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钟城市”：乌托邦式愿景还是未来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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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高敏

很长一段时间里，索莱尼·弗莱奥利（Solene Fraioli）都“拒绝承认”巴黎可能是一个充满压力的地方。

这位29岁的女服务员在巴黎郊区长大，现住在市中心的一间工作室里。她被这里无限的机会所吸引——从周一晚上的爵士音乐会，到西非美食，再到卡波耶拉舞课。但弗莱奥利开始意识到生活在这里的确有一些问题，“巴黎是一座永远在变化的城市。所有人，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在变化。”

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这条“传送带”突然停止运转。但对于弗莱奥利来说，从2020年3月17日开始的为期两个月的封城——将她限制在她家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让她对自己的邻居有了一个微妙而丰富的新视角。她说：“我开始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巴黎的一个小村庄，结识邻居，与店主保持良好关系，比起大型超市，更偏爱当地的手工艺人和商店，我甚至参加了一个为无家可归的人准备食物的公民运动。我原以为自己住在封闭的地方会很难受，但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却很自在。”

图片：pixabay

她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出乎意料的是，这段经历加强了我与一些人之间的联系，”25岁的瓦伦丁·耶德拉日克（Valentin Jedraszyk）说，他是一名住在巴黎南部的公务员，“这让我比往常更频繁地穿梭于我所在地区的街道，从而发现那些与我家近在咫尺的胜境。”

这对巴黎这样高密度的城市，以及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如何互动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沟通、旅行、消费和社交方式受到了疫情限制的影响。巴黎第一大学的科学主任、专攻复杂系统和创新的教授卡洛斯·莫雷诺(Carlos Moreno)认为，城市生活“永远不会”恢复到新冠病疫情前的水平了。

在他看来，当疫情关闭了城市中心时，便折射出社会联系是多么重要——但却是通过不同的棱镜。“很多人以前因为忙，从来没光顾过家附近的商店，他们不认识邻居，也不熟悉附近的公园。疫情让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我们重新发现了附近，这提高了生活质量。”

“15分钟城市”概念图。图片：15minutecity.com

莫雷诺同时也是巴黎市政厅的智慧城市特使，他被认为是最近复兴的一种新城市规划模式背后的关键理论家，这种模式似乎是为这个本地化的未来量身打造的：“15分钟城市”。

它指的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创造一个让居民需要的一切都能在15分钟内步行或骑自行车可达的城市。在上下班高峰期，居民可以在家办公或步行到附近的办公室，而不是将时间耗在交通工具上；可以步行去杂货店、看医生、送孩子上学，或处理其他日常事务。简而言之，每个社区都应具备六项社会功能，即居住、工作、供应、关怀、学习和娱乐。

莫雷诺早在疫情出现之前，就一直在研究这个概念，这曾被视为对气候危机和空气污染的回应，通过在社区层面支持绿色出行和减少碳排放。但他表示，新冠疫情迅速启动了一种本地化趋势，将“15分钟城市”提上了世界各地大都市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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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生活方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专家和规划者为“15分钟城市”的概念提供了元素。

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市规划师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了宜居“邻里单位”的概念，直到20世纪后期，私家车大量涌入，城市分区开始出现。1962年，哥本哈根将主要购物街设为步行街，之后，其他建筑密集的欧洲城市也在市中心开辟了同样的步行街。到了20世纪80年代，旨在促进步行城市发展的城市设计运动——新城市主义席卷美国，它倾向于修建联排房屋，可步行的、绿树成荫的街道，以及学校、商店和公园的精心分布，以减少开车需求。

然而，当今的“15分钟城市”却代表着与过去的重大背离，它的提出，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全球化。过去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出行的便利性、步行性和公共服务方面，但巴黎已经采取了全方位的、更环保的措施，包括工作场所、文化活动和更短暂的社会联系。

图片：fastcompany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把它作为她2020年成功连任的关键，她概述了4项主要原则——邻近性、多样性、密度和普遍性——并自那以后任命了卡琳·罗兰(Carine Rolland)为“15分钟城市”专员。对于后者来说，最重要的目标是创建她所说的“邻近城市”——不仅是在建筑之间，更是在人与人之间。

“我们知道，有时候大城市会让人感到疲惫，还会给人一种默默无闻的感觉。”罗兰说，“但邻近意味着我们将通过社会联系，重新发现我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要的是开放的空间，但是不需要特地做什么，人们可以在那里尽可能多地遇到对方，当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会生活得更好，这将重塑我们的社会结构。”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中）在巴黎骑自行车。图片：法新社

社区的转型从2014年伊达尔戈就职市长以来就已经起步。巴黎禁止高污染机动车，限制塞纳河码头数量来让的行人和自行车通行，并且在城市创造迷你绿色空间——自2018年以来，超过40个巴黎的学校已经变成了“绿洲码”，自疫情爆发以来，法国还增加了超过50公里的自行车道。上个月，巴士底广场的翻新工作完成，这是耗资3000万欧元重新设计的7个主要广场的一部分。伊达尔戈还承诺每年将额外投入10亿欧元用于街道、广场和花园的维护和美化。

在巴黎的引领下，世界各地的其他城市都被这一具有弹性和活力的社区模式所吸引。马德里、米兰、渥太华和西雅图等城市已经宣布计划效仿巴黎的做法，墨尔本通过了一项“20分钟社区”的长期战略计划。“C40城市”是一个由城市领导的、专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盟，它已经将“15分钟城市”的理念推广为新冠疫情后恢复的蓝图。

“C40城市”规划经理弗拉维奥·科波拉(Flavio Coppola)认为，“这是一条社区恢复力的路径，它通过减少交通排放，使社区更有弹性。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改变土地用途，为远程办公的人提供办公室和‘第三空间’。因此，在社区层面，它们对冲击的抵抗力会更强。”

研究疫情下心理健康和社会影响的谢菲尔德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本陶(Richard Bentall)认为，城市结构的变化还意味着个人自身对冲击的抵抗力将更强。他说，“15分钟城市”所带来的归属感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更快乐。

他认为，“我们正日益成为城市物种，但城市环境却与愈发糟糕的心理状况相联结。在疫情中，一些人受到了冲击，但也有人从中受益，研究表明，个体与邻居的互动越多越好，如果你对你的邻居有一种归属感，这将成为你精神健康的巨大保护壳。如果‘15分钟城市’能够达到这种平衡，那么人类就有可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城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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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与可能

“15分钟城市”或许是一个社会处于困境的时代的乌托邦式的愿景，但如果零敲碎打地实施，如果不关注平等，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扩大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后者受益于更高质量的设施，而前者的社会流动性甚至比以前更低。此外，怀疑论者也想知道，一个不再围绕上班组织起来的城市是否真的是一个城市。

“让一个空间更适于居住是我们肯定可以做到的。”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讲师伊利莎·皮耶里(Elisa Pieri)说，“但我们需要确保设施达到高标准，边缘化的社区可能会被糟糕的医生和学校占领，这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歧视、不平等和领土污名化。”

图片：pixabay

很少有人会质疑，巴黎郊区一些贫困地区的居民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经济和社会障碍，这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但是“C40城市”的科波拉说，城市可以通过“首先关注最需要的社区”来防范这种危险。“我同意存在风险，”他补充道，“但我们对‘15分钟城市’的想法是关于便利性和可持续性的。这是一个利用范式进行变革的机会。”

其他担忧则围绕着改变现代城市本质的影响。英国智库城市中心分析师埃琳娜·马格里尼(Elena Magrini)警告称，这种“大城市终结”的趋势也可能会削弱创造力，“城市让人们相互交融，聚在一起，分享想法，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市中心。如果创造和创新不复存在，我们能重新创造吗？”

通勤路上。图片：pixabay

但莫雷诺相信通过“15分钟城市”,居民的创造力和幸福将会蓬勃发展，他指出了参与式预算的作用——自2014年以来，允许居民投票决定巴黎市政开支的5%，共计十亿欧元。

他说，“这场疫情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消费以及生活。我们发现，通过不同的工作方式，我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有看更多的时间与家人或朋友在一起。我们也在更多地发现和欣赏邻居，这将使我们所有人都更加投入。”

莫雷诺承认这一转变不会很简单，但一些关键目标已经制定出来了，比如到2024年让巴黎的每条街道都适合骑自行车。

“‘15分钟城市’不是灵丹妙药，毕竟我们的社区被金钱隔离——富人、穷人、中产阶级、工人、酒吧、办公室。”但经历了2020年的创伤后，人们开始重新强调社区，莫雷诺表示：“‘15分钟的城市’是一次旅程，一个指导方针，一种改变我们未来几十年生活模式的可能性。人们正在失去有用的时间，我们希望他们重新获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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