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死后3月遗体被发现,长子杨拯民前往验证,移灵前曾被换棺

1949年,重庆解放后,“西安事变”中逼蒋抗日的杨虎城等人被确定“已遇害”。随后,自首的特务提供了他们遇害后的藏尸地点。

12月1日,杨虎城等人的遗体被发现。因为遗体面部被特务用强酸毁容,加上此时距离他们遇害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所以高度腐败的遗体只能被初步确认为杨虎城及其子女、下属。

此时,杨虎城唯一还活在世上的儿子,即长子杨拯民正准备回所在部队——大荔军分区办转业交接手续。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遇害,在此之前,他一直未停止打探父亲的消息。父亲被蒋介石囚禁以前,他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父亲被流放出国时的1937年。

当时,他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

自右起依次为:杨拯民、杨拯汉、杨拯中、杨拯陆、杨拯美、杨拯英兄妹

还未来得及回部队,他便在家里接到了父亲杨虎城昔日部下、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的电话。

拿起电话后,赵寿山只说了一句“你立即来我家”。杨拯民非常清楚副司令员的性子,通常,他字越少就说明事情越大。这一次,他只说了六个字,这就足以说明:出大事了。

而这个节骨眼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杨拯民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所以,这个大事绝不可能是和国家相关,否则,他也不会让自己去他家。

杨拯民突然想明白了:一定是关于父亲的事!确定了这点后,去赵寿山家的路上,他还是狐疑:这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一进赵家,杨拯民便感受到了赵家的凝重气氛,而赵将军此时的脸色也分外难看,那一刻,他的心也沉下去了。

见到杨拯民后,赵寿山一言不发地将两份拍自重庆的电报递给了他。电报大致内容是:

“重庆解放前夕,磁器口大屠杀,杨虎城将军和眷属、秘书、副官皆已遇难,遗体已收殓,希派人来渝主持丧事。”

杨虎城

看到电报后,杨拯民整个人都瘫软了,他来前虽已有准备,可这一刻真的来临时,他还是无法承受住打击。后来,在回忆这段过往时,他曾叹道:

“那真是晴天霹雳,我不禁泪如泉涌!”

赵寿山知道,此时不是悲伤的时候,后面还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他只得哽咽着提醒杨拯民,“当务之急,是处理后事。”

随即,杨振民便和赵将军驱车抵达了中共西北局,向西北局上级领导汇报请示。上级看了电报后随即指示:

“这是件大事,需要报告中央,我建议拯民去重庆接灵,西安方面由你(赵寿山)负责筹组治丧委员会等事宜。”

指示的同时,他还迅速让秘书陈旭起草了发给中央的电报。

杨拯民回到家后,母亲张蕙兰急切地问道:“你赵叔叫你去什么事?”杨拯民只看了一眼母亲,就又哭出来了,他哭着把噩耗说出后,张蕙兰差点当场昏厥过去。惊闻噩耗后,家里的几个妹妹也哭作一团。

无数年后,当在回忆起当日的情景时,杨拯民依旧红了眼眶,他道:

“当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那种悲惨凄苦的景象,如今忆起,仍感心痛。”

杨虎城遇难之前,杨家所有人都抱着希望,他们总觉得能有再度团聚的一天。杨拯民曾天真地以为,因逼蒋抗日被抓的父亲,能在抗战结束后回家。可事实却让他们失望,抗战后,父亲被蒋介石看押得更紧了。

眼见着全国解放了,杨拯民想“这下总该放他了吧”,“再不济就是被带到台湾继续囚禁”,可结果再次让他失望了,他等来的是父亲和家人一同被害的噩耗。

杨虎城、谢葆真与杨拯中

杨拯民到家后不久,周总理便打来电话,他在表示悼念和慰问的同时,叮嘱杨拯民:“一定要你娘保重身体!”这次来电,周总理还指示他立即赶赴重庆办理丧事。挂电话前,周总理特地补充道:

“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

临去重庆前,杨拯民向中央提出,去重庆办理相关后,要将父亲的棺椁运送回西安。出发前,他还和母亲在家里设置了灵堂。布灵堂时,张蕙兰突然红着眼对儿子道:“丧事必须按旧的丧仪办!”

杨拯民听到这儿想都没想便拥着母亲的肩膀道:“行,都听你的!”张蕙兰14岁嫁给杨虎城,她一生极其敬重丈夫,杨拯民自幼丧母,抚养他和妹妹长大的,便是这位“娘”。此时,面对母亲的这个要求,他自然会完全予以尊重。

杨虎城与张蕙兰

何况,此时的杨拯民也很理解母亲的心情,他们都觉得:只有旧式隆重的丧仪,才能表达他们的哀思。

布置好灵堂后,杨拯民和母亲张蕙兰、妹妹们都换上了白色孝服。杨虎城昔日在西安的部属、亲朋相继来家里吊唁。

很快,中央的消息来了:同意杨拯民前往移灵。经商议后,杨拯民与父亲昔日随从副官申明甫等,组成了七人的移灵组。

按照计划,杨拯民一行将从西安乘火车去武汉,再改乘轮船去重庆。

路上,杨拯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默,走水路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地立在甲板上发呆。他是杨虎城几个儿子中最像父亲的人,他的眉眼像极了父亲,也因此,父亲被囚禁后,他娘张蕙兰经常会看着他发呆。有时,她还会将自己错叫成父亲的名字。

杨拯民一直以父亲为榜样,父亲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他虽只有15岁,却已懂得国家民族大义。父亲发动兵谏后,他一面担心,一面为父亲自豪。父亲常教导他和弟弟妹妹:任何时候,都要以国家人民为先。这一点,父亲做到了。可他做到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

杨虎城与杨拯民和妹妹杨拯坤

杨拯民从未想过父亲出国前他们的父子见面,会成为此生永诀。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父亲似乎就已经有所察觉了,若非如此,临出国前那晚,他为何会与自己长谈呢!

“也真感谢那晚!”每每杨拯民想到这儿都会如此感叹,正是那晚的长谈后,他更加懂得了父亲。父亲临别时的谆谆教导和殷殷希望,不仅让他受到了启发,也成了此后他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力量。

杨拯民恨透了蒋介石,正是他,让自己在国难当头时,遭受家庭不幸。他一直记得,祖母离世时竟也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被捕后,他的前途陷入了一片迷惘。日本人大举西进后,父亲的部下劝他带着杨虎城旧部出头抗日。可他却犹豫了,思虑再三后,他对他们说:

“我还只是个学生,一不懂军事,让我先学习一下,然后咱们再干!”

正是在此间,杨拯民萌生了去延安学习的想法。他早已知道,有大批的有志青年都经西安去了延安学习。为此,他专门找到了当时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在他的一再恳求下,林伯渠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介绍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因为表现优异,在抗大学习期间,杨拯民顺利加入了共产党。入党这年,即1938年,自“抗大”毕业的他还转入马列学院继续学习。

他一直记得,正是在这儿,他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认识并成了好友。

杨拯民和张学思一样,毕业后便立即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之中。经过战斗的洗礼,他和张学思都成为了出色的军事人才。

杨拯民总觉得:父亲对自己的境况当然是了解的,毕竟,他虽然被囚禁,也定然能看到报纸。若如此,父亲被害时,定然也是欣慰的。

想到这儿,杨拯民的心里才略微好受了一些。可一想到父亲的大仇未报,他心里又有些绞痛了。杨拯民在心里暗暗发誓,去了重庆,一定要设法调查父亲的确切被害真相,他要让这个真相被全国人民知道。

杨拯民一行抵达重庆时,已是当年12月下旬。此时,距离杨虎城等遇难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杨拯民来到磁器口歌乐山原中美合作所后,便看到停放在“白公馆”下边小广场上排列着的几十副棺木。

杨虎城的遇害地点

看到这一排棺材后,杨拯民的情绪突然异常激动起来,随行人员看到他两眼发红、额上青筋暴起。没人知道此刻他的心情有多复杂,他心里有悲痛,有愤怒,有仇恨交织。

整齐排列好的几十副棺材里躺着的,都是被国民党特务残忍迫害致死的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杨拯民都认识,除了杨拯民的父亲杨虎城、弟弟杨拯中,新娘(杨拯民对父亲三妻特定称谓)谢葆真外,父亲的秘书宋绮云夫妇,父亲的副官阎继民、张醒民等等的棺材,也在其中。

一路的奔波,加上巨大的情绪波动,已经让此时的杨拯民筋疲力尽了,回到宾馆时,他却还强撑着和同来的小组成员交换意见。

一同前来移灵的孙辅丞是原十七路军的旅长,他素来对身为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忠贞不二,他提出:“现用的棺材质量不好,应另买一副好的棺材。”

杨拯民听到这儿后点了点头,他也表示:可以另买好的棺材,待开棺验证的时候换上。

经过研究以后,杨拯民等决定:再买几匹白布,毕竟杨虎城等都是被迫害致死,且被泼强酸毁容,加上遗体被掩埋后腐烂,非得用白布包裹好,才好。

买白布的事情决定好后,就是该买怎样的棺材的问题了。杨拯民知道,父亲的事情不仅仅是家事,“换棺材”这样的大事必须汇报。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杨拯民便让小组成员前去市场看棺材。他心里有些顾虑,他担心如果棺材所花的钱太多,会不合适,可他心里又想要厚葬父亲等人。

当日去拜会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等时,他们竟在谈话中问到了棺材的问题,听到问话后,杨拯民有些犹豫地说:“棺材还可以吧!”邓小平却从他的话里听出了问题,他当即道:“不好,要换最好的,不要怕花钱!”随即,他便对身边同志交代了相关。

这一幕让杨拯民心里感动不已,事后,邓小平的明察秋毫和英明决断,也赢得了陕西同乡和十七路军旧部的好评和敬佩。

杨虎城与谢葆真

棺材的事情解决好后,杨拯民便开始着手确认遗体的事情了。身为杨虎城长子,这是此时的他最应该做的事情,可这,也恰是他最不想做的事。

为了进一步确认杨虎城的遗体,重庆军管会还找到了当时杨虎城被囚禁时,为他医过牙齿的蒋医生。

启棺后,杨拯民挪动沉重的脚步走到了棺材前,他先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那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啊,他当时几乎晕过去了。他见到的父亲遗体,已经完全无法辨认……

经牙医蒋医生的确认:遗体,确实是杨虎城将军的。

杨虎城的遗体被确认后,杨拯民又看到了弟弟杨拯中的遗体:弟弟的腰部被砍断了。更加让他难过的是,因为他的小妹妹、狱中出生的杨拯国,她被害后的遗体竟一直未被找到。她的唯一被找到的遗体部分,是一块头皮,上面有一些稀疏的黄头发。经特务确认后,它被放置在了于两年前含恨离世的新娘谢葆真的骨灰盒里。

确认完遗体后,便是筹备追悼大会和移灵具体了。这期间的杨拯民很忙碌,也只有忙碌时,他才不用思虑那么多。这些天,只要一停下来,他便会想起父亲,偶尔,他还会在梦里梦到父亲。

少年杨拯民

杨拯民抵达重庆半个多月后的1950年1月15日,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中华路举行了磁器口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追悼会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位领导亲临致祭,各界送挽联花圈的不计其数,杨拯民一直记得西南局送给父亲的挽联:

“西安义举,振奋全国;重庆成仁,永垂不朽。”

杨拯民觉得:这副挽联,是世人对父亲的最公允评价。

那日的追悼大会上,各民主党派、民众团体的代表有一千多人。但现场的秩序却非常井然,会场肃穆,群情激愤。

追悼大会后,杨拯民等将父亲与随同死难者的灵柩移至市内沧白堂。遗体被移至沧白堂后,这里瞬间便热闹起来了。每天前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他们都着素衣素服、一脸凝重地前来送别杨虎城等。

这一幕幕,让杨拯民分外感动。

杨拯民

有一天,一个吊唁者提出要见杨拯民。见到他后,这名吊唁者竟忏悔道:“我是杀害你父亲的刽子手之一啊!”

原来,此人名叫杨轻典,他曾参与杀害和掩埋杨虎城等,但他表示自己不是主犯。忏悔中,他还将杨虎城遇害的过程详细地交代了。杨拯民等等听了都气愤不已,有人提议将他抓回西安处决。可杨拯民却犹豫了,他的理由是:

“这样做不符合政策,他已向当地政府坦白认罪登记过了,该怎么处理是当地政府的事情。”

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杨拯民非常像他的父亲,任何时候都把大局放在第一位。

通过杨轻典的讲述,杨拯民终于了解了父亲被杀时的具体了。而杀害父亲的主凶周养浩、徐远举也在云南起义后被捕,并被作为战犯关押了。而其他的凶手,如杨进兴等,后来也都悉数落网了。

这段插曲过后,便是正式的移灵仪式了。移灵仪式是启灵前的重要仪式,仪式结束后,杨虎城等的灵柩便被杠夫抬着由沧白堂前往轮船码头了。

杨虎城灵柩由重庆启程运往西安

被移灵的灵柩一共是八副,除杨拯民父亲等等的灵柩外,还增添了黄显声将军的一副。黄显声将军的灵柩将在途经郑州时,被移交黄将军长子。其他的,将全部移灵至西安。

8副棺木同时排开上路,加上众多送灵人员,使得送灵路上既悲哀又壮烈。沿途设有路祭,每次到了路祭点,杨拯民都会在灵前扯纤,尽孝子礼。一路上,众多前辈陪着杨拯民,他们死活要把杨将军一行送到船上。

1月24日,灵柩抵达了武汉。还未到码头时,杨拯民便看到码头乌压压全是人。那一刻,他的眼眶再次红了。1月25日,汉口工商联合筹备会为杨虎城将军等举行了公祭。当日的公祭会上,参加公祭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各界代表竟有3000多人。

被送来的无数挽联中,最让杨拯民记忆深刻的是中南军区的挽联:

“大义凛冰霜,民族千载存正气;一棺掩巴蜀,江河万古有哀声。”

1月30日,即杨虎城将军遇害四个多月后,他的灵柩终于抵达了西安火车站。火车缓缓停在西安车站时,杨拯民不自主地站起了身,他看着窗外在心底暗暗道:“父亲,我们回来了!”

当日,在西安火车站,西北局的领导彭德怀等人参加了迎灵仪式。抵达西安后,杨虎城等的灵柩在新城广场停了7日。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方便各界人士公祭。

西安公祭

那7天,每天自发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挽联鲜花摆满了广场。

杨拯民等前往重庆移灵的同时,西安方面也在各方筹备。西安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赵寿山、张蕙兰和杨虎城的一些昔日故交。早在灵柩抵达西安前,他们便已为杨虎城等选定了陵园。

杨虎城及诸烈土的陵园位于西安南郊长安县杜甫祠西侧,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陵园。是因为,这里地势高,且可居高临下望到一马平川的樊川。

这个地方风景极其优美,每年春天,绿油油的麦田、黄灿灿的油菜花与粉红色的桃花相互交映。这样的地方,无疑是杨虎城将军的最佳安息地。

2月7日,西安人民为杨虎城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当天,送殡队伍竟长达3华里。仅家属、亲友、旧部及各界代表执绋者就有1000多人。

杨拯民一直记得,葬礼那天,他们的送殡队伍每到一个地方,就有无数民众自动结队加入送葬队伍。一路上所经的商店竟也挂了半旗志哀,路上每隔一段便设有路祭。

从出城到墓地的20多里,其盛况不能不让杨拯民想到父亲出国时的情景。只是,相比当年民众送父亲出国时,此时的民众情绪明显更加悲愤。

西安的民众代表全国民众,将杨虎城等烈士送到了墓地,他们将永远安息在西安南郊。

杨虎城墓碑

“大风起兮扬四方,英魂终归回故里!”父亲下葬那刻,杨拯民再次泪如泉涌,只是,那一刻,他的泪更多的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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