经、俗文、杂书等民间读物。现今有铺名可考的，在临安和建阳两地，尚有四十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临安府陈宅书籍铺。书肆主人陈起，字宗之，自号陈道人。他擅长诗文，与当时江湖诗人相唱和，编著《江湖小集》刊行于世。，他的儿子陈解元，名思，也开设书铺，陈氏父子刊印的书籍，在卷尾都分别题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或“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一行牌记。因为著名书坊，多设在棚北大街。所以，书坊本又称“书棚本”。陈氏书籍铺印书，纸墨工料多选上等，刊刻技术高超，是坊刻本中的精品，极为后世藏书家所宝重。

宋版书为世人珍重若此，究竟它是什么样子，能否一见便能辨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多看实物，加以细心研究。其主要特征是：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

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青纯匀净。

装订形式采用“蝴蝶装”。其方法是将书叶面对面相对折齐，在书叶反面版心的地方用浆糊粘连，再用较厚的纸包裹作为书皮；从外表看，厚皮包背，与现代的精装书相似；翻阅时候，书叶两边展开，如蝴蝶双翅，故称“蝴蝶装”，简称“蝶装”。宋版书流传至今，能保持原来蝶装的，极为难得。现存宋版书多已改装为清代盛行的“线装”了。

除以上所述，宋版书尚有一种较突出的特征，即宋刻书多有讳字，尤其以官刻本避讳更多，是鉴定宋版书及其年代的重要依据。

数百年来，借助宋版书保存了后代刻本所没有的资料，或用宋版书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在学术研究和历史的考证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流行最广，号称精审的殿本《二十四史》，其中《南齐书·本记第一》有宋孝武帝的宗室刘遐犯罪的记载。，原文是：“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舌中出血，众疑行毒害。”读此文不禁怀疑，刘遐的嫡母殷氏，舌中出血，怎能就怀疑是被儿子毒害呢？再查阅明监本《南齐书》则作“殷言中出血”。这就更为荒谬了，言语中怎能出血？再校以宋版《南齐书》则为“殷亡，口中血出。”更以《宋书·列传·宗室》相校证，则有：“遐与嫡母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殓，口鼻流血。”据此则情节与文字俱能吻合，可证宋本之佳。当然，宋版书不是精善无瑕的，有些校勘不精的书坊本，往往存在脱文讹字。读者如不讲求审定版本，就会发生错误，闹出笑话。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有位教官考试生员，所出题目是《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参加考试的生员，虽然有的人熟读《九经》，但是对此题目却不知如何下笔。后来，有人怀疑所出之题有误，请教官取原书查看，果真是福建麻沙本《周易》将“坤为釜”的“釜”字，误刻为“金”字。教官不察，闹出了笑话。可见整理古籍，必须重视鉴别版本，但又不能盲目迷信宋版，要择善而用。（丁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