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州，遇见盛宣怀｜嚼白句

（马元巷盛宣怀旧宅。朱学东摄）

前些天回故乡，大雨中与太座从瞿秋白纪念馆出来，徒步去往青果巷，偶一抬头，蓦见路边一幢房子上有个碑铭，上面写着“盛宣怀故居”，这是在紧挨着青果巷的大马元巷。

我是乡下人，进常州城里次数有限，也是第一次巧遇了盛宣怀故居。

盛是常州人，晚清民国时官商巨子。任邮传部大臣时，盛宣怀建议将各省自建铁路、邮政转为为中央领导，在四川等地推行的收路政策，激发民变，保路运动成势。盛宣怀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做法成为压垮大清帝国这只瘦死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历史上，对于盛宣怀的评价是两极的。鲁迅在《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中对盛氏是奚落批判的：

“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

盛宣怀的后辈同乡，在距大马元巷盛家旧宅不远处的瞿氏宗祠里长大的瞿秋白，应该是最早使用“买办阶级”概念的人之一。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说：

“旧中国的买办阶级，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极端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个阶级是极端反革命的，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叙述中，盛宣怀自然位列“买办阶级”——黄逸峰在1964年发表的《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一文中举例说，“杨坊、胡光墉、盛宣怀、虞洽卿、周学熙、梁士诒等买办和买办阶级分子都先后为军阀或反动政府向帝国主义贷款。他们从经手外债借贷中取得了大量回扣。”“旧中国的买办阶级，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极端落后和反动的，”买办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束缚和破坏作用”。

当然，另一方面，盛宣怀的恩人李鸿章评价他是“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而张之洞则说他“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评价可谓两极。

而唐文治德评论，则依盛之功业而论，相对中肯：“当世论公（盛宣怀）政绩者，曰轮船、铁路、邮电，而公实以学校作根砥。”

徐缨在任常州市委宣传部长时主编过一本《影响中国的常州人》，盛宣怀名列其中，书中将盛宣怀定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功臣”，说他是“非常之世的非常人”。这也是符合历史的。

我在常州大雨中见着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之世的非常之人的旧宅。

撞入我眼中的常州大马元巷的盛氏旧宅，西边的山墙上有两块斑驳的碑铭，其中一块，是1987年4月常州市人民政府颁布此宅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大门朝西开，门上面有块“文明大院”的牌子。墙体属老式山墙，刷白色石灰，但因岁月流逝，风吹雨淋，墙面斑驳，底部石灰脱落，一条条水渍醒目，显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来。高抬作态的屋脊头，倒是尚有当年富裕人家的气势。进入故居内，则如北京大杂院，住着多户人家，一个词，凌乱，除了结构隐约可见当年富家豪宅的气象——虽然具体而微，也已无任何可留恋盘桓之处。

这景象，与不远处设在瞿氏宗祠的瞿秋白纪念馆和宗祠部分的维护有霄壤之别。

按故乡旧俗，房子皆以坐北朝南为主，如遇河道地形，也多以坐西朝东，坐南朝北的，但朝西在山墙上开门，这很罕见，通常只有临河人家。而盛宅西侧，并无河道。

盛宣怀出生官宦家庭，父亲曾任湖北粮道，照理，家宅建造更不应如此不讲风水。

（如今的青果巷局部。朱学东摄）

晚上好奇问故乡友人盛氏旧宅事。故乡朋友略知一二，介绍说，盛宣怀故居在常州有三处，分别是盛家湾（盛宣怀出生地）、青果巷及鲜鱼巷各有一处，位于盛家湾和鲜鱼巷的故居均已在城市建设中拆除，今仅存大马园巷18号的青果巷故居。所谓大马元巷盛氏旧宅，其实就是盛家的青果巷旧宅。

青果巷是常州著名的旧街，主要是这里人杰荟萃。唐荆川、汤贻汾、李伯元、吴瀛、赵元任、周有光、吴祖光等都曾在此生活。当然也包括盛宣怀。朋友说。

朋友说，青果巷盛家旧宅原有七进院落，是盛宣怀的父亲与堂兄共同出资建造的。不过，我们进去丝毫没有看出，朋友说有数进在前面造楼房时拆掉了。旧宅大门原设于青果巷北侧，是典型的坐北朝南（这才对嘛），造楼时改在西侧山墙打洞开门，遂成今日朝西开门格局。如今院落有多户人家居住，已成大杂院。

一声叹息。

立秋的大雨中，故居门外的绿树繁茂，生机勃勃，映衬着山墙的萧瑟寒酸，屋顶上瓦楞草一如既往地在凄风苦雨中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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