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者华.前言》四：拨开历史的迷雾
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前言
第四章 拨开历史的迷雾
文|黄饮冰
1、历史和文化的传承
据传说，黄帝时，就有记言的官吏。
《尚书》明确记载，尧时有记录君王事迹和言论的官职。
《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都是当时史官们记录的君王贵族的言论、发布的布告和战前动员令，都保留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和语言环境。
在殷代，记录前代历史和历代先王的言论的书籍形成了完备的典册，也形成了完善的典籍保存制度，“维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继承殷的统治的周人的感叹！
殷卜辞中和《商书》中记录的卜、史、巫、祝，就都是当时掌握殷商时代历史和文化的贵族，西周继承了殷代保存的历史档案，并进一步发展了史官制度，当时所谓的太史、小吏、内史、外史和御史，就都是文化官员。殷商西周的典籍，都掌握在文化贵族的手中，“学在官府”，就说明文化掌握在国家手里，代表国家掌握文化的，就是这些文化官员在。
这些文化官吏，对于图书典籍的管理，“谨守其数，不敢损益也”，且“父子相传，以持（奉）王公”，也就是说，这些文化官吏，只负责对当时他们所经历的适合、所听到的言论和所看到的文告进行忠实地记录成册，并保存下来，他们在用这些典籍对王公子弟进行教授时，也只是祖述，没有发挥，更不敢进行改动，在保存中也是一本一本照本相传，这些典籍的辗转相传，也是在父子之间，这些典籍的传授，也是在贵族子弟之间，使他们知道祖先的功德，明白统治的方法，以确保贵族统治的延续。
所以，在西周及西周前，历史、文化、历法等官职都是家族性的传承的，都是父子兄弟相继，有众多的家族数代担任同一种职务，甚至改朝换代了，这些家族依然继承了那种职位。这种制度，目的是将文化和历史据为统治贵族所私有，让民众得不到教育开智的机会，以延续贵族的统治。在这种制度下，史官们只是历史的记录人，不可能有自己的创造和发挥，更不可能伪造。
我们知道，在周代，在王室和诸侯各国都设有史官，这些史官除了记录当朝的大事外，还要负责保存旧有的历史档案。为了使用方便，史官们就把统一时代的历史文献选编在一起，以朝代作为区别，逐渐形成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所以《尚书》是真实可靠的。
以《诗》《书》为教学教材的孔子，为了教学的方便，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孔子的功绩应该是在《诗》《书》《礼》《易》等进行修编之外，把当时鲁国的历史书籍《春秋》进行“正名”后，也列入到教学的教材中，形成了儒家思想源头的《五经》。当时社会上知道《诗》《书》《礼》《易》《春秋》的人大有所在，孔子也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伪造。孔子在教授《诗》《书》五经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和人，有自己的思考，他将自己的思考也在教学中传授给弟子，这就形成了《论语》。
怀疑《五经》是儒家伪造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知半解所至。
以《尚书》为代表的对帝尧以来的历史的记载，应该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自尧的时代开始。
2、历史和文化的断代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一制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以官员的委任制代替了诸侯的封建制，以郡县替代了侯国，这是历史的进步。
但中国从此走上了中央一统的不断强化国家权力之路，为了维护这种集权的大国的稳定，从长期来看，导致了两个恶果：
一是对人思想的控制。在西周以前，尽管下层人民得不到教育的机会，但贵族阶层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王公的意志和权力还要受到贵族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代，私学的掀起，文化教育走向了民间，大批的志士走到了诸国的政坛上，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大商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纵横天下，到秦时，一个李斯都不能善终，思想得到空前的禁锢。皇帝的权力不但被加强，就容不得其他人进行思考了。汉时董仲舒在用儒家思想加强皇权时，自己都不知道谁来抑制皇权，他用企图“天人感应”说来限制皇帝的权力，结果不被汉武帝所接受。中国历史上，大治的盛世时代，是屈指可数的，这就是一个老袋思考问题的结果。
二是取消了基本单位的自治权。中国历史上的方国，在开始时，每国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最多的也几万人，到战国七雄时代，每国也只几百万人。可以说，从黄帝开始至到西周，方国的规模也就几百人到几万人，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村到一个乡镇的人口，所以每一个方国就是一个基本单位，也是一个自治单位，更是一个责任单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单位的人，都会为自己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尽力，社会发展的动力自下而上，这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在秦汉以后，靠国家权力来组织，社会发展的动力自上而下，皇帝昏庸，整个国家就昏庸了。
当然，秦的统一，直接的恶果，就是“焚书”，使中国历史和文化遭到空前的破毁。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为加强思想统治，下达了焚书的诏令，诏令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统统要烧毁。从诏令上看，秦始皇针对的时以《诗》《书》为载体的百家言论，并不是史记，而且对《诗》《书》也不是全部烧毁，博士官可以持有《诗》《书》，只是禁止民间藏有《诗》《书》。从诏令上看，似乎不应该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但历史的实际，却是灾难性的。
我们知道，秦人“焚书”的原因，主要是统一集权国家和制度创新的需要。中国有句古话，叫“欲灭其国，必灭其史”，要彻底消灭一个国家，必须消灭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消灭一个国家的记忆的最好办法，就是烧毁一切的历史记录，秦对于六国，就是这样，把这些国家的历史记录，付之一炬。
更重要的是，由于秦人本身文化的落后，中原各国一向视秦为蛮夷，被中原各国所看不起，中原各国的史记中记满了对秦人的讥讽之语，所以秦人最忌恨的，就是各国的史记，烧的最彻底的，也是各国的史记。
秦的皇族，来自中原的黄帝系，她的先祖柏翳，是帝颛頊的后裔，是帝舜时的“调驯鸟兽”之官，其先祖也在夏商时为官，在周孝王时立为诸侯，在西戎之地，其主体人民，则是以西戎为主，其文化比之中原诸国，是落后的，也为中原诸国所看不起。史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所讥也”，在秦始皇焚书的诏令一下，秦国人除烧《诗》《书》之外，更将秦国的国愤发在了各国的史记上了，因为这些史记上记满了对秦人的侮辱。秦始皇将六国的史记一烧而尽，只留下了《秦记》，以保留秦人的辉煌。
可惜的是，由于秦人文化的落后，留下的《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一本不记年月，文字简略的诗书，怎能承载浩瀚的先秦历史呢？
“焚书”的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由于秦人历代人心中一直存在对六国的讥讽的不满，在“焚书”诏令下达后，燃烧起了秦人心中对各国历史记录的仇恨和报复烈火，导致了焚书对历史毁灭性的浩劫，这场浩劫毁灭了不计其数的五帝三代以来的文献典籍，造成了华夏历史的断代，使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战国纪年，使活生生的五帝三代的历史变得婆娑迷离。
此后不久，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接着又爆发了持续4年的楚汉战争，学术文化几乎中断。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仇恨秦人的楚霸王，也用一把大火，烧尽了秦宫，历史也好，文化也好，都付之一炬。
有时我也想，秦始皇有没有可能将各国的史记带到他的地下皇宫呢？如有可能，将来打开秦始皇陵，我们就可以看到用古文记载的五帝三代的历史了。但对六国如此仇恨的秦始皇， 怎么会让那些讥讽秦人的史书跟自己一起呢？
3、历史的连接和文化的再传
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战国纪年不清楚，西周共和（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也不清楚，国家运用一切的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也没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断代纪年，焚书对历史所造的损失，可见一般。
秦焚书之后，为什么《诗》《书》等文化著作能再现，而唯独历史遭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呢？
对这个问题，汉代司马迁也给出过答案：“《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故以灭。”。
这里，司马迁把历史文献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文化性的典籍，即《诗》《书》等用来作为教化的典籍，一类是记载历史的典籍。在春秋以后，中国历史上持续了2000多年的贵族统治开始走下坡路，那些文化性的典籍本来是用于教育王公子弟的，本来在文化官吏手里相传承的，一般的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但在此时，由于不少贵族“降再皂隶”，这些饱含先王至圣们《诗》《书》等文化性典籍也就流传到民间。孔子等一批学者，开始设立私学，并以这些文化典籍作为教材，收徒授课。所以，只要是喜好读书的人家，就会有《诗》《书》保存。秦人要烧尽《诗》《书》，是不可能的。
而在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的记录还是由那些王室和诸侯国的史官来完成，这些历史记载的典籍，保存在周室和各诸侯国的国家档案馆里，所以秦人要毁灭历史档案，是很容易的。
《诗》《书》《礼》《易》《春秋》作为文化性的学术著作，经孔子等人的传播，广存于民间了，所幸得是，孔子把鲁国的历史书籍《春秋》收录在了《五经》里，让我们知道了春秋时代的历史纪年。我们能知道春秋时代的纪年，得益于孔子。
在文化的传承上，伏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伏生，姓伏名胜，因为当时人们对读书人尊称为“生”，所以称为伏生。他曾在秦朝任博士，秦末战乱，他把手中的《尚书》藏在自家的墙缝夹壁立里。汉朝建立后，他返回家乡，找到了那部《尚书》，但已经散失了一部分，只有28篇。可惜此时的伏生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又因多年荒疏，对那些佚散的篇章已经背诵不出来了，只好以这尚存的28篇，招收门徒，进行传授。
伏生的传授，代表了中断多年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开始恢复。汉文帝即位后，令史官整理先朝文献，伏生被朝廷重视。文帝派掌故晁错到伏生家学习，由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笔录带回朝廷，伏生所传《尚书》残本28篇被收进皇家文献，成为官方定本。
在历史的传承上，司马迁是开山的人物。
司马迁是西汉的太史令。其先祖自周宣王时，取代重黎氏（尧时就开始负责天地历史的官员世家）的后裔程伯休甫掌管周史，从此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到汉武帝时，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掌管汉的历史。其父死后，司马迁代父为汉太史令。
司马迁的功绩，不仅仅在于编了一本《史记》，而在于以实录的精神，直书古代史，实录当代史。他依据的材料，主要有先秦的典籍和档案约80种以上，另外，还包括他亲自调查和闻听到的历史材料。司马迁抉择考证、取舍材料的标准是：“择其言优雅者”和“不离古文者尽是”，重视调查考证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来确定历史的书写。对一时无法能清楚的问题，则采取“疑则传疑”和“颖者阙焉”的审慎态度。
司马迁的功绩，还在于他清理了距离他的时代3千年以来的已经神化了的上古历史，他抛弃了传统史料中的神话成分，还注意把附会在历史中的神的意志从人类历史中清理出去，还神话和传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司马迁连接的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前101年）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
这正如19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对希腊古神话进行历史研究一样。西方考古家以神话为依据，使久已泯灭的爱琴文明重现天日。这种还神话和传説为历史的工作，中国在汉代就由司马迁完成了，当然，2000年前的司马迁，没有现在的考古学的手段，司马迁的依据，就是中国上古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老者口中的传説加上他的实地考证，我们现在或许可以用考古的手段来补充和修正司马迁的《史记》，但也只不过在重复司马迁的工作。
西方以神话为依据寻找历史的工作，是在19世纪晚期开始的，相距司马迁2000多年了，可见司马迁的伟大了。
神话，就是古人对更古的人的生活状态的神化，所以神话来自当时人的生活和后人的遐想。当西方人在将神话还原成历史的时候，在日本人创造天皇历史以拉长自己的历史渊源时，在韩国人把中国的历史算作自己的历史时，我们却在不与遗力的怀疑自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司马迁的在天之灵，可能要哭泣了。
我以为，无论以什么样的科学手段来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无论有多少所谓的有科学精神的人怀疑夏以前的历史的存在，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是有文字记载的，不论这些记载是如何的矛盾，但这些事实是存在的，应该是信使, 因为古人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基本的态度就是实录和实传。
历史上，最有机会对《尚书》进行伪造的人，应该是伏生，因为那时知道《尚书》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但他只传了自己知道和记得的28篇，对遗忘和遗失的部分，没有凭空捏造，可见古人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言论的坚持和虔诚。
我认为这些异説，是因为记录人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后来的依据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研究的人也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所以这些异説，应该是记录人在记录的过程中和后来的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言论，是真实存在的。
另外，由于我们的文明，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前赴后继的，前代的东西在后代有多少能保存下来，又有多少能埋在地底下成为文物让我们发现，恐怕是未知数，考古找证据，未必是可行的。
中国的上古史，应该在肯定历史典籍的前提下，以考古的手段来修正，决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古代文献。
司马迁的《史记》，首先是历史文献，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司马迁决不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被后人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看不到华夏自黄帝开始的血脉相承的历史进程。
黄饮冰2009年02月10 日本文首发于本人网易博客chutianguke的博客。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 曾用网名楚天孤客，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华夏江汉形成说》（题目待定）。黄饮冰在网易、凤凰、新浪均开有博客，在大同思想网、博客中国和一点资信开设黄饮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