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活在自己的意志里
好几次了,编辑好的素材,明明就在素材库里,可就是找不到。
事情不大,但努力与心血,付之东流,总让人不舒服。
是误删了?
扪心自问,不是那种特马虎之人。
可结果,踪迹全无。
只能重新来过。
因为好的文章,特别在意,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静下心来,想想读过的大师们,他们的所作所为,那才叫绝。
一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法国革命史》的全部文稿。
第一时间,他将这本巨著原稿,送给朋友米尔阅读,请其批评指正。
可没过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地跑来,浑身发抖。
原来,巨著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
其余部分,已被家中女佣,当做废纸,丢入火炉,化为灰烬。
晴天霹雳,卡莱尔非常难过。
因为他呕心沥血撰写《法国革命史》时,每写完一章,就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第二天,卡莱尔重振精神,买了一大摞稿纸。
重新开始,从头再来。
他后来说——
这一切就像我把笔记簿,拿给老师批改时,老师批评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要写得更好些!”
现在我们读到的《法国革命史》,就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
他闪着光亮的话语,总在耳边——
一个人不把恐惧踩在脚下,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奴性的,不真实的,而且是华而不实的;他的思想是虚伪的,他所思所想也如同奴隶和懦夫……总之,要无所畏惧,不论现在或将来,一个人战胜畏惧的程度将决定他是怎样一个人。
二
抗战时的昆明,常有日本人的飞机来袭。
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说——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是歼击机的扫射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可怜的老金(金岳霖,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每天早晨在城中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就从这个村子(龙头村)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一有空袭警报,裁缝师傅,扛着缝纫机跑;
身为老板,带着账本跑;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带着书稿跑。
总之,众人纷纷带着自己认为珍贵的东西,躲防空洞。
金岳霖教授,刚刚完成了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一书。
空袭警报响起,他把书稿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自己坐在稿子上。
警报解除后,他立身站起,转身就走;
地上的书稿,却遗忘了。
等到想起,捶胸顿足,已是于事无补。
从巨大的懊丧与悲苦中,逐渐恢复平静,老金痛下决心,一切从头再来。
此部哲学巨著,在昆明开始;
后来老金休假,来到李庄探望梁林夫妇,仍然继续。
终于,完成书稿,已是1948年年底了。
书成之后,老金先送冯友兰审阅。
据冯氏在回忆文章中说——
他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
随后,老金把《知识论》手稿,稍作修改,寄给商务印书馆。
此时,北平已是围城。
炮火硝烟中,印书馆职员,已是人心惶惶,各自顾命;
天书一样的书稿,无人念及。
直到三十年后的1983年底,商务印书馆将《知识论》印了出来。
此时的老金,已重病在身。
待他病情好转,翻阅这部成书《知识论》时——
前后两次共十余年心血的结晶,1984年的春天到了。
当年10月,90岁的老金,与世长辞。
这部大著,遂成他学术生涯的一曲绝响。
三
1938年秋,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
他与陈省身、许宝騄,并称为西南联大“数学三杰”。
一天,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华罗庚的家炸毁。
“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吴宓教授将这天的惨状,写在了日记里。
幸好,华罗庚当时不在家,而在防空洞里。
但防空洞也被震塌,将他埋了一大半。
炸弹炸过的土,由于空气压缩,特别紧,不好刨,也不能用工具,最后众人硬是用手挖,把华罗庚救了出来。
华氏一家,已无片瓦遮头。
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伸出援手。
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
这是一段患难与共的生活。
同时,也深为闻太的贤惠折服。
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
牛在下面,华氏一家人住在上面。
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居住。
而华罗庚以其惊人毅力,拖着伤残的腿,在相距十余里的学校与楼棚之间跋涉。
晚间伏案于牛圈的楼棚,华氏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
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
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洒一般。
一灯如豆,危楼欲倒。
天气热时,蚊子成群地飞舞,虱子跳蚤也来添乱。
即使这样,华氏每晚工作到深夜。
不久,华罗庚无钱将大腹便便的妻子吴筱元,送入医院分娩;
孩子只得在此间破屋,呱呱坠地。
华氏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心酸不已,且不无幽默——
就叫华光吧,因为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一次,妻子得到两个鸡蛋。
华氏让妻子将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一份吃了;
剩下的四份,留给妻儿们。
妻子的眼泪,扑簌而下。
华氏安慰道——
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下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
《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
华氏,将其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
人算不如天算。
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巨著,对方半年后才告知:手稿已遗失。
得知手稿丢失后,华氏大病一场。
梅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也提及此事。
书稿丢失,无法弥补。
华氏打起精神,再接再厉,
他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
而是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专著《数论导引》。
1944年,华氏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前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
这是他的成名作。
此时的昆明,已很少听到空袭的警报声了。
华氏一家,这才告别整整住了三年的牛圈,回到城里。
1945年,矩阵几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诞生。
创始人,便是数学家华罗庚。
四
1956年1月,杨绛翻译的四十七万字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出版,受到好评。
此部作品,招来了另一项翻译任务,重译《堂吉诃德》,这是杨绛很想翻译的书。
出版社要求,不论从英译本或法译本转译都可以。
于是,杨绛从手边能找到的译本中,挑了两个最好的法译本,又挑了三个英译本。
五个本子对比着读,她惊奇发现——
这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最可信呢?我要忠于原作,只可以直接从原作翻译。《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
说到做到。
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
我从农村改造回京,就买了一册西班牙语入门,于1960年3月29日读毕;又买了一部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备翻译之用。每天规定一个时间习西班牙文。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言,不进则退。
我没有老师。我依靠好的工具书,依靠阅读浅易的西班牙文书籍,渐渐地,我不仅能阅读《堂吉诃德》原文,也能读通编注者注解,自信从原文翻译可以胜任。
翻译工作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
如果精神好,杨绛就超额多干;
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她也超额多干。
超额的成果,杨绛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
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
所以杨绛才能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按计划完成。
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她还偷工夫一点一滴地攒。
《堂吉诃德》的译稿,一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
1966年8月27日,那一天真是杨绛不幸的一天。
早上在办公室,被迫交出《堂吉诃德》译稿。
晚上,在宿舍大院陪斗,给剃成“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
《堂吉诃德》,被革命小将认为是“黑稿子”,没收。
杨绛买到的《堂吉诃德》原文,上下集共八册。
她翻译到第七册的中间,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
杨绛倒抽一口冷气,那是她的誊清稿,草稿已扔。
直到1970年6月,书稿才发还。
但这几年间,杨绛没有荒疏西班牙文。
稿子发还后,杨绛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又从头译起。
1976年底,全稿译毕。
《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杨绛自己校了四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
《堂吉诃德》前前后后,竟经历了整二十年时间!
杨绛自叙——
九年后我又校订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
留住时间的最好方式,是把它变成珍贵的事物。
《堂吉诃德》,陪伴杨绛,共度二十年。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
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有一段话,为上述大师们,作了很好的诠释——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持之以恒的精神。才华不能,有才华但不成功的人随处可见;天赋不能,天赋无回报几乎是一句谚语;教育不能,这个世界挤满了受过教育的被遗弃者;只有毅力和决心是万能的。
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你多么富有,而是你回头看的时候,问心无愧,那才是真正的价值。
活在自己的意志里。
一切,都是视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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