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起源于何地？----汉地考

原创 京博文说史

有人主张：“自汉朝始，‘汉族’‘汉字’‘汉语’‘汉文化’等名称概念正式形成”（见《菏泽历代纪事本末》285页、《菏泽区域文化通览·第三编》89页）。也有人认为刘邦因封于汉中，为汉王，后来建政称汉，是为纪念汉中之地而名。这无疑是说：汉名源于汉中之地，汉代才形成汉族、汉语、汉字、汉文化。众所周知，汉中之地无上古伏羲、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后稷、周文王、秦皇 各代先王活动的任何点滴记载和遗迹，汉初距今才二千零二十 年，这与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几乎差了三千年。所以上引二说明显违背史实，缺乏历史常识。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华夏）这个概念出现于四千多年前，三皇五帝之后，经过夏、商、周等各代，其疆域是变动不居、逐步扩大的，与之同步出现的汉族、汉语、汉字、汉文化圈也是变动不居，范围逐步扩大。历史上的西戎、北狄、东夷、南蛮都是汉族的主体成分；而匈奴、鲜卑、氐、羌、羯、女真等上百个族众由于战争等原因也不断融入汉族，使用汉语、汉字，进入汉文化圈；明代，大量蒙古族众融入汉族；清代（包括初期）大量满族平民融入汉族；直到现当代，更有数十个民族的大量族众融入汉族。当代，由于国家统一，中央政权巩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迅速发展，城市化加快，人口大规模流动诸原因，即使少数民族区域也通行汉语、汉字，汉文化圈中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士混居生活，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而且汉语、汉字已是联合国五种通用语言文字之一，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汉语、汉字使用将会更加广泛。

不可忽视的是，明代以后，各姓氏修家谱成风，但往往只有支谱，没有总谱，同姓不同宗不通谱。只有近年，由台湾、香港同胞发起成立世界丘氏宗亲总会等几十个民间姓氏组织，愿意来大陆认祖归宗，寻根祭祖。他们编修世界性的本姓宗亲通谱，断然排除了同姓几十种来源的旧说，将包括来源于不同的民族、地域的同姓族人，通过整合统一，实现了同姓一祖。对此，各姓宗亲都表示接受。作为历史学者，我们也不能不予支持。目前，山东省只有孔、孟、颜、曾、冉、郜、甄等数姓自发组织世界性的宗亲会，修通谱，组织祭祖活动，远不如河南省既成立姓氏文化研究会，组织开会，办刊宣传，已形成上百个姓氏研究会（宗亲会），各族人到河南认祖归宗，寻根祭祖，考察根源、名人，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成了地方招商引资新的增长点，发展了旅游产业，这也证明豫鲁二省确为中华民族的起源地。

下面具体论证汉地所在及演变，从而考证汉族、汉语、汉字、汉文化的发展。勿庸置疑，古汉地应是上古被称为中国、中冀、华夏之地，最早脱离蒙昧，步入文明社会，应是桑麻遍地、禽畜繁多，生活条件优越、定居农业出现早，文化发达，最早有城市、礼器、文字的部族聚集之地，也就是伏羲出生地，黄帝、炎帝、蚩尤争战的涿鹿之地，也应是汉朝以前历代王朝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唯此，汉地不但是唐尧、虞舜、夏后、殷商的起源地，也是周人、楚人、秦人、巴人、蜀人、苗人、越人、九黎等部族的起源地。以下，将论证此汉地就在今菏泽及其周边，汉地之名称记载于文字首见于夏代，之后就有了成熟的汉语、汉字，而不是两千年后的汉朝。

《吕氏春秋·异用》记：“汤教祝网者网开三面，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也。’四十国归之。”由此作出“商之兴也以汉南”结论。《贾子新书·匈奴传》有：“汤教祝网者，而四十国降。”刘向《新序·杂事》亦记有此事。有了汉南四十国归顺，就为汤“景亳会盟”打下了基础。故可“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故有“东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汤乃近伐葛、载，北向伐韦、顾、昆吾，西进灭夏，实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装大革命的胜利。

这个近于商亳的汉南，固指汉水之南无疑。但是近当代坚执各种亳都说的学者讳莫如深，从无一人敢于论及，正是囿于所知，无法理解，只好装聋作哑，不置一辞。笔者经过十数年反复求证思考，终于弄明白，“汉南”者实即济水之南，汉为济水另一名称，它从今河南省中部、东部，流入山东西部。这个汉水之南的地方就是尧、舜、禹、汤、后稷及其前后先王的都居地。下面从十个方面论析。

一、从大禹所治四渎之名及夏代、商初境域证之。

《史记·殷本纪》载，商汤伐夏还亳，作《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滕文公·下》有：“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使禹治之，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二处所记，都是尧舜时代大禹治水之事，都指出了所治四渎，而不同的是所指四渎中，一言“济”、“一言“汉”。这不能解释为《孟子》一书中有误，或后世传抄有误。孟子治学严谨，生徒不少，不会出现弄错名称的低级错误。那么唯一解释只能是济水又名汉水。上引《汤诰》中，先王禹治水之地即尧舜及夏初疆域，也即商初疆域，故史称商汤居亳为“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江为泗水，山东学者王献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杜金鹏先生曾加论述，此前历史地理学者石泉先生曾解江为沂水。泗水流入沂水，二者下游为一，三位学者所解并不矛盾。史载商汤伐夏桀于中野之时，民乃弃桀归汤。《韩诗外传》称：“江水沛沛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兮，亳亦大兮！”知亳与“江”相去不远，联系《汤诰》“东为江”，则以泗水为江合理。泗水一源在巨野西（郑玄语），夏桀沿江东入海（按：东海即巨野泽），再逃南巢（今嘉祥焦氏山）。这些地点方位正合于亳与江关系。淮为商丘之南的睢水或与睢水平行且不远的一条河，并非后代之淮河，杜先生亦作过有力论证。上古时，四渎之间即为中原王朝所居，而其北部即济水。此为一证。

二、再从夏末商国与其邻国地理证之。

商侯成汤之国，一说“地方七十里”，一说“地方百里”，数目不一，但都是说其国境域不大。《左传·昭公四年》谓商汤有景亳之命，指商汤于景亳得天下，会诸侯。由甲骨卜辞可知商与亳相距不远，商即今商丘。杜预《春秋释例》 谓：“景亳在宋州北。”汤为侯之年，将都城由南向北迁移，亳所近之汉南必在亳之北。亳之北的大河只有济水。《逸周书·殷祝解》有“以薄之居，济民之贱”，可知周初之人称亳在济水附近。汉代人扬雄《兖州牧箴》、桓宽《盐铁论》则直言“济亳”。汉时山阳郡有薄县，济阴郡无亳县，但汉代人习惯称“济阴亳县”，实指济水南之薄（亳）县。《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皆称“汤止于亳”在陶与睢阳之间，适为今曹县地。

归之于商的汉南诸国究为何国？在何地？《左传·昭公四年》有：“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有仍为今济宁地，有缗为今金乡地，为学界通识。《管子·轻重篇》有：“汤封于赞茅。”《商君书·赏刑篇》言：“昔汤封于赞茅。”《太公金匮》有“桀怒汤……召而囚之钧台，寘之重泉，嫌于死，汤乃行赂，桀遂释之，而赏之赞茅。”不论是桀赏商汤以赞茅，还是“汤封于赞茅”，赞茅与商汤所居之亳应紧相邻则无疑，赞茅是汤的领地也无疑。赞茅读如菅茅，在今成武、单县间（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故与商汤之亳相邻。卞在今成武县地。邳在今曹县东边境之梁堌堆，旧名景山，《诗经·商颂·玄鸟》有“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亦言此景山为商国王业兆兴之地。故《国语·周语》有“商之兴也，梼杌次于邳山”之语。有莘在今曹县西北十五里莘冢集，为伊尹出生之国，故成汤东巡发现这个治国奇才，要娶有莘国公主，以得到伊尹（见《楚辞·天问》：“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唯吉妃是得。”）综上所述，有仍、有缗、有莘、赞茅、卞、邳等许多方国与商汤之国皆在济水之南。持郑亳说的学者陈旭等人也承认商夷联合灭夏的史实，由西夏东殷的地理形势证之，“汉南四十国”即为济水之南的东夷方国。夏末，这些方国确实归顺了商汤，这从另一角度证实了《吕氏春秋》

“汉南四十国归之”记载的真实性。此为二证。

三、从河、济、汉互称证之。

学人皆知济水为唯一过河而溢出的大水，故几千年来把济水看做河，河、济并称，或称济为河。而河与汉能否并称或互相替代呢？我们知道，人们称天上星河为银河、银汉、天汉、天河、河汉、星汉等，大水泛滥称河汉，大言夸张漫无边际也称“河汉”。可见河、汉因水相通可并称或替代。古代的星野说认为，天上的星宿与地上实体有对应关系，则地上的河、济、汉相通关系判然可知。其地就是中国、中原。济水出于河可与河并称，而汉亦可与河并称或替代之，故汉即济水之说应该始于四千多年的夏代。楚族人原居今山东曹县之楚丘，商代被商族人驱赶南迁，《诗经·商颂·殷武》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冞入其阻，裒荆之旅”说的就是这件事，楚人南迁后把中土水名带到新居地，命名为夏水，到周代改名汉水。汉中、安康、商洛地区非商族人居地，商洛之名亦与商汤无关。商洛师专历史系学者余方平为商洛人，撰文《皇甫谧等“契始封于商洛“可以休也》，批驳郑玄、皇甫谧、郦道元、魏源等人违反史实的歪理邪说，析之甚详，可作证据。此汉水与大河从不交叉，古语的河汉之汉与其无关。夏末之汉南指的是济水之南。此为三证。

四、从古之先王发祥历史证之。

据上古文献，河济间于黄帝之时为中土冀州之野。《淮南子·九州训》曰：“正中冀州曰中土。”《史记》、《汉书》都称黄帝得宝鼎冤句（又写作冕侯，笔者按：即今菏泽北魏乘氏城遗址），史籍又称黄帝与蚩尤战涿鹿，杀蚩尤于中冀，蚩尤肩髀、首级二冢在巨野重聚和汶上阚城，前者是其死地，后者是黄帝都城，故汶上有“中都”之名。黄帝之都与新郑，河北涿鹿、巨鹿了无干系。尧居唐、陶分别在今曹县、定陶。尧都成阳，又作蜀鹿，见于汉代碑文，宋人洪适《隶释》收录。尧葬成阳西北四十里小成阳，俗名囚尧城，在今鄄城，从无二说，见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所解。而成阳尧庙在今牡丹区胡集镇尧王寺，为上古至今祭尧之所，汉代五碑尤为见证。孙星衍说古不墓祭，古人重庙不重陵，祭庙不祭陵，陵禁樵采，荒不可辨；庙有建筑，时常修理并举办祭祀活动。帝王祭祀尧陵始自清乾隆元年，属满族祭祀习俗。舜生于东夷之冀州，具体地点为姚墟（村）之诸（通渚）冯（诸如凭，义为栏杆），即雷夏泽观测水文的台阁。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灰于常羊，作什器于寿丘，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债于傅墟，其地均在今菏泽及近邻濮阳、清丰、汶上之境。《鲁连子》称：“舜耕历山而友益，舜陶河滨而友禹。”禹所居有莘在今曹县西北十五里莘冢集；益所居在今鄄城郑营镇犬丘遗址，亦名垂丘；历山在阎什镇历山庙村，三处遗址相距不远。史载黄帝、唐尧、商汤皆曾东祭洛。商汤在夏桀二十一年征有洛克之，东观于洛，降三分沉璧，向洛水之神发愿灭夏，终在夏桀三十一年伐灭雒河之夏（今偃师市二里头夏都遗址）。汤东观之洛为由阳武东流至洛口再东流之洛水，并非东汉后才改名洛的河南雒水。由上所述，商汤所居济阴之亳在“汉南”即济水之南。此为四证。

五、据“子贡过汉阴”证之。

《庄子·天地篇》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文中“反”即“返”义。这里的楚即宋国之地，其时宋都已东迁今徐州，故庄子故乡的蒙地属楚。《庄子》一书寄寓庄子亡国之痛、亡国之恨。楚欲使庄子为相，被庄子断然拒绝。这里的“晋”也不是晋国，战国时期，韩、魏、赵早已分晋而独立建国，子贡是卫国人，“反于晋”之“晋”应是其本居，即卫国地，故称“反”。由“子贡南游于楚”，知此晋在其北。经查，山东郓城县西北春秋时有邑名“晋”，属卫，应为子贡所居。唐代于此设晋阳县，见《唐书》。子贡由楚地返卫地之晋所过之汉阴，应指古济水之南庄子故乡，故《庄子》对其记述明白如斯。再者，子贡所过“汉阴”若为湖北之汉水南，其地为水乡泽国，水源充足，根本不用人工浇地，更不可能为了省水（丈人拒绝用桔槔汲水），只在坑塘边挖沟引水，凿土井，抱瓮灌园。可见战国时，济水犹有汉水旧名。此为五证。

六、以“濟”、“漢”二字（繁体）训诂与古地理变化证之。

繁体“濟”为会意字，左部为水旁，右下部为舟之古体，舟上有人（ ）、刀、丫（柴），上有棚，会意为舟民。夏禹治水成功后，人得以离舟居土或降丘居土，有了水井，定居下来，以土为生，始有种植。而洼地长草，最多生物是牛、羊、猪等食草动物。羊肉鲜美，羊易猎取或批量养殖。商代甲骨卜辞有“羌刍”，即牧羊童、奴隶，常被抓起来作牺牲。羊、大合之为美，上为羊，下为大，大者，人也。当舟民居土定处，创文字，建城邑，制礼作乐，走向文明，先人造出“漢”字以纪其地。“漢”为会意字，左为水旁，右为“美”与“井（作口形）”的合体，喻指居于河边以羊肉为主要食物的人。汉的古体有多种。《说文·古文》作“河、火、或”的合体，表明已定居于一定区域，使用火，有水井，有土地，有守卫者的人众。《说文·水部》之“汉”作“河、草、水井、火、土”的合体，表明居民生活的要素。夏禹治水后，水落入曹（漕），州出，人降丘居土，地理条件变化引起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演变，带来了地名和文字的演变。济和汉字古体所记为一水一地。商亳及周边之地古称蒙泽、薄、甾、济阴、济阳、曹、陶、氾水、河邑等，得名皆在四千年前。此为济水又名汉水之六证。

七、从周、秦、汉之间历史证中国与汉地所在

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有五霸，战国有七雄，凡有大的会盟，考之多在鲁西、豫东，而不在别处。陕西关中，虽曾为宗周所在，其前的古公亶父时期尚为戎狄之域；至春秋战国时期仍是戎狄之所；即使秦国强大了，秦孝公认为秦人先祖是夏人尊称的皋陶、伯益，总想回到先祖旧地秦亭一带（今山东鄄城北境），他感叹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翟遇之。（《史纪·秦世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汉书·地理志》皆以为“陶为天下之中，四通八达”，为尧、舜、汤所都，其地有先王遗风。至吴国君主夫差欲与晋国争霸中原，盟于封丘之黄池，其地在豫东。古所谓中国、中原者鲁西、豫东是也，并非洛阳，长安、南阳、驻马店或山西之地。战国末期，秦与山东六国相争，秦相魏冉远攻近交，东过韩、魏而攻齐，居陶为活动中心，东夺刚（今宁阳堽城）、寿（今汶上阚城）以益陶、沿河、济迁九鼎于陶。魏冉死后，葬陶。楚人夺取陶，沿泗水东迁九鼎于彭城。秦人追之，楚人将九鼎沉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称帝，曾使千余人，没水捞取九鼎而不出。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建都咸阳，却因九鼎未立，而收天下之兵铸十二金人立于宫阙前，以镇抚天下。始皇虽称帝，犹不以自己为真天子，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乃东游而厌之。（以上见于《史记》）山东六国君主之后代反秦起义，犹把秦时关中视为戎狄之居，因其居于“中国”之外，“汉中”之地乃秦岭南之山中盆地，更不是当时“中国”之地。汉朝之名由太行山东之汉水、汉地而名。此为七证。

八、从楚国争霸中国证之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伐隨后，称：“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楚武王之子文王伐申、蔡、邓，这几国均在汉水之北。当时楚国强势，小国皆畏之。以后的成王结旧好于诸侯，周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王无视周天子之言，拓地千里，伐许、黄，灭英、夔，北入中国，济水之域的曹、卫、鲁等国皆归顺之。楚成王三十九年，楚伐宋，宋求救于晋，晋侵夺归顺楚的卫、曹二国，俘其君，与楚会于宋国都城下，令楚释宋围，楚将子玉不许。晋大夫栾枝向晋文公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栾枝所言“汉阳诸姬”，史家一般解为当时汉水之北的蔡、许、黄等国，实际上是不明历史与地理。此“汉阳”仍是指济水之北的卫、曹、鲁等国。晋文公要称霸中原，秦、齐派军相助驻军于城濮一带，自然要一战而胜强楚。故晋军虽从宋都之郊“退避三舍”，仍驻于今曹县北部的有莘，也不释卫、曹之君，晋文公观师莘北，鼓舞士气，又诈败以诱楚军入包围圈，楚将子玉执意与晋军决战，最后兵败而撤，被楚成王责难而被迫自杀。以后楚庄王曾观兵周都之郊，问“九鼎之轻重”，寓意把九鼎搬到楚国，称王天下。楚灵王仍想称霸中原，常驻楚国北边境的乾溪，不居国都，欲使使周求鼎以为分。楚灵王还率领诸侯国的代表公开地到时属宋国地的楚丘（武城，今曹县景山）去祭祀先祖，而把宋世子佐晾在一边，以祭祖无暇不予接见。之后的几代楚王仍念念不忘北伐中国。在东方六国中，楚地最大，势力最强，曾伐宋、魏、齐、韩、鲁，以至六国抗秦，推楚为合纵长。楚曾灭宋灭鲁，最早在今曹县地设蒙县、楚丘县，为楚淮北十一县之二，地涵盖今曹县、商丘、单县、成武、民权等数县之地，为今山东省地域内最早设立的两个县，距今二千四百多年。试想，若非有强秦东进，施行连横之策，则楚将尽取中国之地。楚国大贵族屈原自称“吾高阳之苗裔兮”。《史记·楚世家》亦谓“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如上，则楚国虽处蛮荒之地，一直要进取中国、中原，是想重回济水流域的先祖居地楚丘，而楚国本土所在的汉水一带并非“中国”之地，并非颛顼、尧、舜、禹、汤所居之汉地，就很清楚了。此为八证。

九、以《诗经》诗句和孔子过阿谷事证之。

《诗经》十五国风是黄河、济水流域各国的俗谣，其中并无楚风，即没有春秋时代楚国汉水流域的诗歌。“十五国风”为首的是“周南”，共十一篇，是夏代鲁地（周人发祥地、周公初封之地）的土风。其中《汉广》开篇咏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译作：南方有树枝叶高，树下行人休憩少；汉水之上漫游女，想要追求多徒劳。其汉水不会是楚地之汉水。最能说明《周南·汉广》所咏汉水之地所在的是孔子与弟子过阿谷之事。孔子与众弟子自卫适楚，路过汉水一河谷，见一位年轻村姑浣纱。孔子要子贡过去试试她的品德，子贡按孔子要求先后三次试问探察，甚至挑逗这女子，这位村姑都有理守礼中节地化解了。孔子感叹地说：“看来这位村姑是个通情达理品行高洁的人。《诗经》上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汉水这地方民众深有教化，民风淳朴啊！”这个汉地民风是由上古颛顼、尧、舜、禹、汤先王传留下来的。阿谷自古相传为今定陶城北十里的仿山之谷，历代吟咏不绝，并无二说。其北即济水，此为九证。

十、以南朝重臣、文人诗赋证之。

西晋末，北方几个游牧民族入侵黄河、济水流域，赶跑了汉族政权统治者，大批文人随汉族政权流亡江南。相当长时间里，双方以江淮为界对峙。北方政权强调自己居“中国”之地；南方文人则以华夏文化代言人自居，总想收复旧地，重回“中国”，推动政权组织北伐，如东晋曾派桓温、祖逖、刘载之等人北伐。避居江南的文人、政治家时常聚会歌咏，借题抒发思乡情绪。大文人江淹曾作《别赋》，大文人庾信曾作《枯树赋》。亲率大军北伐行至宋州北的大司马桓温读《枯树赋》，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咏物而寄情，此诚可谓千古绝唱。不容怀疑，诗中“汉南”指北方故土，不指流入长江的那条汉水之南。此“汉南”是黄帝、颛顼、唐尧、虞舜、夏后、殷商、汉祖活动的地方，即古济水，在鲁西、豫东。此为十证。

以上十证，可证古汉地即古济水流域。而要弄清此地为何又名中国，名华夏，名冀州，则留待他文证之。

附记：作者徐子红，原曹县史志办编审，初稿写于1996年6月，修改稿成于2006年6月。今定稿于2016年5月，首次公开发表于2017年第2期《菏泽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