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李方膺：种竹关门学画工，挥毫依旧爱狂风（上）韦力撰
李方膺是“扬州八怪”之一，但他并未在扬州长期居住，从其生平资料记载来看，他只是路过扬州两次，管劲丞在《李方膺叙传》中称：“李方膺虽名列'场州八怪’，脱略纵恣,但不像其他成员，他从没有把扬州作为卖画的基地。”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将其列为八怪之一呢？管劲丞认为：“其实李方膺之得列入'八怪’之列，首先是人品、画格和其他七人相当。……方膺和李鱓、郑燮一样，的确是广义的扬州人。”
认为李方膺属于广义的扬州人，是因为他出生于南通，而南通有一度属于扬州管辖，因此卞孝宣在《“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中称：“方膺之所以被列入'扬州八怪’画派中，一是由于其绘画具有鲜明的创新个性；二是因为康熙十一年，扬州府'并通州’。”
李方膺虽然没有长居扬州，但他与“八怪”中的主要人物有着密切交往，与金农、李鱓在诗词绘画方面有唱和，比如乾隆六年，李鱓在所作《喜上眉梢图》中所写的题记，就竭力夸赞李方膺所画梅花之佳：
滕阳解组，寓居历下四百余日矣，红日当空，清风忽至，秋风爽垲，作《喜上梅梢图》以自贺。禁庭侍直，不画喜鹊，性爱写梅，心恶时流庸俗，眼高手生，又不能及古人。近见家晴江梅花，纯乎天趣，元章、补之一辈高品，老夫当退避三舍矣。乾隆六年七月，历山顶寓斋记。
李方膺《古松图》1754年 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李方膺与金农的交往，日本出版的《支那南画大成》第三卷中收录有李方膺所作《梅花长卷》，该手卷后有袁枚、金农等人的跋语，其中金跋为：
人生天地乃借境，即事抒怀本无定。
李侯折柬招借园,同人俱是梅花仙。
天不与人以假借，不借之借真奇缘。
拖泥带水来恶客，转恐主人翻减色。
风雨声中杂管弦，清华才调孤高格。
淋漓泼墨写横斜，老干新枝共几丫。
吁嗟乎！天不雨，客不阻，宴会欢呼何所取?
铁骨冰魂寄此心，人与梅花共千古。
杭郡金农题此志谢，时年六十有九。
此画作于乾隆二十年初夏，当时李方膺居住在南京的借园，他发出请柬招多位朋友前来举行笔会，然天公不作美，那天下起了雨，使得金农未能前来，后来金农看到了这个手卷，然后写下了此跋。对于当时的情形，李方膺在该画的跋语中介绍道：
借园初夏，万绿迷离，池水盈岸，鸟语高低。约沈凡民、袁子才、金寿门共赏之。适大雨滂沱，诸客不至。无聊之际，命李文元吹箫，梅花楼侍者鲁竹村、何蒙泉度曲，郝香山伸纸研墨，画梅花长卷数十株，兴之所至，一气呵成。客来一乐也，客不来又一乐也。可见天地间原有乐境，视人寻与不寻耳。
李方膺《双松图》安徽省博物院藏
初夏时节，李方膺居住的借园里花红柳绿，于是他约袁枚、金农等前来雅聚，没想到大雨滂沱，他请的好几位客人都无法前来，这让李方膺颇觉无聊。好在借园内已经有了几位朋友，他请一位吹箫，另两位唱曲，还请另一人备好笔墨纸砚。面对潇潇夏雨，李方膺画兴大发，一口气画了几十枝梅花，可见梅花的确是他最擅长也最喜欢的题材，他还在此画的跋语中发了一顿感慨，说朋友来和不来，都能够找到快乐，只在于人们愿不愿意找而已。
后来袁枚也看到了李方膺的这幅《梅花长卷》，为此他补诗一首，同样夸赞了李方膺画梅之佳：
李侯画梅梅不奇，不敢来求袁子诗。
袁子题诗诗不好，先被梅花要笑倒。
李侯此画真奇哉，请客不来梅花来。
吹箫唱曲鼓舞之，乐莫乐兮画梅时。
开头一株疑老龙，剪云作甲翔东风。
二株花，纷槎枒，水仙玉女披袈娑。
三株四株如朋友，我学弹琴君饮酒。
到头涌出昆仑山，无人敢当梅花香。
此诗此画终如何？请君再问沈补萝。
不来客袁子才题。
李方膺与郑板桥也有较多交往，崔莉萍在其论文《李方膺研究》中，摘录了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所绘《欲栽买盆图》上李方膺所写跋语：“买个盆儿带回去，栽它南北两高峰。板桥送友人归越句，余录以赠之。”而《古今名人楹联汇编》中收录有郑板桥为李方膺所书行书五言联一副：“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晴江年学老长兄属，板桥郑燮。”故宫博物院藏李方膺所绘《墨竹图》中有郑板桥题记：“此二竿可以为箫，可以为笛，必须凿出孔窍。然世间之物，与其有孔窍，不若没孔窍之为妙也。晴江道人画数片叶以遮之，亦曰免其穿凿。”
李方膺《梅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由以上这些可见，李方膺虽然是广义的扬州人，但他并未在扬州长期居住，也未在年扬州拓展他的绘画市场，他的绘画市场主要是在南京，只不过，身在南京的他与扬州的几位重要画家都有着密切交往，而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后世归为“八怪”之一。贺万里、殷晓珍在《扬州八怪的交往圈与李方膺的被存在》一文中，对此总结为：
李方膺能够被公认为“扬州八怪”主要成员，与闵贞的“扬州八怪”身份总是被怀疑不同，不仅缘于他与“扬州八怪”中心成员如李鱓、郑燮、金农等人的持续的直接交往，更缘于虽然李方膺虽不在扬州却和“扬州八怪”成员交流不断，并且时不时地会被“扬州八怪”主要成员们提及。也就是说，在李方膺不在场的情况下，其他与李方膺相交甚好的“扬州八怪”成员，却总是会通过诗文、信札、题画、评艺、唱和等方式提到李方膺。可以这样说，因为“扬州八怪”交往圈中对他的认同，李方膺人不在扬州，但他的名字一直活跃于这个圈子，这就是李方膺的“被存在”。
关于李方膺在绘画上的师承，尚未见到直接的文献记载。清人《崇川咫闻录》中记载了李堂创建五山画社时的情形，能够从中间接了解一些情况：
借水园，李草亭筑，联五山画社。草亭性耽泉石，好笔墨之侣。下榻此园中三年者，陈菊村也。时凌镜庵、吴西庐、马药山恒与来往。又招张研夫、保褧庵、王买山、李顽石入社。未几菊村、买山逝，诸人多远游，社几废，适镜庵、西庐、药山、研夫、褧庵、顽石至园，续旧社。益以陈揖石、蒋开士，每月一集。自戊寅举社后十四年，药山、开士又逝，镜庵、西庐俱八十，余独健，研夫、褧庵、七十，揖石六十，顽石五十，草亭亦四十有八。十四年来积画社笔墨为人窃去，存者仅十二小页，每页草亭题墨数行，汇一册，时出玩之，并为之记。
由此可见，当年的五山画社十分热闹，当地很多文人都曾入社参加活动。该画社创建于康熙三十七年，每月举行一次雅集，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直到后来该社成员有的病逝、有的年岁大了意兴阑珊，而尤其可惜的是，该画社历年所藏的画作大多被人偷去。
李方膺《松石图轴》苏州市博物馆藏
这段话中并未提及李方膺，然而借水园的主人李堂是李方膺父亲李玉鋐的好友，两人有着密切的交往。根据时间推算，五山画社创办时，李方膺已经有了三岁上下的年纪，该社延续了十四年，可以想见在李方膺成长的整个少年时间，是经常目睹这些雅集，看见长辈们挥毫作画的，很有可能他就是通过五山画社，而激发了绘画方面的潜质。
对李方膺的绘画造成直接影响的，应当是他的二哥李彩升，王藻在《崇川各家诗钞汇存》中谈到李彩升时，称其“善画，尤精于兰竹。”而李方膺在绘画方面最擅长的题材除了梅花之外就是竹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应当是受到二哥李彩升的影响。比如李方膺在乾隆十六年画了一幅《潇湘风竹图》，他在该画上题诗一首：
画史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
请看尺幅潇湘竹，满耳丁东万玉空。
对于这幅画作，崔莉萍在论文中评价说：“对于竹子的表现，宋以来历代都是有的，而且表现风竹，也有画家为之，但是像方膺这样，表现疾风尽雨或狂风中的竹子，画史上似乎很少见。”两年后，李方膺又作了一幅《风竹图》，此画的题诗为：
波涛宦海几飘蓬，种竹关门学画工。
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
可见李方膺爱画竹，并且尤其爱画疾风中的劲竹。南京博物院藏有李方膺画的《凤尾紫燕图册》，图中有他所写的题记，阐述了他的画竹心得：
画竹之法须画个，画个之法须画破，单披凤尾，双飞紫燕，穿插只经营，位置求生新，二皆难矣。余读《离骚》之余，实无常师，稍得生气便止，非娱时人之眼目也。
这段话可以视为李方膺的画竹理论，他认为画好竹子，既要讲求细节，又要讲求谋篇布局，同时要在笔墨上有所创新。
李方膺《游鱼图》 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李方膺的家庭出身，清人杨廷撰编纂的《五山耆旧今集》中有李玉鋐的行状，行状中提及：“太高祖华廪贡生，累官户部郎中；高祖贡拔贡生，累官江西建昌府知府；曾祖敕、祖延祥、父达生皆名诸生。”李方膺的祖上虽然没有较高的功名，但所任官职都不低，可见也是世宦之家。然而到了李玉鋐辈，家境衰落了下来，李玉鋐在所作之诗中谈到了他少年的清苦：
少时辛苦几多年，老至方图饱食眠。
十亩尽收荞麦子，春来做饭也堪怜。
十家厨灶九无烟，雨雪萧萧岁暮天。
儿妇供来粗粝饭，疗饥有术尽陶然。
可能是为了重振家风，李玉鋐刻苦读书，终于在康熙四十四年中举，第二年联捷成为进士。自此之后，南通李氏门庭再兴，李玉鋐的四个儿子虽然未能考中进士，但三子李方龙中了举人，二子李彩升官至云南府同知，四子李方膺则做到了山东莒州知州。
李方膺能够得官，竟然是因为雍正皇帝的照顾。袁枚所撰《李晴江墓志铭》中写道：
晴江讳方膺，字虬仲，父玉鋐，官福建按察使，受知世宗。雍正七年入觐，上悯其老，问有子偕来否？对曰：第四子方膺同来。问何职，且胜官否？对曰：生员也，性憨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即召见。交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用。
李方膺《潇湘风竹图轴》南京博物馆藏
当年李玉鋐做福建按察使时颇受雍正皇帝倚重。雍正七年，李玉鋐入京觐见皇帝，皇帝看他年岁已大，问他是否带儿子一同来京。李玉鋐说他的第四个儿子李方膺同来，皇帝又问李方膺现任何职、是否做官等问题。李玉鋐颇为率真，回答说四子李方膺仅是个生员，并且性格憨直不适合做官。皇帝闻言笑了起来，打了个比方说，没有女子先学怎么养孩子然后再去嫁人的，于是特意召见李方膺，把他交给了河南总督田文镜，最后安排他担任了知县。
李方膺以这种方式进入了仕途，为此李玉鋐特意作了《引见勤政殿恭纪二首》来纪念此事，其第二首为：
帝眷垂边吏，天恩及后人。
分符邹鲁地，入政圣贤津。
努力勤民瘼，焚香答紫宸。（四子方膺举贤良方正，以沿海知县用。）
李玉鋐在该诗的小注中还明确写道：“四子方膺举贤良方正，以沿海知县用。”李方膺在被任命为知县之前，跟随父亲在福建任职，就曾经被当地以贤良方正保举过，也许是这个荣誉头衔，才让皇帝找到任命他为知县的理由，而其被任命时已经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