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罗振玉：寄命学术拯衰乱
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罗振玉与王国维相约，多备米、盐，誓不去。事后，罗振玉陈述他此时的态度是：“万一不幸死尔”。
时年，罗振玉四十六岁，官至四品，为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事（正筹办中的农科院院长）。王国维时年三十四岁，为学部编译。
备粮效死，“忠臣不事二主”，是传统士大夫在变乱之际张扬品格的激进手段。但罗、王二人，都不过是京师掌文翰的小吏，万万轮不到他两人来做表率。
由此，备粮约死也可看成是罗、王二人观望朝中怯懦显贵的一个高调姿态。果不其然，事变两月余，袁氏秉政，清室危殆，皇族内阁无人赴死，铁帽子王世家无人赴死，唯良弼遇刺而已。
国事如此，再效臣节，就有些自欺欺人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罗振玉、王国维的高调，坚持了两个月。
1911年12月，罗振玉、王国维进退两难之际，日本人藤田丰八出了个策略，东渡日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时日本人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劝说罗振玉东渡日本，而京都大学罗的旧友也来信相劝。“万芳鼓角穷冬夜”，罗、王二人遂再约远走东洋。罗振玉请假出京，与王国维、女婿刘季缨携眷由天津乘船赴日。11月27日，罗、王二人抵达神户。
对于二人此次仓促赴日，朝中颇有些异议。侍郎宝瑞臣就质问罗振玉：“君竟洁身去耶？曷稍待，俟必不可为乃行”。对此，罗振玉承诺在日本安顿好家眷就返回，抵达日本三天，罗振玉再次乘商船返回大连，由陆路前往北京。又在北京观望了半个月，知大势已去，乃再次东渡日本。
这一去，王国维至1916年返国，罗振玉要到1919年才回国。
关于罗、王二人从“求死”到“浮海”的心迹转折，两人在日后写的诗词、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王国维后来有段评述变乱之际学者行为的话，或是隐晦地回答了当日罗振玉与他在辛亥年碰上的真正的难题：
“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学术存亡之所系等于人纪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
这能以学术维持纲纪的“一二人者”，不正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吗？
黑海东头望大秦
清季“学术”，从乾嘉考据的遁世姿态脱胎而来，在国变频仍之际，学术的主旨，逐渐转向经世之学。甲午之败，对士林的学问方法冲击甚大，罗振玉、王国维同在其列。
甲午之后，师承乾嘉朴学一系的罗振玉从金石之学向务实的学问转进，读西书，求新知，“开眼看世界”。1896年，罗振玉抵达上海，随即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本农业杂志《农学报》；1898年，罗振玉又创立了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东文学社。也恰是这一年，罗振玉认识了王国维。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晚清著名小说家刘鹗之孙）的回忆，他的外祖父雪堂先生有一次去《时务报》报馆办事，听见有人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大为惊骇，随即上前攀谈，并劝他去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这个读书人就是王国维。
根据罗振玉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欣赏王国维，则是因为一日偶见王国维题于扇面的咏史绝句：“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感觉卓然不凡，“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
王国维诗中张、陈，即后汉安帝臣属张珰、陈忠，二人议绝西域，罢都护。甘英，汉和帝时西域都护班超的掾吏，“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咏史”意境开阔，剑指天下。甲午之后，士风激切，罗振玉见王氏之诗而物伤其类，进而相携提拔，在情理之中。
《咏史》成为王、罗结为“三十年金石之交”的契机，实际上本诗内涵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意向，也预示了他们始终不渝回归传统的方向。
辛亥年之后，罗、王二人最为用力的，是甲骨文的考释，这门大学问，似乎是纯粹的旨趣。但问题不止于此，学术不仅是安身立命之道，更隐含了一种政治观点。罗振玉一生学术成就，尽在古典学问中最精细、最艰深的部分，而王国维由文学入哲学，再入殷商卜辞。仅以二人的学术面向而论，无不围绕“传统”入题。
“传统”是什么？由辛亥造成的两个不同体制的根本差异是什么？
“师昭狐媚竟如何”
罗振玉比王国维在政治上要高调得多。辛亥后对于“革命”的挞伐痛诋，罗始终毫不隐晦。
1915年，罗振玉在日本，隔岸观火，忽而共和，忽而总统，忽而袁氏称帝，大愤慨。痛骂：“呜呼，时至辛亥，人伦之道尽矣。”
1931年，65岁的罗振玉编订自述《集蓼集》，称撰述此书的目的，是“念儿子辈丁此身世阅历太疏，故书以示之，用资借镜”。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是他对未来政治的见解。罗认为：“中国廿年来民生涂炭，皆由帝制改为共和，导天下人以向利忘义，浸成不夺不餍之局，三尺童子皆知其害。故欲挽横流，非恢复帝制不可”。是年九一八事变，罗振玉随溥仪出关“再造帝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
相较于罗振玉的直白，王国维则隐晦得多。
1912年，王国维写《读史二绝句》，其一云：
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竟如何？
阮生广武原头泪，应比回车痛哭多。
师昭，指司马师、司马昭，“狐媚”语出后赵皇帝石勒批判司马氏父子“狐媚以取天下”语。阮生指阮籍，广武，为楚汉战争旧址，原头，即战场所在。阮籍登广武，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遂“率意独驾，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辛亥年的政治巨人是袁世凯。袁为顾命之臣而夺清室之权，王国维意在贬抑袁为“狐媚以取天下”的司马氏父子。辛亥堪与“楚汉龙争”相比拟的“革命”，在王看来，不过是袁世凯的“篡乱”。
在此之后，王国维又写《咏史》五首、《颐和园词》，追掉清室，贬斥无气节官僚。1913年，隆裕太后病死，王国维闻此作挽歌，“山河虽已异，名节固难刊”，一派“遗老”气象。
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尽，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此段遗言，如何解释，争议至今，关键在于“再辱”二字。如果辛亥年王国维“东渡”不死，可做第一次“受辱”于革命党解，那么王氏遗言的含义，应当是，革命党北伐的成功，将再次羞辱这位“遗老”。
（撰文/ 张晓波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陈鸿祥《王国维传》、罗振玉《雪堂自述》等资料。）
王国维
（1877—1927）
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罗振玉
（1865-1940）
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王国维诗词
《咏史》
（1912年）
先王号圣贤，后王称英雄。英雄与圣贤，心异术则同。非仁民弗亲，非义士莫从。智勇纵自天，饥溺思在躬。要令天下肥，始觉一身崇。百世十世量，早在缔构中。黄屋何足娱，所娱以其功。成家与仲家，奄忽随飘风。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
罗振玉诗词
《元旦口占》
（1931年）
二十年来国步频。握蛇骑虎阅艰屯。低回苦忆承平日，迟莫俄惊大地春。尚有故人同汉腊，且斟柏酒诵皇仁。但期早勒湘江石，皂帽何妨老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