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 | 书写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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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东西都可以作为屏幕。我们首先是出于这一原因和作为这一原因，才生活于屏幕中间的，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看我们从来如此。图腾和过渡性对象，以至于恋物都是屏幕，也就是说隐藏起来的投射的支撑。
但是数码屏幕，例如三星，或者亚马逊和Netflix，这些屏幕都是电动的、电子的、光电子的，而且越来越多是触摸性操作的，现在既支持又封堵着未来的总体，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实现，同时也是唯一容许想象超越这种虚无主义的实现的东西。因为它们成为了我所描述的数据经济的底层的支柱，托马斯·贝恩斯和安托尼特·胡芙华把这种数据经济分析为算法治理术，数码的屏幕同时支撑和阻碍了对未来的投射，这种投射，我将称之为负人类的负熵性存在（être néguanthropique）：负人（neguantropos）。也就好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都是我们自身，因为这种如我们这般的存在，存在在一起，在一起存在，现在我们都被熵所占据，我们作为所有屏幕上的货真价实的投射者，如戈达尔所说的，正在威胁着自己，好像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重点想要说的诡异者（deinotaton）。因此，这种处于屏幕间的存在或者逆熵人类存在者，既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特点，也应当成为我在一个人类学批判研讨会中呼吁的“逆熵人类学“主题。
一切都正在变成屏幕，在这样的一个技术-逻各斯情境中：“大数据”剥削我们在这些屏幕上生产的数据，这是一种由光的工业所引导的生成，也就是说，光速的工业，它构成了我与工业技术协会所称的光时的经济，它取代了碳时的经济，例如，高频率贸易的金融业，这一在各方面涌现、实现的书写屏幕的生成过程，同时构成了两种东西：
首先，它通过全面电脑化和自动化的系统构成一种威胁，这种系统利用屏幕传送和接收的痕迹，而屏幕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界面：社交网络的系统、用户归档、 智能型城市等等， 通过它们截取以疏导“大量的数据”， 然后用实时的（ 光速的） 密集计算的技术来开发所谓的大数据。
其次，书写屏幕的生成通过一种完全反思过的诠释学构成了一种更新注解，重新连结“妙评”的机会， 更新那种曾经促成欧洲的文字共和国的东西，与之再次连接，它通过将争议作为它个体化的动态原则，可以构成了一个新的批判空间。
这些屏幕可以截取数据，因为它们既是书写的屏幕也是各种各样的“接收”：是讯息、 娱乐、 资讯、 景观、 阅读等的屏幕。 这些都是互动的表面，它们构成了书写的屏幕和阅读的屏幕， 然而在这些书写屏幕上的书写不全都是它们的拥有者有意为之，他们经常，或者说大部分时间都在参与这种自我-痕迹追踪（auto -traçabilité），但却浑然不觉。
屏幕（écran）和书写（écrit），因为叠韵的关系，有时可以把我们带到很远，有时则相反，让我们原地踏步。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多年前便已将这两者对立。我在那个时候跟保罗·维利里奥有很多的交流，我知道得很清楚，他想要戏剧化他所相信的一种根本的对立：书写的差异化时间，也就是书写作为延异，与实时——那时候人们称之为“新技术”、
计算技术和互动性，在当时日常生活的各范围出现——对立。但这种互动环境的“新”很快地就被淡化了，特别是在1993年4月万维网出现之后。
当维利里奥不断地去戏剧化这种对立时，我却跟他持相反的意见。我当时相信， 至今也仍相信这种对立是很表面的。 我将这方面的想法呈现在1987年于蓬皮杜的一个展览里，它的题目是“未来的记忆”。
我认为标志着21世纪的是书写屏幕的倍增，也就是说，与网络和数据库相联的屏幕，我相信它们很快将会变成视听的（而不只是书写的）。我同时也肯定阅读、书写和记忆，也就是说，在阅读和书写过程中所产生的痕迹（就像伊瑟尔所说的，以及超越他所说的）会进一步革命化工业社会，在展览的研究会里我也邀请了一些从事这项革命工作的研究员参与了讨论。
打从这个展览开始，我认为电脑以及它互动的屏幕，可以也必须成为一种诠释学的装置，这个装置建基于注解的技术和贡献性的编目技术，现在创新与研究所联同Pharmakon.fr、工业技术协会正在开发这些技术。
我们认为今天要在簇拥的屏幕中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有一个好的生活，一种积极的生活（vita activa），或者在贝恩斯以及胡芙华所描述的算法管理术下好好地生活，这就要求我们抓住由这些屏幕许诺的一个新的诠释学时代，它们以网络的形式操作，成为数据经济强迫性的界面。然而，这些屏幕在现在这一刻，都只是熵性的，而非诠释学的元素——而非我所生造的词：负熵。
在这个纪元，这个世界的普遍的人类化（anthropisation）的纪元，形成了所谓的人类纪，其中有一个熵性的危险，这从对克里斯·安德森关于数据洪流以及谷歌开探数据的论述的深入分析中可以见得到了。安德森的论述解释说我们不再需要理论和经验，这个我们可以跟格林斯潘在国会的辩护比较，你们也可以在你们的屏幕上验证一下。
当苏格拉底通过塔穆斯的故事告诉斐多说，书写同时保存和威胁记忆，他其实可以说书写创造了记忆的屏幕，一个书写屏幕，一个基底（subjectile），就像安托南·阿尔托所说的，以及德里达所评论的，一个基底（hypokeimenon），如果我们刻意扭曲一下这个希腊语的意思，一个实体：sub-stance（一个次体）。 这个sub-stance，最后正是我所称的第三持存， 更准确地说，一种语法化和导致失忆的第三持存， 就像是人类第一批屏幕所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 旧石器洞穴里石壁上的绘画。
马克·埃兹马认为这是电影历史的开始，它看起来跟柏拉图在《理想国》 第七卷里描述的那一幕很接近。 这种substance，它有不可化约的药性。它作为屏幕的意义， 首先是这种药性的sub-stance是构成所有屏幕的东西，所有失忆的载体，它同时出现和隐藏，揭示和遮隐，就好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我想要称它为时代精神（Zeit Geist），也就是说悬搁的（épokhale）、历史性的（geschichtlich）真理，它一直都是这些屏幕的真理，我想说的是这个时代的真理的屏幕，也是福柯所说的真理的制度（régime de vérité）的屏幕，它是一种对于真理问题的后尼采式理解：Alètheia、去蔽，也就是说，作为跨个体化的意义。
如上所述，我认为今天，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和各种维度来探讨数码书写屏幕，首先是从药理性的角度，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所有屏幕都可导致失忆，它遮隐，同时也引诱并让人做梦——这可能是最主要的部分。
所有这些意味着药让我们思考，而今问题在于对药本身的思考，因为它引起思考的同时也一样可以妨碍我们思考，这不仅仅是说——如尼采所肯定的，以及德勒兹所重复的——愚昧令我们思考，而且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不仅会妨碍思考，它甚至妨碍对思考之能力的培养，妨碍成为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里面说的潜在心智（noetic potential）的可能性， 只能通过间歇才通往思维行动的可能性， 这种心智只能间歇通过行动成为现实的心智（noeticactuality），因为只有神能享受如此的特权。即是说， 拥有永远都处在现实性中。
最后我想要论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互动书写屏幕的时代，或者更普遍地说，数码第三持存（ 屏幕是其主要的进路模式） 的时代，打开了一种另类的政治，召唤着对抗熵的斗争， 这些熵也是由屏幕作为决策自动化的数码装置所造成的。 除了对幼儿的神经突触生成的后果（如齐默曼[Zimmermann]和克里斯塔基斯[Christakis]等人在期刊《Pediatrics》上所发表的分析），我们也要阅读玛莉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对于大脑阅读科学的历史的研究。也就是说， 大脑内化了书写屏幕， 比如书籍，也可以是在莎草纸、羊皮纸、纸和像素等基底上所书写的，因为大脑既可读又可写。这个内化，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来有深度地实现，以形成一种如凯特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所说的“深度注意力”。 玛莉安·沃尔夫指出了大脑是一种有机的器官，也就是说， 生物的，但它也有能力变成器官学的，也就是说，技术的，可以去组织化，也能彻底重新组织化，而这些要依靠给它印象和感受的屏幕。由此我可以说，大脑反过来成了一种“表达”。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里面他描述了一个由屏幕所包围起来的世界，这也标志了他所谓的24/7资本主义。通过摧毁所有的日期性（calendarités），特别是所有的间歇性，妨碍睡觉和做梦，引致一种无休止的精疲力尽，以及一个地狱——我相信这正是我所见到的。
贝恩斯和胡芙华认为在这种数码资本主义形式所建立的算法治理术中，作为一个痕迹的生产者——经常自己也忘了这个身份——譬如当他在谷歌的引擎上搜索，或者写下一则讯息，他所使用的互动系统已预期了他将要打的是什么字、什么词，也就是说，它抢先了。
这种“抢先”由各种各样的自动装置所操作， 这些操作是基于利用网络的效用来做的用户归档、 搜索器、 社会工程， 和超快速的算法来截取、 引导， 以及疏导这些痕迹，它的速度比起用户生产和归档的速度还要快。 结果24/7的资本主义的书写屏幕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光时的表演性， 利奥塔和德里达都没办法想象， 虽然德里达在《没有末日，不是现在》 里面有触及这些问题。 我想要指出的是这种抢先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它将理智的分析功能判给了电脑化的自动性，所以造成了康德及之后利奥塔所谓的理性的短路。
我尝试了指出范畴的先验演绎不能整合图式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由第三持存的历史所生成的，而不是先验地构成的，我也想要指出，在图式的器官学特征里的问题是，图式是历史性地、增补性地产生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经验的是后天的，它可以作为理性的屏幕。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只是在屏幕中间生活，而且是通过它们来生活。经由这些互动的书写屏幕，我们的持存和预存被表演性地以光速抢先了，构成一种绝对熵性的自动化的知性，也就是一种全去理性的知性。这也是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23日所说的。
我不会在这里仔细地重复贝恩斯和胡芙华的分析，以及我对他们的杰出的研究的欣赏和回应，但我并没有只是从头到尾地跟从他们的分析。这些我在《 自动化社会（ 卷一）： 工作的未来》里已做了。我现在会直接到重点， 指出有另于他们和克里拉所描述的地狱或者恶梦的可能性。而这一点，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安德森。
安德森在他的文章里指出，大数据的算法事实上将科学和实验方法都变得过时了。事实的意思是， 算法比起科学家们预测现实的能力还强。 但同时，它们也建立了一种基于事实的（de fait）表演性，摧毁了所有的法的（de droit）表演性，也就是说，摧毁了所有知识的权威——无论它的形式是司法上的、科学的、 政治的、 象征的， 还是其他。 胡芙华指出这种由算法治理术所造成的事实的状态，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去思考法。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想要演示这必须要超越福柯去思考。无论如何，我认为构成福柯所说的“真理的制度”这种法的状态，它预设了一种器官学的方法，不只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性的，也就是说，它发展了新的器官。
蒂姆·伯纳斯-李，万维网的创始人，也是万维网联盟的主席，他说要梦想一个网的新时代，他称其为“语意网”：
在我梦想的网里，电脑可以分析所有网上的数据：内容、连结，以及人与人、 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沟通。可以容许这种能力的“语意网”还没有出现，但当我们实现这个时，日常的、 商业的、行政的通讯将可以由机器来分析。 这些我们一直都在说的“智能代理”将会出现。
蒂姆·伯纳斯-李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描述他所谓的“哲学工程”，它跟所谓的网科学很相近。语意网的目的在于，以计算机模式来高度自动化资讯处理，来为我们这些智性的个体服务。但作为智性的个体，我们都是知识的存在，因此没有任何知识可以被简化为资讯处理（那只是知性的分析能力的一个延伸，但它没有理性），我们都是被我们的知识（生活、 行动、 想象） 构成（ 也就是被个体化），因为它们服从公共的法则来构成集体个体化的过程，同时经过分支形成了跨个体化的线路（在概念场域内形成“范畴转移”、“科学革命”和“认识论断裂”），将标准的现行法则去自动化。
语意网，因为它容许预先自动化处理资讯的超物质（它们构成了数码第三持存），所以无法产生任何知识。知识，总是分支的知识，也就是对非知识（non-knowledge）的经验，它可以通过影像的新循环（也就是说，新的梦）在跨个体化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回路，在其中才会形成知识。知识因此是负熵的：通过求知有去自动化的可能，但求知也内化一种自动化，知识通过这种自动化，成为反知识，也就是说，教条（它之所以是教条，是因为遮掩了教条的一面，也就是说，自动化）。
蒂姆·伯纳斯-李的语意网项目所描述的，是一种自动化的全面外置化，它剥夺了它的使用者用这些网络对象来去自动化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必须将这一语意网设计得与可以去自动化的诠释网直接相连的原因，这种去自动化的诠释网建基于：
1.一种社交网络的新的想象；
2.一种注解的标准语言；
3.诠释学的共同体，它们，在人类化过程的开端，由不同知识范畴所构成，并且作为负熵化的不同模式。
这种器官学的颠倒必须由欧洲来实现——万维网在那里发明，它有责任建立欧洲大陆的发展策略。欧洲必须设想这种策略作为对于全球性的算法治理术的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规划一个去自动化的自动社会，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可批评的（积极利用自动化的语意网），另一方面是合乎欲望的，因为它促成了负人类学的分支。
这种颠倒，建基于一种高度心智的发明，必须是具社会性的，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公共的研究和教学，生产出新的跨个体化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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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