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史相通一面

采风问俗，探访消息，文学与史学相通的一面，在于均须以客观态度写作，不轻以价值观作是非褒贬，但并非没有。

《围城》里的赵辛楣，与上海话“邵洵美”谐音，邵绡红在《天生的诗人》一书中记述：“当时许国璋因作者给这个人物取这个名字很不以为然，责问钱锺书。两人发生争论。”《天龙八部》中有四大恶人，其中的云中鹤“穷凶极恶”，金庸以此抹黑徐志摩，因为徐有一笔名即云中鹤。二位作者的史笔、史观、史识皆一流，至于小说写作，既可娱心，又可感人，岂有不虚构者。当年何质臣在天津的茶楼演唱单弦牌子曲《金山寺》时，没有一刻的正经，将曲词“虾兵蟹将前来助阵，领兵的元帅就是大老鼋”，唱作“领兵的元帅名叫土肥原”，立时引得哄堂大笑。然脱离稗官野史框架而有所实指做法，从法律层面审度，即便正义，也不合理。

文学者，剥笋抽蕉，穿凿附会；史家者，挖土成山，注水成湖。史学家往往厚积薄发，博观约取，而惜墨如金，小说家则不然，采生折割，东拼西凑，而洋洋洒洒。陈寅恪评述陶渊明：“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众，论其思想者较少。”文学与史学的相通一面，盖也如此。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沈德潜《唐诗别裁》序言有曰：“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乐，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寓无限于有限，纳须弥于芥子，为每个字词附之灵魂，此文学之严谨矣。

忠言直道，史学家之叙述；曲言寓意，小说家之表呈。有人不屑小说家表呈，有人则善用之，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阐明，所谓“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因此“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然任公对小说用心过头，难免言过其实。而社会学家潘光旦“一向喜欢稗官野史”的原因，大概从中更易读出社会。

媒介即隐喻，每种媒介皆意味着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形态。自媒体的特性，无外自创作品、自持版权、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享收益，然“自媒体有两大风险：一是被商业买通的风险，二是被权力取缔的风险”，北大学者胡泳认为，这两种风险均已在自媒体身上验证，是否也意味着客观态度写作，将不复存在？米勒《文学死了吗》云：“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如同今人担忧自媒体，当年文字媒介取代口语媒介之时，柏拉图尝担忧“文字没有人情味，文字损害记忆，文字没有回应，文字不能像口语那样捍卫自己”。

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自吹无妨，凡事须待后人评价，文学批评比文学创作容易，因为难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