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日常
寸心常不移，
可以照颜色。
——（黄仲则，杂咏）
1，
今天，农历二月二十二，我的正牌生日。今天我五十周岁了。
1967年的4月1日，农历二月二十二，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整整一版刊登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第一次公开不点名地批了刘少奇。
与京城热火朝天的宫斗戏无关，这一天，在江南一个绿荫遍地小河环绕的偏僻小村里，我，出生了。后来，父亲给我取名朱学东，一个时代特征最为鲜明的名字，全国用学东名字的，我猜应该有上百万人吧？ 不少人曾问过我为什么不改过名字，我回答，名字是父母给的，改它干吗，带着时代烙印也挺好的。
那一年是羊年。农历二月二十二，公历4月1日，故乡正是春日，水草丰美，按老说法，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属羊的人，不会饿肚子了。事实上，除了小时候受过几年苦（那是时代之苦阶级之苦，我自然无法逃脱这苦的天罗地网，哪怕生于水草丰美的地方和季节），我这一路走过，倒也顺顺当当，什么都赶上了，即使没挣到什么钱，倒也还能维持一个相对有尊严的普通人的生活。
在我祖父母父母兄弟眼中，我曾经是个“有福之人”，能够吃上皇粮，旱涝保收，还不用像父母兄弟一样辛苦而没什么进账。其实他们不明白，他们曾经眼中所谓的“福气”，我早已扔到了太平洋里——2004年，我辞去公职，就与这个皇粮体制，割袍断义，早已是江湖中人。
五十岁，天命之年，顾宪成说是悟境。也是，这些年，我走过了大江南北，喝过无数美酒，翻多了纸上江山，见惯了起高楼宴宾朋，也见多了楼台塌猢狲散，远离了为赋新愁强说的年龄，也有了所谓饱经风霜的意义和广袤性。自然，也应该好好梳理一下确定了的过去，更重要的是直面自己，如何面向自己还剩下的同样不确定的未来。
对于自己过往的梳理，我写过不少，散见于我的各种文字，往事追忆，江南旧闻，等等，但对于未来，我想，既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还是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
“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语出2010年7月5号联合报的一篇社论，原文是为联考生写的，但我觉得这个题目所能指示的意义非常丰富，遂掠人之美，剽窃过来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和主旨。以此为题，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写于2010年7月5日深夜，谈关于如何做杂志，一篇写于2014年9月，洁版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中青报当然不会用这个题目，是应汉唐阳光尚红科师弟之邀，为张鸣老师的书《跟着张鸣上大学》写的书评，浙江的青年才俊羽戈也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今天，我50岁生日时，我最终决定用此题来为自己写一篇心灵鸡汤，一是因为这个年纪，灵魂最接近自己渴望的样子；另一是即使自由的灵魂，也要随时自我激励，以抵抗强大的外在压力和诱惑。文中之言，皆自肺腑，平素也多为我和部下同事朋友交流之语，不过是集纳成文而已。
2，
3月13日，我问我的一位年龄相仿的朋友，当年有没有想到，这个国家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此肮脏堕落？
朋友说，他想到了，人性改变不了，这个周期性的堕落就改变不了。朋友的表述，其实是黄炎培延安之问的另类表达。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所接受的教育和信奉的理念，相信社会进步，相信天道酬勤，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像我这样的人，在一个希望的时代，充满期待离开故乡，步入这个社会，而且如此努力，最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时代就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看着1984和美丽新世界兴高采烈地一拍即合，内心的寒意越来越深重。我这些年写传媒业年度大事盘点，内心深处，每一年都觉得比上一年更冷。事实上也是。（当然，有人说，你算哪根葱啊，这么自恋狂妄自大，这个国家轮得到你说话么？话不能这样说，这个世界就是由各式各样的葱组成的，最小的葱被践踏的葱，也有春天，也会开花结果，这是自然规律，也叫天道。）
（哪怕一棵小葱，也有自己的世界，也开花摇曳在陌上，独成风景）
但是，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即便是要面对1984和美丽新世界双重黑暗。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 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不幸在于，我们的努力似乎没有能为改变这个世界留下痕迹（1985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学典礼上，我的大学校长袁宝华先生把我们称为“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今天这样的时代，绝非我渴望的，也不是我当年所能想到的，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曾经被期许的建设者，我们是失败的一代人，也因此是不幸的一代。这种失败的不幸，与金钱荣耀没有关系。最多的金钱最高的荣耀也无法掩盖这种失败的不幸。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最是形象。直到今天，我渴望的免予恐惧的自由的生活，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自我奋斗的价值，从此走上了这条道路）
但是，我也是幸运的。我的精神原乡在1980年代。那个年代，虽然粗浅，却真诚，理想，开放，向上，向善，那个年代的大学教育和广泛的阅读，构建了我的精神底色。当然我们亲历了目睹了这个时代的各种变化，也曾试图参与，我们看到了各种亡灵僵尸的复活和各种历史的活剧。但无论如何，与我们的父辈相比，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开始触摸到自由而尊严的生活，尽管依然有很大限制，但我依然相信，播下了龙种，只要努力，更大的变化会到来。就像蛹破茧成蝶的自然过程类似。
从少年时代的懵懂无知，到青年时代对什么都新奇并像海绵一样吸纳各种有营养没营养的东西，到后来拥有了独立的判断和不被左右的自我，从为稻粱谋到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这一过程于一个人的一生而言，尽管合了中国式的节奏——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却是低效而漫长，期间错漏波折迂回始终伴随，这是一种生命的损耗。但好在，我扛过来了，没有辜负错误的教训，也没有随着命运的节奏跳舞，更没被命运牵着走，而是自己不停地调整，纠结，放弃，奋斗，不苟合，最终越来越接近自己渴望的样子，尤其是灵魂——尽管今天的自己，依然是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不新不旧、半新半旧的人，这是一种过渡人的特征——到今天，已经就是自己渴望的模样了，这一点，虽晚而无悔。
3，
不幸生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怎么办？
1922年，哲学船事件中因为自己的社会革命党倾向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的俄国哲学家斯捷蓬，后来在回忆录《往事与未竟之事》中写道：
“在‘红星’的照耀下，……辨别实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变得十分必要，因为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命运，因为每个拐弯都意味着选择忠实于自己还是背叛自己……”
是的，我选择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忠实于自己的灵魂。
既然我们无力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总是可以的，也容易做到，而且，同样意义非凡。因为社会有个体组成，唯有个体成长，社会才会有真正的改变，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建设自己，就是改造社会，就是建设新中国的要义。如雷蒙·阿隆所言：“每个人本身就具有人类处境的整个形态。”
所以，我依然相信永恒的价值，敬畏历史。就像一位年轻朋友用雅斯贝斯来激励我的：哪怕所有人都放弃了，只要你一个人坚持在做，你的坚持就具有意义，而且赋予了社会意义。
在今年的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中，我坦然地谈到自己的立场：对于我来说，在个人生活中，做个好人，善良的人，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好兄弟好朋友好同事守法的公民，这是我一辈子追求的好人标准，过去这样今天还这样，未来仍然会如此，哪怕回家种菜也会如此。在职业和社会生活中，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服务于职业，同时服务于社会。对得起老板给付的每一分钱，对得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听者从个人关系来说是个老大哥，叹口气说，我还不知道你么，可别人不这样看。
我笑笑，说，无所谓啊。我都这把年纪了，还管人家怎么看么？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前些年，当自己发现面对这个功利浮躁而且愈益严苛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无力时，明知没有反抗的勇气的我决定回到个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成，立在危墙之下，又不想像东林名士对抗求名以死求名，当然也不愿意堕落——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微光，即便不能照亮别人，至少也要自己照亮自己的前路，于是回到自身，建设自己，读书、抄诗、走路、喝酒、吃茶、码字。貌似不关心社会。有人批评说这是犬儒。我哈哈一笑。
于我，这也是一种自我建设。其实这就是一种向内的坚守，而向内的坚守，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对世俗流行价值的不合作和抵抗，对合流和堕落的抵抗，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建设。
正如雅斯贝斯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的：“与世界的疏离造成一种精神的个性，而沉入（向历史性沉入）则在个体自我中唤醒一切属人的东西。前者要求的是自我修炼，后者是爱。”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选择。我那位年轻朋友给我做了最好的注解。她说，坚守需要的是发现与创造，建设与维护。雅斯贝斯面对的是一个宏大的极权政体，他作为个人无从反抗。但他可以坚守，坚守人性，坚守爱。当外在的世界倾塌覆灭，在扭曲的秩序之中，个人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就意味着，只有自己来为自己创建一种秩序，以维持生活，并符合道德地活下去。
真是心有戚戚。我这些年坚持读书，写无趣的流水账和枯燥的暴走，后来又恢复了抄诗，写作，自己赋予了这种生活以意义，坚持下来，自觉受益匪浅，它让我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朋友说，“一切都是随时间而来的应许之礼”。
而在这一过程，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每一个个体都表征着一种时代精神。无论是暴走、抄诗、读书，以及我对做事情的坚持，不仅是一种在污浊中的自我清洗自我坚持，也影响了我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带动一批各个年龄段的朋友跟随我抄诗、读书、暴走，等等，我想，这就是洛伦佐的蝴蝶的翅膀，也是个体行为所赋予社会的另一种意义。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在《夏天集》里的话，完全可以用来鼓励在最坏的时代努力持守自己的人。
我常常自负地跟朋友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多了，改变一定会到来。所以，日常生活的选择，对于我而言，就如斯捷蓬所说，“每个时刻、每次注视、每个姿势都有着极其严肃和一成不变的意义。”
当然，需要做的远不止这些。因为我的身上，还有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责任，一个父亲和儿子的责任。就像我的父辈们努力奋斗，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一样，今天我同样承担着这个责任。我的父母挣扎努力了一辈子，他们有权利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安度余生；我的孩子有权利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而不是谎言和暴戾围绕的世界，展开自己的人生。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我的责任。尤其对于孩子，我带她到这个世界上，就明白自己的责任。
我曾经说过，我特别害怕，当我的孩子长大成人，面对一个肮脏的世界，满是疑问地看着我时，我无力回答她的问题：“爸爸，你为这个世界改变努力过没有？”
我希望自己毫无愧色地回答，爸爸努力过。尽管效果不彰。
关于结果，从世俗的意义上说当然非常非常重要。在我身处的时代，“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这句脱胎于成王败寇流行于我们时代的话，把功利主义和即期机会主义的价值观的肆虐暴露得一览无余。我也渴望成功，但我不会选择违背良知的手段和途径。所以，我常常用伯恩斯坦的话自我解嘲开脱：“终极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这句话，一定意义上，与加缪的解放了的西西弗斯，异曲同工。努力，已经自我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
“不做巴甫洛夫的狗，不做维特根斯坦的苍蝇，不做薛定谔的猫，努力做洛伦兹的蝴蝶”——50岁之前，我努力以此自勉，无论在职业生涯，还是在日常生活中。50岁之后，我更清晰自己的内心，依然会继续努力。这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即便回到故乡，在乡下种菜做饭，“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巢 /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都在我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叶芝，茵纳斯弗利岛）。
米沃什在《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里写道：
“尽管我所处的时代有着莫大的残酷性，
但我仍然要赞扬它，
我不向往任何别的时代。”
是的。这句话对于被禁锢的心灵来说，意味深长。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幸运”，得以窥见深渊里的黑暗，甚至窥见自己内心的黑暗。
我不向往任何别的时代，任何恩赐的天堂不属于我。我愿意在自己的时代，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建设自己，用创造对抗破坏，为自己争得未来，哪怕这一过程充满艰辛，哪怕最终也未必能来。
任其事，成己心，足矣。
2015年元旦，我写下了上面这几句话。至今，这些话仍在激励我，我常常默祷这些话，自我惕厉，自我规训，以免于稍一松懈，经不起诱惑，便沉沦堕落，同流合污。
对于不幸生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不愿意合流堕落的人而言，那就从自己所站立的地方出发，哪怕在螺蛳壳里，也要常怀一颗做道场的心。别人堕落，绝不是我堕落的理由，虽千万人，吾不往矣。自我建设，守住自己，守住自己所能珍惜和守护的世界，绝不把它拱手让给自己鄙夷的人。
唯其如此，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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