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诺亚财富卷入了一桩重大丑闻，公司旗下的歌斐资产分销香港上市公司承兴国际打包的证券，这些证券涉及34亿元的供应链融资，由与京东和苏宁等商业伙伴的虚假交易和应收账款支持。承兴国际的实际控制人罗静最终因涉嫌欺诈被上海警方拘留。事情爆雷后，京东和苏宁先后发表声明说，这笔业务与其没关，是承兴国际涉嫌伪造。尽管诺亚高管称他们也是受害者，但人们强烈质疑这家财富管理公司的能力和风险管理，因为它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了。从2014年的景泰事件、2016年承销的悦榕基金“烂尾”，到2017年踩雷辉山乳业、2018年子公司遭香港证监会罚款……近年来诺亚财富可谓是频频踩雷，其资产甄别能力和内部合规风控能力实在差劲。诺亚丑闻还指向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就是在当前经济下行、优质投资项目难寻，信贷萎缩、监管从紧的局面下，已经野蛮发展十余年的资管行业，会有更多类似诺亚的暴雷事件发生，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社会逐渐积累起巨大财富，人们的投资理财意识逐步觉醒。在90年代，居民财富管理仍以存款产品为主，2000年以后转向房产和金融，一直到2007年，公募基金一直是资管行业的主要形式。2004年，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发行了国内首只人民币理财产品“阳光理财B计划”，银行理财第一次走入大众的视野。彼时我国刚进入新一轮货币紧缩，资金面紧张，全国性股份银行因为网点少，存款少，拉存款十分吃力。理财业务因为能够以高于存款管制利率的收益率吸收存款，开始成为各家银行抢地盘、找饭吃的家伙。尽管如此，到2007年，我国银行业因为可投资标的少，主动负债资金不多，理财产品余额只有约0.53万亿，相当于当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1.4%，根本不值一提。2008年全球蔓延金融危机，中国被迫出台四万亿计划，宽松政策给资金端加水，银行开始大量放贷。当央行对此加以限制后，银行便借助信托通道，避开监管对额度和投资范围的限制，绕道表外“非标”产品（非标准化债权项目），变相把理财资金输送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剩产能企业以及房地产开发商，银信合作迅速兴起。2012年，随着新的《基金法》的出台，金融机构牌照全面放开，允许基金开子公司，允许保险、期货参与资管，允许券商私募等机构申请公募牌照。于是，资管行业迎来一轮放松大潮，银行、基金、券商（投行）、信托、保险、第三方理财等机构都开始来做资产管理，行业一下子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局面。同时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的宽容度也很高，互联网平台纷纷介入金融行业，P2P公司大量涌现。此外，2012年以来利率市场化开始加速，国家全面地放开了贷款管制，又不断地提高存款的利率上限，银行存款开始大量流向银行理财和其他资管产品，2013年余额宝又横空出世，货币基金开始大行其道。“一松就乱”是市场经济常有的现象。放松监管后，资管行业开始“狂奔”。
2012年监管机构放松对保险资管、券商资管、基金及基金子公司专户的监管限制后，整个资管行业开始了对高息资产的追逐，不同资管机构之间广泛开展交叉业务，逐步演变成为脱离正规监管体系的影子银行业务。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分业监管+分割监管”，不同资管机构面临的监管政策截然不同，受到严格监管的机构于是选择监管宽松的机构进行合作，变相突破监管限制，由此形成很多以监管套利为目标的通道业务。商业银行募集的“低价”资金借助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保合作等多种通道，大量投资非标资产和股权融资计划，做期限错配和多层嵌套。影子银行资金流向了投机领域、产能过剩领域、融资平台等高息领域,推高了实体经济杠杆率，增大了金融体系风险。非标产品结构复杂，中间通道长，杠杆高，监管薄弱，很难看清底层风险。众多眼花缭乱的理财产品被层层包装后拿到市面上出售，结果债务违约事件大量发生，让投资人损失惨重。例如，2014年10月，邮储银行投资了由惠州侨兴集团下属公司作为融资方、上海国际信托作为受托人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金额共22亿元，投资期限均为3年。然而该信托计划2017年10月到期时侨兴集团违约，很多投资人血本无归。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银行资金是不准进入股市的。但是2015年，很多私募机构设计出各种通道加杠杆，造就了一个脆弱的“杠杆牛市”。受投机驱动的场外配资放大了股市的杠杆，加剧了股市的价格波动，成为那场股灾的“元凶”。在股票配资熄火、产能过剩领域又债务危机频发的情况下，资管行业面临严重的“资产荒”，于是，杠杆并购融资又成为各大资管机构追逐的目标。该事件中，宝能利用分业监管与资管业务混业经营之间的监管漏洞，以超过4倍的的高杠杆,撬动了来源于保险、证券和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数百亿资金，试图完成“蛇吞象”式的并购交易。虽然因为万科和王石的影响力太大，这笔交易最终流产，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资管机构追逐高息资产的意图有多么强烈。在那之后，随着中国GDP增速首次降至7%以下，实体企业愈发不景气，长期累积的债务问题开始显现，违约事件加速暴露，从P2P行业开始（当年有近千家P2P平台出现问题），整个资管行业大量爆出问题。到2016年，国企发行的债券也开始频繁违约，而债券是资管机构的重点配置产品，影子银行的不良问题开始蔓延到正规金融机构资管领域。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截止至2018年底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总规模约124.03万亿元。并出现了这样一副图景：普通民众借钱给资管机构，机构与终端一起炒高资产再卖给民众，群众最终接盘，背上了巨额债务；同时，金融市场乱象频发，暴雷事件不断，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受到极大威胁。
2017年，国家提出“治理金融乱象”，2018年4月央行、银保监会等多部委联合颁布了酝酿已久的资管新规，明确提出“去刚兑、去通道、去杠杆”，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有序处置存量资产。资产管理曾是资产泡沫能够不断吹大的重要原因，是杠杆创造财富神话的主要源头。随着资管行业加快去杠杆、去通道，风险事件更加频繁，不仅招行大力推荐的P2P钱端爆了雷，就连背靠平安集团的“网贷一哥”陆金所，也决定退出P2P业务。为了缓解资金紧张，降低社会融资成本，9月6日央行宣布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虽然央行降准有多方面原因，但资管行业发生的事情，无疑是其中一个因素。
新规落地后，野蛮生长的资管行业缓慢回归严控下的有序发展，整个市场开始重塑。同时，资管行业有两个发展趋势十分清晰。大国的崛起离不开金融业、金融机构的崛起和开放，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正步入全面开放的阶段，这给资管行业提供了更多机会。一方面，境外金融机构对配置中国资产有巨大需求，纷纷涌到中国开拓市场。仅2019年5月7日一天，就有包括法巴资管、荷宝资产、韩国最大的资管机构未来资产等在内的10家境外知名资管公司一起进入上海。目前，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子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已放宽到51%，明年还会取消所有外资持股比例。MSCI、富时罗素、标普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并逐步提高纳入权重。9月10日，中国完全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同时取消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这意味着境外资金将加快流入国内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放缓，资产收益率开始下降，境内投资者到全球范围配置资产也呈现上升趋势，不少资管公司开始搭建海外投资团队，或是投资入股境外金融机构。自2016年底深港通开通以来，南方东英资管、华夏基金、嘉实基金等内陆中大型私募基金就前往香港申请开展资管业务，利用海外优势向内陆投资者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投资服务。一些在香港已经站稳脚跟的基金公司，也已开始以香港子公司为基石，将业务触角延伸至包括英国、美国、韩国等国的全球资本市场。2017年，平安资管通过港股通渠道累计买入汇丰控股5%的股份，成为汇丰控股第二大股东。除了要获取投资收益，借助汇丰银行的力量，获取更多市场机会显然是平安资管更看重的。除了国际化，与金融科技不断融合，是资管行业另一大发展趋势。如今在中国市场，行业竞争更加激烈，钱越来越难赚，即便是银行业，利润率也在下降，因此大家就更加要拼技术了，而资管行业在监管趋严后，也告别了”刚性兑付+资金池“模式，进入“产品为王”、“配置为王”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全面提高主动管理能力、产品设计能力、投研能力、风险定价能力和敏捷交易能力，降低运营成本。比如，借助金融科技提升资产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将数据、算法、技术的革新转化为为机构的内在能力。这方面已经有具体案例，包括京东金融上线的“京东行家”机构自运营平台，免费帮助金融机构打造“移动官网”；百度金融与农行推出的“金融大脑”，开放获客、身份识别、反欺诈、信息核验、信用管理与产品功能。再比如，刚兑被打破后避免带来信用冲击，而通过技术手段增强、重构资产生成过程和信用体系，可以帮助释放信用压力。此类应用当前首推区块链技术，它在支付、金融资产交易等领域可以提升多方交易的透明度和效率，对于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这样基础资产分散、交易高频化的领域，可有效增强底层资产形成期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增强安全、互信，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根据高盛的报告估算，区块链技术将为全球金融市场每年节约120亿美元的成本。京东数字科技CEO陈生强就认为：金融机构用金融科技的手段让强金融属性、强线下特征的业务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创造更大的价值回报，这不仅是价值引领，更是生存需要。对所有资管机构而言，未来只有苦练内功，提高自己的品种投资能力、定制解决方案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做到投得准，退得出，以更低成本获得更高收益，避免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本文版权归“节点财经”所有，合作请联系微信：cuidabao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