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跟梁启超建立私人联系

文/ 杨早

大家好，又到了周日，欢迎收听早茶夜读之新书来撩。我是杨早。

我常常说，要最快地进入一本书的方法，就是让这本书跟你自己之间建立一个联系。

所以当我看到许知远写的《梁启超传》第一部《青年变革者》的时候，我最注意的是它书写的年代：1873到1898，我才突然发现，如果把这数字加上100年的话，那么梁启超出生后100年，我就出生了。梁启超1898年因为戊戌变法失败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好那年北大百年校庆（北大就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我也考上了北大，然后开始了我的另一段人生。

其实这么干，就是把自己历史化的始作俑者——始作俑者不是一个好的词，开玩笑——最早的就是梁启超本人，他描述自己出生年份的时候，是说：太平天国在南京覆灭后的第十年，大学士曾国藩逝世后一年，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三年，而意大利则在这一年于罗马建国（许知远说意大利迁都罗马是1871年）。梁启超描述自己出生的年月，一下子就把自己变成了世界风云当中的一分子。

我觉得在过去的时代那么多人物里面，梁启超算是我的偶像之一，我最觉得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种年轻感。

梁启超去世的时候也有50多岁，但是他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老师康有为，最好的地方是他不变，我自己最好的地方是我老变。据说一辈子统计下来，梁启超大概变了28次之多。

但是梁启超的每次变化，都与时代是同行的，他不是一个虚伪的投机者，不是一个做戏的虚无党。梁启超是一个真诚地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变革者。这样的人在整个近代史上其实是不多见的。大浪淘沙，就像鲁迅说的一样，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总之就是时代的变化特别猛烈，昨天的变革者先锋，可能到今天就成了“封建余孽”。

但是梁启超始终是保持着旺盛的求新的意识。曾经在一次分享会的时候，有人说梁启超是多么的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跟年轻人能够打成一片。我当时就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的特点，他不是一个会故步自封，会端着架子的油腻中年，他即使到了自己不再是青年的时候，他仍然是心中熊熊地燃烧着青春之火的这么一个青年变革者。

所以虽然没有看到许知远梁启超传记的全部，但是前二十五年这一段，单独拎出来，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梁启超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慢慢地开始从一个广东去的，国语讲得不太好的这么一位考生，在北京崭露头角，成为了日后影响及于全世界的人物。先是以“康梁”著称，后来梁启超摆脱了老师的阴影，真正的成为了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思想家之一。

而我觉得由许知远来写梁启超传记，也是很有意味的一种举措。因为梁启超一生最大的成就也好，或者说最大的名声也好，都来自于对新媒体的掌握。比如说我们说报纸、学堂、演讲，这是“传播文明三利器”。梁启超对每一项都介入很深，近代政治也少不了他的一份，包括后来护国讨袁，对吧？他教出来的学生蔡锷，跟他一起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媒体人，我觉得梁启超的厉害之处，就是把媒体人身份发挥到了极致。跟思想家客串媒体人不同，媒体人是梁启超一个基本的身份，在这个身份上面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身份，而来源与基础都来自于媒体的特性。

为什么梁启超多变而康有为不变？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梁启超是一个媒体人，媒体人是不能够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媒体人也不喜欢开宗立派，而是以赛亚·柏林说的那种“狐狸型”的人，他会不断地去寻找，特别敏锐地寻找风向。

我们最近常常说，很多媒体人职业生涯的下一步，就是去卖保险，或者去当公关，但是梁启超这样的媒体人，他会把他从媒体生涯当中得到的全部能量都可以转化，比如说他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民国初期他对财政、法律各方面的研究，你去看《饮冰室合集》，会觉得它无所不包，几乎就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百科全书，而且是很新的百科全书。比如1905年讨论立宪，他也照样是立宪派的中坚力量。所以研究梁启超，或者说阅读梁启超，基本上就相当于在阅读一部个人的近代史。这是梁启超特别值得去探寻的地方。

许知远本身是成功的媒体人，他来写梁启超，常常会怀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尤其会使用相对不那么学术，而是偏于媒体的笔法。比如说《青年变革者》这本书的一开始，就是从梁启超闯进日本公使馆——在东交民巷，我们上次五四路走过——去向代理公使林权助求援，希望他能够救光绪皇帝。后来林权助也就是帮梁启超逃离了北京去日本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