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耀后世的《诗》《骚》
中国堪称“诗国”，诗歌的传统渊远流长，先秦诗歌为其源头。《诗》、《骚》代表着先秦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巍然屹立的两座高峰。如果说灿烂的先秦文化宛如一座五光十色的宝库，那么《诗》、《骚》就可说是这座宝库中辉光四射的明珠。
《诗》：奠定传统，沾溉后世
《诗》即《诗经》，又称“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辉煌的成就彪炳文学史册，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6篇所谓“笙诗”有目而无辞，故实有305篇，都是配乐演唱的乐歌。作者难以确考，其中部分为公卿列士献诗，部分则采自民间，再经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而成。流传既久，经手亦多，故具有集体创作性质。《诗经》的确切年代已难一一考定，可大致论定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约500年间。
《诗经》依《风》、《雅》、《颂》分类编排。何以如此？历来众说纷纭。现代学者多据“《诗》皆入乐”，认为主要是照音乐特点划分的。“风”指音乐曲调，《国风》即当时诸侯国所辖地域乐曲，犹如后世地方乐调。“雅”即“正”，《雅》指王畿之乐，是相对于各地“土乐”而言的“正乐”，反映了尊王观念。《雅》又分《小雅》、《大雅》，主要区别于音乐的不同和产生时代的远近。《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是祭神祀祖时所用的歌舞曲。《颂》为庙堂乐章，旨在祭祀祖宗，祈祷神明，赞颂王侯功德，在当时最受尊崇，也堪称后世歌功颂德一类作品的祖师和典范。但从文学角度看，其价值远不如《风》、《雅》，故后世多以《风》、《雅》代指《诗经》。
《诗经》产生于漫长的时代和辽阔的地域，反映了恢宏博大的社会生活面。其思想内容涉及甚广，不仅有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真挚动人的婚恋诗，还有农事诗、征役诗、爱国诗等，可谓丰富多彩。《诗经》作品大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卷十六何休注》）或“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之作。这些“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诗歌，大都直面人生，表达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既朴素真实，又自然生动，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西周至春秋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精神，表现出重人事、重现实、崇尚真善美的思想特征。朴实自然的风格美闪耀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大优良传统。
前人从《诗经》中归纳出所谓“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不仅概括和总结了《诗经》的艺术技巧，而且揭示了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传统特征。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从《诗经》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民族特色的具体表现，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骚》：不朽杰作，日月齐光
《骚》即《离骚》，后人亦用以代称楚辞。《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不朽杰作。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据《史记》本传所记，屈原才高学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政治抱负。他生当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之职。初得怀王信任，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显著成就。后因楚王昏庸，谄谀用事，政治腐败，群小得势。屈原正道直行，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度被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拔郢都，眼见祖国沦亡，人民遭难，屈原万分悲愤，极端绝望，于是怀石自沉汨罗而死。屈原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楚国和时代的悲剧。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有作品25篇，但未具列篇名，后世学者聚讼纷纭。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离骚》、《天问》为屈原所作，无可怀疑。《九章》（9篇）中虽有后人拟作之可疑者，但基本上仍可认定为屈原作品。《九歌》（11篇）则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再创作。另有《招魂》一篇，据《史记》所记，应为屈原之作。
《离骚》全长373句，2490字，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由诗人自觉创作、独力完成的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诗人屈原的出现和《离骚》的产生，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曙光的照临。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又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列传》）可知《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在全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诗人思想和人格的灿烂光芒。
《离骚》艺术造诣极高。诗人倾满腔心血塑造了“灵均”这一主人公形象，熔铸了自己的意识、情感、理想和人格，成为后世人们景仰、敬慕的崇高典型。同时，《离骚》也为长篇抒情诗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屈原继承、发扬了《诗经》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特别是对《诗经》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重大开拓。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而为一，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
屈原的光辉精神和不朽杰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称道：“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熊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