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1555—1636)，字思白，号玄宰，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谥文敏。画风显著，为『华亭派』之首领，并精鉴赏，富收藏，书画理论的著作亦非常丰富。此帖为董其昌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书于崇祯元年（1628年）农历八月，时年74岁，为董其昌晚年的佳构，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难”是西汉东方朔首创的一种古文体。据《汉书》本传，东方朔向武帝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遭到冷遇，他便作《答客难》，用来自慰。文中假设有客话难东方朔，讥他官微位卑而务修圣人之道不止，他进行答辩。先说武帝时与战国时士人处境不同，遭遇自然而异；进而说修身是士人本分，不能因时而异；最后说士人的境遇因时而异自古而然。全篇带有诙谐的特点，发泄了他怀才不遇的牢骚情绪。此卷前半段书写的是董其昌自作的五言古诗一首。董其昌之所以能在晚明执书坛之牛耳，一在于他能直接取法晋唐，俊骨逸韵，终得二王衣钵；二在于他能在书作中贯注独特的精神气质，闲雅古淡，自由出入于晋唐之间。赏观此卷，可以见到董其昌的用笔之精到，决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结体之雅和，也高出明代诸贤；谋篇布局、行笔作书之间，虚实互生，浓淡并见，一种儒雅的书卷气跃然于纸上，正合他“渐老渐熟，反归平淡”之意。董其昌不愧为自元初赵子昂之后，能传二王书法神韵的第一人。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麋，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今世之处土，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大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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