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心雕龙 | 贾立元：“光荣中华”——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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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中华：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文 / 贾立元
本文最初发表于《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期刊收稿时，“地球往事”系列的第三部《黑暗森林》尚未出版，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已出版的前两部。
在同代科幻作家中，刘慈欣虽登场较晚，却迅速崛起成为领军人物。当其同行还在努力对传统科幻进行全方位颠覆时，刘慈欣却以建构性的姿态，凭其对宇宙宗教般的情怀、对科学的浪漫主义书写与对人类自强不息的英雄赞歌征服了大批科幻迷。他被认为“成功地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起来，同时注重表现科学的内涵和美感，努力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那么，何为“中国特色”？它与“科学的内涵和美感”有何关系？他笔下那些代表宇宙神秘与人类智慧的巨大物体所展示的激情与崇高，又怎样参与了“厚重的现实”？
一、“雄浑”与“崇高”
“崇高”（Sublime）是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当人在面对体积庞大、力量强大、壮丽无限的事物时，会体会到一种强大异己力量的威胁，因而产生恐惧的痛感，进而爆发出大胆反抗和挑战精神，于是产生了崇高感，这无疑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基础上的。与之相对，中国美学中的“雄浑”则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是主体化入客体的伟大与豪迈。曹顺庆认为，两者之不同源于东西方社会形态差异：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点，商人在旅途中遭遇自然界的险恶，激发出用智慧去了解和战胜自然的勇气。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人们的生计全靠大自然赐与，故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睦，讲究效法天，避免因个人的道德败坏导致灾害。通过认定人与宇宙同构，将自然现象予以伦理解释，中国人就不需要向外去探索“真”，而只需向内求“善”，并将其在社会中予以实践，在内圣外王的理想中获得最高满足。这种愿望固然美好，但难说不是一种面对无情自然和混乱世相的无奈与机巧，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见识了现代物理学的宇宙图景的今人看来，就颇有逃避真实的味道而近乎妄想了，其发展到一端，不免产生迷信。
实际上，即便是“雄浑”，也被儒家套上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紧箍咒，于是连屈原、苏东坡、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也要遭人诟病。这不难理解：当“和”的要求从“天—人”转向“人—人”，也就必然推出“克己复礼”的道德自律，它与封建开明专制互相诉求，互为支援，因此不可能给粗犷豪放的作品和自由奔放的情感宣泄留下多少余地，也就可能束缚了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道家虽提倡天地之大美，但“大”的根本是“道”，而“道”的根本是“无”，因此最终要以“无”、“静”、“退”、“柔”为尚。这样，不但现代科学的探索欲与理性精神无从诞生，就连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也有进一步沉沦为柔弱而不思进取的危险。因此，鲁迅才说中国诗“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故而“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也就是要激活古老绵软的病危躯体中近乎垂危的“雄浑”，使之蜕变出新的、健康的民族主体。这样看来，“五四”一代错失科幻，实为时势所迫。
但对主体“力”的恢复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塑造强势、夸张的主体形象是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内容。这种“崇高”虽建立了主客二元对立，有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但主体面对宇宙时毫无惧色，高大得不可思议，反倒与古人“盈天地之道都已在掌握中”的狂想更为接近。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普遍接受唯物主义教育，个体被整合进共产主义集体事业中，沉浸于人定胜天的乐观。工业化浪潮下的“十七年”科幻充满了科技无往不胜的憧憬，自信掌握了真理的无产阶级主体发出强大的辉光，把宇宙的神秘照得无所遁形。到了“新时期”，在《飞向人马座》和《战神的后裔》这样的作品中，宇宙虽露出凶险之相，但共产主义建设者仍能取得几无悬念的斗争胜利。
中国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作品《飞向人马座》与《战神的后裔》
当先锋文学对主体去崇高化时，崛起于90年代的科幻作家也开始调整这种失衡的主客关系，宇宙的浩渺和神秘得到了大规模恢复，终于确立起令人恐惧的绝对地位。科幻作家韩松认为，科幻不但打破旧的神权，也建立新的神权，“这就是神秘，这就是未知，就是对人生和宇宙的终极关怀，一种可以平衡科学的宗教感。”在刘慈欣那里，宇宙既冷酷又迷人，“真”具有自足的价值，“善”不足挂齿，人类微不足道，但又因其能够认知“真”而伟大，因进取而崇高，因失败而悲壮。他所展现的恢宏未来，正宣示着人类的光荣与梦想。
2
空灵思想与沉重肉身
年轻时第一次读完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后，刘慈欣感到一种“对宇宙的宏大神秘的深深的敬畏感：
“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从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感觉象离开了池溏看到了大海。这使我深深领略了科幻小说的力量。”
刘慈欣曾半开玩笑地修改了康德的墓志铭：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康德为了让人类在宗教丧失权威之后的世界里仍然能够回答宇宙的目的及人类应根据何种法则行动的问题，在星空之外，又提出内在于人的道德律令，认为只有作为道德本体的人的自然存在，才是整个自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然而，刘慈欣却认为“善”乃是人间的法则，它虽有益，但并非是超历史的存在，“人性其实一直在变。我们和石器时代的人，会互相认为对方是没有人性的非人”，况且，“传统的道德判断不能做到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判断”，一旦整个文明陷入生死存亡时，道德的准则可能会陷入困境。因此他把“善”的问题抽离出去，强调“真”的至高无上。这在《朝闻道》中达到了极致。人类为了获得宇宙大统一模型而造了超级粒子加速器，因实验将导致宇宙灭亡而引来更高智慧的“排险者”予以阻止。排险者曾接收到上一轮宇宙中智慧生物以宇宙毁灭为代价而获得的终极真理，但不肯告诉人类。感到“整个宇宙顿时变成一个巨大的悲剧，余生已无意义”的科学家想出折中之法：排险者告诉他们终极奥秘，十分钟后再将他们毁灭。于是一批批人类精英走上真理祭坛，看到自己毕生都梦想知晓的答案后，在强光中化为美丽的火球飘逝而去。元首的劝阻、子女的哀求、情人的自杀，都不能阻止他们用生命来交换十分钟的真理。
“当宇宙的和谐之美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你面前时。生命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排险者更宣称：随着文明的进步，“对终极真理的这种变态的欲望将成为整个宇宙的基本价值观”。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缺少的不是“道德律令”，而是“敬畏星空”。因此，刘慈欣以如此直白而极端的方式，将孔子的“道”改写为“真”，就有了革命色彩：在他看来，对宇宙的麻木感充斥整个社会，他试图通过对《2001：太空漫游》的模仿，来引发中国读者对星空的兴趣，去星空寻找那超越现实的价值——“像水晶，很硬，很纯，很透明”的宇宙的空灵之美。这恰恰意味着，这空灵之美不可能像在克拉克那里仅在超现实的维度上展开，它同时受到现实的牵引。“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长年生活在基层的刘慈欣对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有着深刻的体验，因而视科学为将人从蒙昧与苦难中解放的力量来推崇，“中国的科学权威是很大，但中国的科学精神还没有。”
《2001太空漫游》剧照
这种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在《带上她的眼睛》里，一艘钻入地心的“飞船”发生故障，女驾驶员只能在几千公里深的地心中独自慢慢死去。这个故事引发了读者的热情讨论，不过他们更关心飞船会否因为浮力不够而沉入地心的技术问题，而少有人对飞船中女孩的痛苦有兴趣。在韩松看来，这样的讨论似乎“无情无义”，却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什么是必须尊重科学呢？没有比科幻解释得更清楚了。那就是必须承认世界的残酷，承认有一个冷冰冰的法则在支配一切，它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这里面绝对没有半点价钱可讲，没有半点人情可以通融……当代中国绝对很需要这种理念。”这是一种西方式的残酷，“如果，有更多的国民，都能这么执拗甚至偏执地把讨论科学技术的细节问题当作生活中的乐趣，而且有能力讨论这些问题，则我们的国家将不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刘慈欣也说，“对作品硬伤的重视是中国科幻评论的一个特色。这是件大好事，它首先说明，不管目前对科幻的定义有多少种争论，在数量并不少的高层次的读者心中，科学仍是科幻的灵魂。”
因此，尽管科学本身是最国际主义、最超脱世俗的，却在成长于红色年代的刘慈欣身上与一种公民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责任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那最空灵的幻想无法不与中国最现实的创痛关联在一起。《地火》设想新的技术终结了煤炭开采带给现代中国的种种悲剧。《乡村教师》里生命垂危的教师临终时还在向最贫穷愚昧的角落里的孩子们讲授牛顿力学三定律。《中国太阳》里，水娃从黄土地到大城市再到人造太阳及最终踏上向宇宙深处探索的人生之路，不但是靠自己的努力摆脱了物质贫穷的过程，更是一次次的思想蜕变之旅，他最终把对星空的理想反馈给人类，这正宣示着古老农耕民族的觉醒和新生，它将不仅仅实现自己的复兴与强大，更将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继承者和先锋军，谱写一首太空时代的崇高诗篇。
可见，尽管刘慈欣强调科幻的魅力来自于科学而非文学，他所塑造的一系列大尺度意象，却都和其笔下的球状闪电一样，“只是一个科幻文学形象，为演绎科幻的美感而诞生，不应被看作是对这种自然现象基于科学的一种解释。……小说中的解释不是因为它最符合逻辑，而是因为它最有趣最浪漫。”“刘慈欣虽然尊克拉克为师，但在这里，与信奉进行彻底的科学考证的克拉克不同……与其说这部作品（《球状闪电》）是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突破常识的想象，倒不如说是飘逸洒脱、放纵恣肆的幻想更合适些。”因此他“并不在乎理论上的硬伤，而是像一位艺人那样，不断创造能够实现中国的梦想的新技术、新机器，不断创造让读者感受到快乐的作品。”换句话说，真正为他赢得读者的，与其说是一种冷酷的理性，不如说是如粒子风暴般扑面而来的澎湃激情，以及笔下人物的命运抉择。那些无畏追求真理的故事都是中国故事，它们展示的与其说是“真理”本身的“美”，不如说是现代中国对科学的浪漫想象与对未来的自我期许——一种自强不息的古典豪迈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嫁接。
不过，比起历史上中国科幻有过的辉煌，刘慈欣的响应者实在不算多。或许是为了改变局势，从2006年起他便极少发表短篇，而将全部野心付诸“地球往事”系列（以下简称“往事系列”）。该系列架构宏大，设置大量刺激性的符号和极富悬念的情节，将中国历史与宇宙空灵与残酷相融合，去吸引更多读者，但也由此造成了文本内部的断裂。凡此种种，令它们的创作与出版成为近年来中国科幻界的重要事件。
3
“地球往事”与“光荣中华”
往事系列前两部近50万字，以历史学家口吻讲述了跨度400多年的“往事”。《三体》讲述叶文洁因“文革”和环境危机而对人性失去信心，参与军方探寻外星文明的绝秘计划“红岸工程”，利用太阳向宇宙发出信号，请求半人马座三星上的三体人来地球治理人间的罪恶。因三颗恒星的运动规律无法预测，历尽劫难苦苦挣扎的三体文明具有高度的侵略性，在接收到叶的信息后远征地球，并通过“智子”干扰人类基础物理学领域的实验结果以锁死地球的科学进步。《黑暗森林》讲述地球人在三体舰队到达前的四百年时间里试图通过包括“面壁计划”在内的各种方案来予以对抗，最终中国学者罗辑领悟到“黑暗森林”法则而以“同归于尽”为要挟迫使三体舰队离开。
匪夷所思的“智子”锁死了人类的基础科学探索，也就将故事重心锁定在了科学以外的道德。罗辑最终取胜的法宝并非科学而是“宇宙社会学”：由于“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以及“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因此每个文明都必须如林中猎人般幽灵似的小心潜行，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由于“猜疑链”和技术爆炸的可能性，为免除后患只能开枪消灭。在这片“黑暗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任何暴露自己的文明都将被迅速消灭。这一残酷的宇宙图景昭示着作者的双重野心。
首先是思想方面的野心。尽管对道德不以为然，但当把“善”抽离后，刘慈欣也和康德一样面临着目的论的困扰。在《朝闻道》里，霍金最后一个走上真理祭坛，问“宇宙的目的是什么？”，即使是已获得终极真理的“排险者”也无法回答。于是，刘慈欣所谓的“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也就被他自己颠倒为“科幻的终极又是道德追问的开始”。在往事系列里，他不再无拘束地放纵想象力来单纯地展示科学的美，而是试图做一次有力的思想实验：“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我认为零道德的文明宇宙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这就是我写《地球往事》的初衷。”实际上，由于排除了“上帝”这一至高权威和仲裁者，价值观彼此冲突的现代人如何能够安排一种政治生活成为现代思想界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有没有能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善”？“权利”和“善”究竟何者优先？这一人间难题被刘慈欣以科幻作家式的杞人忧天拓展成“星际伦理”，既有现实意义又极富飘逸色彩。
其次是美学方面的野心。刘慈欣一再强调，科幻最终要得到的不是科学家想要的精确和正确，而是小说家想要的美感和震撼。因此，设置零道德宇宙的目的在于引燃想象，没有必要、更没有能力去追求真实。与其说，“黑暗森林”是对“宇宙社会学”的严肃思考，不如说它只是为了迫使人物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驱动故事导向令人惊愕的发展方向和结局，其中种种冒犯了读者道德直觉的黑暗情节，“只是科幻而已，不必当真。”
无疑，两种野心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并导致“黑暗森林”不严密、诸多情节存在漏洞、人物单薄、叙事不流畅等文本症结。《三体》最初在“文革”40周年之际于《科幻世界》连载时，以1967年的武斗场面开篇，以物理学家叶哲泰坚持真理不肯向非理性的狂热屈服而被批斗致死，为其女儿叶文洁日后的冷酷之举奠定动机。其手笔之大，题材之敏感不禁令科幻读者震动与兴奋，也预示着随后开启的零道德宇宙残酷剧中必将牵扯进中国的历史记忆以及当下和未来的想象。然而，《三体》单行本却以2007年数名科学家因基础物理学实验中不合逻辑的结果而崩溃自杀的神秘事件开场，尽管内容上并无变化，不过是为了顺利出版而将连载时的第四至九节提前，但这一调整除了说明出版者对以此种“另类”的方式参与到“文革”叙述中缺乏把握以外，更使得文本在从面向科幻圈转向一般公众时突显出“悬念故事”的商业属性，恰好昭示着历史反省和思想实验的力度必然要被对文本叙事中阅读快感的追求所消解。
不过，也正是对阅读效果的追求，使刘慈欣设法去解决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科幻界的难题：“如果外星人占领地球，共产党怎么办？”
这是早些年一位主管宣传的官员提出的疑问，背后是一种担心：幻想太多，可能会引起麻烦。长期以来，中国作家无法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只能充分发挥科幻“逃避”现实的功能，将故事设定在与现实无甚关联的时空，或讲述发生在局部地区或境外的个别事件，而政府将如何应对未来的种种变故，则被有意无意避开，未来的中国形象因而一直模糊不清，可信性大打折扣。“地球往事”极大地改变了这种局面：在三体文明引发的人类文明危机中，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力量以正面的方式登场，以符合人们想象的方式行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系列能引发科幻迷热议并在圈外取得一定影响，正和这一点有莫大关系。
通过把人类推入一个非常处境，刘慈欣聪明地以非常时期的中国反应来侧面展开未来想象，其核心有两点：外星人的事，中国人早就想到了；一旦来犯，中国人将以中国式信心和智慧战胜外星人。而故事里最重要的四个人物都是中国人，正体现着作者的中国想象。
叶文洁显示着刘慈欣对于理性的复杂态度。对人性失去信心的她以冷酷的理性引来了三体人。她领导下的叛军大多是精英分子，习惯于站在人类之外思考问题，成为人类文明在自己的内部孕育出的异化力量。这是一种由理性导致的对理性的绝望，它放弃了启蒙主义对人的信心，重新决定为人类请来一位准上帝的外在约束者，可以说是现代理性的自我背叛。这里，刘慈欣既颂扬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认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并对非理性的狂热提出批判，但也对人类理性的脆弱面做出反思，故而又设计了史强这一角色。
警察史强劣迹斑斑，有道德缺陷，粗俗，从未仰望过星空，不去想终极问题，却具有世俗智慧和原始生命力，观察敏锐，果敢决绝，具有极强的行动能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科学家被误导着往歪处想，就变得比一般人还蠢。他不妨视为思想者的补充：科学家依靠理性行动，追求少数人才能获知的“真理”，史强则凭借多数人都拥有的“常识”，以顽强的技能求得生存。当人物因为理性的溃败而摇摇欲坠时，史强就如定海神针一般来稳固理性者和读者的信心。科学家汪淼因为智子制造的不可能的物理学幻象而接近崩溃并痛哭时，大史便大笑着出场，以一系列动作展示出惊人的自信和能量，给读者带来一股安全感。他认定“邪乎到家必有鬼”，告诉汪淼“要保证站直了别趴下”，于是汪淼的世界“又恢复了古典和稳定”。在《三体》的结尾，两位科学家得知人类因为“智子”的干扰而只能如虫子一般等候宰杀，都陷入了绝望，大史则斥之为“熊样儿”，并带领他们去见识蝗虫肆虐的景象，使后者领悟到“虫子”的顽强并重获希望。随后，他又一次次大显身手并通过冬眠技术跨越到两百年后，数次拯救罗辑的生命，继续稳定着未来世界，因而成为最出彩的角色之一。
另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无疑是章北海。作为太空军舰队政委之一的他，“信念坚定，眼光远大又冷酷无情，行事冷静决断，平时严谨认真，但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越出常轨，采取异乎寻常的行动。”为了推进未来太空军的发展方向，他不惜精心策划太空暗杀，除掉影响决策的保守“老航天”。在他的同事都从技术决定论出发产生沮丧情绪时，章北海对以人的主观能动性赢取未来战争的坚定信念不禁使人想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心。不过，他必胜信念的背后却是理性判断：在科学进展停滞的前提下人类与三体人正面碰撞必败，因而他才伪装成必胜信念者以寻觅机会，利用冬眠技术来到两百年后，成功劫持一搜太空舰逃离以为人类保存文明火种。其思想隐藏之深，耐心之足，行动之果决无法不令人侧目，不禁使人想起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曾经一度退守西北的高瞻远瞩和忍辱负重。当两百年后的新人类对他以船员为人质劫持太空舰的行为表示震惊和不解时，他淡然地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或同志，只有永恒的责任。’”以“同志”和“责任”这两个字眼儿对丘吉尔名言进行的这一改造，向读者巧妙地传递着关于中国的革命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打动了一大批科幻迷。
罗辑则是一名不合格的三流学者，缺乏探索欲、责任心和使命感，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贪污过研究经费，对人类的命运并不在意，但他在莫名其妙地被选中为“面壁者”后，竟能气定神闲地置之不理，利用特权令自己逍遥快活，其玩世不恭的背后又暗示着一种处乱不惊的气魄，而在被迫思考时竟凭借悟性领悟到“宇宙社会学”的基本法则而忍辱负重并最终成为救世主。
这四个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在特殊的情势下，以人类文明之名而获得了同情，挑战了读者的道德观，引领他们思考超出道德底线的行为是否可能是一种必要的措施，并暗示读者：不管在未来遭遇何种异乎寻常的困境，我们中国人以及全人类都应该也只能以理性的精神、顽强的信念、狡黠的智慧、必要时不择手段的果决与冷酷以及临危不乱的从容不迫来捍卫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中国人百年自强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作风将在其中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除了人物，往事系列还调用了大量的文化符号以更直接的手段来强化读者的情感认同。“红岸基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神话”让人不得不“佩服红岸工程最高决策者思维的超前”，史强等人也一再使用“上面”、“上级”等暗示普通读者无法接触到的中国最高领导者们的明察秋毫英明果决。“唐”号航空母舰未曾出海就被迫退役的失落，中国太空军这一军种及其有“八一”两字的军徽，亦鼓动着中国读者的神经。当章北海在冬眠两百年后苏醒时，地球上各大国都已衰落，代之崛起的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三大太空舰队，尽管没有交代彼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但读者仍能与章北海一道，在亚洲舰队司令官那句“接到任务先说不行，这不是我们的传统吧”中感受到中国革命精神与力量跨世纪的薪火传承。太空舰队集体覆灭证明了章北海的远见卓识，而像婴儿一般被残酷地抛向宇宙深渊的新人类感受到这名来自古代军人身上的父亲的力量，后者沉稳的目光像一个强劲的力场维固着阵列的稳定。也正是他和史强所代表的“传统”，跨越了时间，稳固着在文本中被略过的两百年所造成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叙事断裂和读者的不稳定感。
以这种科幻独有的方式，刘慈欣不但试图培养和加深中国人“对宇宙宏大深远的感觉”，使他们“对人类的终极目的有一种好奇和追求愿望”，更开启一条通道，使国人长久被困于革命历史叙事的国家认同感终于可以投射进未来的空间，在刘式宇观美学中尽情展开着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与期许，也就较好地解决“如果外星人占领地球，共产党怎么办？”的问题，初步释放了“中国的未来在哪里？”的文化焦虑。因此韩松才称其完成了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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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完美地把中国五千年历史与宇宙一百五十亿年现实融合在了一起，挑战令一代代人困惑的道德律令与自然法则冲突互存的极限，又以他那超越时代的宏伟叙事和深邃构想，把科幻这种逻辑严密而感情丰沛的文学样式，空前地展示在众多的普通中国人面前，注定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并让我们重新检讨这个行星之上及这个行星之外的一切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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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类在思想史上没有对整个文明的灭顶之灾做过理论上的准备，这本微不足道的拙作也不可能对这点有任何改变，但有人开始想这个问题总是一件好事”。同样，这两本书在中国想象上也不可能达到尽善，它们的缺陷恰也表征着困扰中国科幻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多年的若干诸多症结和挑战，不过它的回答在总体上来说已非常出色，在诸多细节上更是令人叫绝，其努力值得肯定。更重要的是，如鲁迅所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刘慈欣的最大意义，可能就在于给一个精神萎靡的时代注入了这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因此严锋对他的激赏便不无道理：“我毫不怀疑，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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