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死后3月遗体被发现，长子杨拯民前往验证，移灵前曾被换棺
1949年，重庆解放后，“西安事变”中逼蒋抗日的杨虎城等人被确定“已遇害”。随后，自首的特务提供了他们遇害后的藏尸地点。
12月1日，杨虎城等人的遗体被发现。因为遗体面部被特务用强酸毁容，加上此时距离他们遇害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所以高度腐败的遗体只能被初步确认为杨虎城及其子女、下属。
此时，杨虎城唯一还活在世上的儿子，即长子杨拯民正准备回所在部队——大荔军分区办转业交接手续。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遇害，在此之前，他一直未停止打探父亲的消息。父亲被蒋介石囚禁以前，他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父亲被流放出国时的1937年。
当时，他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
自右起依次为：杨拯民、杨拯汉、杨拯中、杨拯陆、杨拯美、杨拯英兄妹
还未来得及回部队，他便在家里接到了父亲杨虎城昔日部下、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的电话。
拿起电话后，赵寿山只说了一句“你立即来我家”。杨拯民非常清楚副司令员的性子，通常，他字越少就说明事情越大。这一次，他只说了六个字，这就足以说明：出大事了。
而这个节骨眼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杨拯民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所以，这个大事绝不可能是和国家相关，否则，他也不会让自己去他家。
杨拯民突然想明白了：一定是关于父亲的事！确定了这点后，去赵寿山家的路上，他还是狐疑：这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一进赵家，杨拯民便感受到了赵家的凝重气氛，而赵将军此时的脸色也分外难看，那一刻，他的心也沉下去了。
见到杨拯民后，赵寿山一言不发地将两份拍自重庆的电报递给了他。电报大致内容是：
“重庆解放前夕，磁器口大屠杀，杨虎城将军和眷属、秘书、副官皆已遇难，遗体已收殓，希派人来渝主持丧事。”
杨虎城
看到电报后，杨拯民整个人都瘫软了，他来前虽已有准备，可这一刻真的来临时，他还是无法承受住打击。后来，在回忆这段过往时，他曾叹道：
“那真是晴天霹雳，我不禁泪如泉涌!”
赵寿山知道，此时不是悲伤的时候，后面还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他只得哽咽着提醒杨拯民，“当务之急，是处理后事。”
随即，杨振民便和赵将军驱车抵达了中共西北局，向西北局上级领导汇报请示。上级看了电报后随即指示：
“这是件大事，需要报告中央，我建议拯民去重庆接灵，西安方面由你（赵寿山）负责筹组治丧委员会等事宜。”
指示的同时，他还迅速让秘书陈旭起草了发给中央的电报。
杨拯民回到家后，母亲张蕙兰急切地问道：“你赵叔叫你去什么事？”杨拯民只看了一眼母亲，就又哭出来了，他哭着把噩耗说出后，张蕙兰差点当场昏厥过去。惊闻噩耗后，家里的几个妹妹也哭作一团。
无数年后，当在回忆起当日的情景时，杨拯民依旧红了眼眶，他道：
“当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那种悲惨凄苦的景象，如今忆起，仍感心痛。”
杨虎城遇难之前，杨家所有人都抱着希望，他们总觉得能有再度团聚的一天。杨拯民曾天真地以为，因逼蒋抗日被抓的父亲，能在抗战结束后回家。可事实却让他们失望，抗战后，父亲被蒋介石看押得更紧了。
眼见着全国解放了，杨拯民想“这下总该放他了吧”，“再不济就是被带到台湾继续囚禁”，可结果再次让他失望了，他等来的是父亲和家人一同被害的噩耗。
杨虎城、谢葆真与杨拯中
杨拯民到家后不久，周总理便打来电话，他在表示悼念和慰问的同时，叮嘱杨拯民：“一定要你娘保重身体！”这次来电，周总理还指示他立即赶赴重庆办理丧事。挂电话前，周总理特地补充道：
“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
临去重庆前，杨拯民向中央提出，去重庆办理相关后，要将父亲的棺椁运送回西安。出发前，他还和母亲在家里设置了灵堂。布灵堂时，张蕙兰突然红着眼对儿子道：“丧事必须按旧的丧仪办！”
杨拯民听到这儿想都没想便拥着母亲的肩膀道：“行，都听你的！”张蕙兰14岁嫁给杨虎城，她一生极其敬重丈夫，杨拯民自幼丧母，抚养他和妹妹长大的，便是这位“娘”。此时，面对母亲的这个要求，他自然会完全予以尊重。
杨虎城与张蕙兰
何况，此时的杨拯民也很理解母亲的心情，他们都觉得：只有旧式隆重的丧仪，才能表达他们的哀思。
布置好灵堂后，杨拯民和母亲张蕙兰、妹妹们都换上了白色孝服。杨虎城昔日在西安的部属、亲朋相继来家里吊唁。
很快，中央的消息来了：同意杨拯民前往移灵。经商议后，杨拯民与父亲昔日随从副官申明甫等，组成了七人的移灵组。
按照计划，杨拯民一行将从西安乘火车去武汉，再改乘轮船去重庆。
路上，杨拯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默，走水路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地立在甲板上发呆。他是杨虎城几个儿子中最像父亲的人，他的眉眼像极了父亲，也因此，父亲被囚禁后，他娘张蕙兰经常会看着他发呆。有时，她还会将自己错叫成父亲的名字。
杨拯民一直以父亲为榜样，父亲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他虽只有15岁，却已懂得国家民族大义。父亲发动兵谏后，他一面担心，一面为父亲自豪。父亲常教导他和弟弟妹妹：任何时候，都要以国家人民为先。这一点，父亲做到了。可他做到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
杨虎城与杨拯民和妹妹杨拯坤
杨拯民从未想过父亲出国前他们的父子见面，会成为此生永诀。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父亲似乎就已经有所察觉了，若非如此，临出国前那晚，他为何会与自己长谈呢！
“也真感谢那晚！”每每杨拯民想到这儿都会如此感叹，正是那晚的长谈后，他更加懂得了父亲。父亲临别时的谆谆教导和殷殷希望，不仅让他受到了启发，也成了此后他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力量。
杨拯民恨透了蒋介石，正是他，让自己在国难当头时，遭受家庭不幸。他一直记得，祖母离世时竟也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被捕后，他的前途陷入了一片迷惘。日本人大举西进后，父亲的部下劝他带着杨虎城旧部出头抗日。可他却犹豫了，思虑再三后，他对他们说：
“我还只是个学生，一不懂军事，让我先学习一下，然后咱们再干！”
正是在此间，杨拯民萌生了去延安学习的想法。他早已知道，有大批的有志青年都经西安去了延安学习。为此，他专门找到了当时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在他的一再恳求下，林伯渠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介绍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因为表现优异，在抗大学习期间，杨拯民顺利加入了共产党。入党这年，即1938年，自“抗大”毕业的他还转入马列学院继续学习。
他一直记得，正是在这儿，他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认识并成了好友。
杨拯民和张学思一样，毕业后便立即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之中。经过战斗的洗礼，他和张学思都成为了出色的军事人才。
杨拯民总觉得：父亲对自己的境况当然是了解的，毕竟，他虽然被囚禁，也定然能看到报纸。若如此，父亲被害时，定然也是欣慰的。
想到这儿，杨拯民的心里才略微好受了一些。可一想到父亲的大仇未报，他心里又有些绞痛了。杨拯民在心里暗暗发誓，去了重庆，一定要设法调查父亲的确切被害真相，他要让这个真相被全国人民知道。
杨拯民一行抵达重庆时，已是当年12月下旬。此时，距离杨虎城等遇难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杨拯民来到磁器口歌乐山原中美合作所后，便看到停放在“白公馆”下边小广场上排列着的几十副棺木。
杨虎城的遇害地点
看到这一排棺材后，杨拯民的情绪突然异常激动起来，随行人员看到他两眼发红、额上青筋暴起。没人知道此刻他的心情有多复杂，他心里有悲痛，有愤怒，有仇恨交织。
整齐排列好的几十副棺材里躺着的，都是被国民党特务残忍迫害致死的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杨拯民都认识，除了杨拯民的父亲杨虎城、弟弟杨拯中，新娘（杨拯民对父亲三妻特定称谓）谢葆真外，父亲的秘书宋绮云夫妇，父亲的副官阎继民、张醒民等等的棺材，也在其中。
一路的奔波，加上巨大的情绪波动，已经让此时的杨拯民筋疲力尽了，回到宾馆时，他却还强撑着和同来的小组成员交换意见。
一同前来移灵的孙辅丞是原十七路军的旅长，他素来对身为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忠贞不二，他提出：“现用的棺材质量不好，应另买一副好的棺材。”
杨拯民听到这儿后点了点头，他也表示：可以另买好的棺材，待开棺验证的时候换上。
经过研究以后，杨拯民等决定：再买几匹白布，毕竟杨虎城等都是被迫害致死，且被泼强酸毁容，加上遗体被掩埋后腐烂，非得用白布包裹好，才好。
买白布的事情决定好后，就是该买怎样的棺材的问题了。杨拯民知道，父亲的事情不仅仅是家事，“换棺材”这样的大事必须汇报。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杨拯民便让小组成员前去市场看棺材。他心里有些顾虑，他担心如果棺材所花的钱太多，会不合适，可他心里又想要厚葬父亲等人。
当日去拜会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等时，他们竟在谈话中问到了棺材的问题，听到问话后，杨拯民有些犹豫地说：“棺材还可以吧！”邓小平却从他的话里听出了问题，他当即道：“不好，要换最好的，不要怕花钱！”随即，他便对身边同志交代了相关。
这一幕让杨拯民心里感动不已，事后，邓小平的明察秋毫和英明决断，也赢得了陕西同乡和十七路军旧部的好评和敬佩。
杨虎城与谢葆真
棺材的事情解决好后，杨拯民便开始着手确认遗体的事情了。身为杨虎城长子，这是此时的他最应该做的事情，可这，也恰是他最不想做的事。
为了进一步确认杨虎城的遗体，重庆军管会还找到了当时杨虎城被囚禁时，为他医过牙齿的蒋医生。
启棺后，杨拯民挪动沉重的脚步走到了棺材前，他先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那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啊，他当时几乎晕过去了。他见到的父亲遗体，已经完全无法辨认……
经牙医蒋医生的确认：遗体，确实是杨虎城将军的。
杨虎城的遗体被确认后，杨拯民又看到了弟弟杨拯中的遗体：弟弟的腰部被砍断了。更加让他难过的是，因为他的小妹妹、狱中出生的杨拯国，她被害后的遗体竟一直未被找到。她的唯一被找到的遗体部分，是一块头皮，上面有一些稀疏的黄头发。经特务确认后，它被放置在了于两年前含恨离世的新娘谢葆真的骨灰盒里。
确认完遗体后，便是筹备追悼大会和移灵具体了。这期间的杨拯民很忙碌，也只有忙碌时，他才不用思虑那么多。这些天，只要一停下来，他便会想起父亲，偶尔，他还会在梦里梦到父亲。
少年杨拯民
杨拯民抵达重庆半个多月后的1950年1月15日，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中华路举行了磁器口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追悼会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位领导亲临致祭，各界送挽联花圈的不计其数，杨拯民一直记得西南局送给父亲的挽联:
“西安义举，振奋全国；重庆成仁，永垂不朽。”
杨拯民觉得：这副挽联，是世人对父亲的最公允评价。
那日的追悼大会上，各民主党派、民众团体的代表有一千多人。但现场的秩序却非常井然，会场肃穆，群情激愤。
追悼大会后，杨拯民等将父亲与随同死难者的灵柩移至市内沧白堂。遗体被移至沧白堂后，这里瞬间便热闹起来了。每天前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他们都着素衣素服、一脸凝重地前来送别杨虎城等。
这一幕幕，让杨拯民分外感动。
杨拯民
有一天，一个吊唁者提出要见杨拯民。见到他后，这名吊唁者竟忏悔道：“我是杀害你父亲的刽子手之一啊！”
原来，此人名叫杨轻典，他曾参与杀害和掩埋杨虎城等，但他表示自己不是主犯。忏悔中，他还将杨虎城遇害的过程详细地交代了。杨拯民等等听了都气愤不已，有人提议将他抓回西安处决。可杨拯民却犹豫了，他的理由是：
“这样做不符合政策，他已向当地政府坦白认罪登记过了，该怎么处理是当地政府的事情。”
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杨拯民非常像他的父亲，任何时候都把大局放在第一位。
通过杨轻典的讲述，杨拯民终于了解了父亲被杀时的具体了。而杀害父亲的主凶周养浩、徐远举也在云南起义后被捕，并被作为战犯关押了。而其他的凶手，如杨进兴等，后来也都悉数落网了。
这段插曲过后，便是正式的移灵仪式了。移灵仪式是启灵前的重要仪式，仪式结束后，杨虎城等的灵柩便被杠夫抬着由沧白堂前往轮船码头了。
杨虎城灵柩由重庆启程运往西安
被移灵的灵柩一共是八副，除杨拯民父亲等等的灵柩外，还增添了黄显声将军的一副。黄显声将军的灵柩将在途经郑州时，被移交黄将军长子。其他的，将全部移灵至西安。
8副棺木同时排开上路，加上众多送灵人员，使得送灵路上既悲哀又壮烈。沿途设有路祭，每次到了路祭点，杨拯民都会在灵前扯纤，尽孝子礼。一路上，众多前辈陪着杨拯民，他们死活要把杨将军一行送到船上。
1月24日，灵柩抵达了武汉。还未到码头时，杨拯民便看到码头乌压压全是人。那一刻，他的眼眶再次红了。1月25日，汉口工商联合筹备会为杨虎城将军等举行了公祭。当日的公祭会上，参加公祭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各界代表竟有3000多人。
被送来的无数挽联中，最让杨拯民记忆深刻的是中南军区的挽联:
“大义凛冰霜，民族千载存正气；一棺掩巴蜀，江河万古有哀声。”
1月30日，即杨虎城将军遇害四个多月后，他的灵柩终于抵达了西安火车站。火车缓缓停在西安车站时，杨拯民不自主地站起了身，他看着窗外在心底暗暗道：“父亲，我们回来了！”
当日，在西安火车站，西北局的领导彭德怀等人参加了迎灵仪式。抵达西安后，杨虎城等的灵柩在新城广场停了7日。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方便各界人士公祭。
西安公祭
那7天，每天自发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挽联鲜花摆满了广场。
杨拯民等前往重庆移灵的同时，西安方面也在各方筹备。西安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赵寿山、张蕙兰和杨虎城的一些昔日故交。早在灵柩抵达西安前，他们便已为杨虎城等选定了陵园。
杨虎城及诸烈土的陵园位于西安南郊长安县杜甫祠西侧，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陵园。是因为，这里地势高，且可居高临下望到一马平川的樊川。
这个地方风景极其优美，每年春天，绿油油的麦田、黄灿灿的油菜花与粉红色的桃花相互交映。这样的地方，无疑是杨虎城将军的最佳安息地。
2月7日，西安人民为杨虎城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当天，送殡队伍竟长达3华里。仅家属、亲友、旧部及各界代表执绋者就有1000多人。
杨拯民一直记得，葬礼那天，他们的送殡队伍每到一个地方，就有无数民众自动结队加入送葬队伍。一路上所经的商店竟也挂了半旗志哀，路上每隔一段便设有路祭。
从出城到墓地的20多里，其盛况不能不让杨拯民想到父亲出国时的情景。只是，相比当年民众送父亲出国时，此时的民众情绪明显更加悲愤。
西安的民众代表全国民众，将杨虎城等烈士送到了墓地，他们将永远安息在西安南郊。
杨虎城墓碑
“大风起兮扬四方，英魂终归回故里！”父亲下葬那刻，杨拯民再次泪如泉涌，只是，那一刻，他的泪更多的是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