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研究】尼娜·希洛夫：大战略的三种内涵
简 介
【作者】
Nina Silov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和国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重点是大战略、战略规划和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政策。
【编译】褚峰熠
【校对】陈丽 杨艺华
【来源】
Security Studies, Volume.27, Issue 1, 2018
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成立于1991年，是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的一份关于国际关系的同行评议季刊。根据“期刊引文报告”，该杂志2014年的影响因子为1.094，在85种“国际关系”期刊中排名第25位。
本文主要讨论“什么是大战略？”，目的不是解释大战略的来源、内容或效果，而是通过研究方法论中概念的建构和应用弄清大战略的概念。
本文的分析表明，大战略概念的问题在于它已经演变成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学者们用大战略来指个人精心设计的详细计划。第二，用大战略来指个人有意识地使用组织原则来作出决定。第三，用这个词来指国家的一种行为模式。这三种用途可以简写为“大计划”、“大原则”和“大行为”。这三个概念都为安全研究中的概念提供了独特且有价值的补充，把它们区分开来，将有助于研究关于大战略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
一、大战略概念的现状
以Lakatosian的观点来说，概念不只是研究的核心，而且是它们的构成部分。理论研究的力量取决于它们所依据的概念的完整性。目前对大战略的研究未能合并起来。目前只有两个学者关于大战略的研究留下痕迹。
第一个由巴里·波森提出，他指出，大战略是“一种以政治—军事为手段的目的链，是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维护本国安全的国际理论。”第二个由保罗·肯尼迪提出，他说大战略“关心和平，甚至比起战争来说更关心和平”，大战略与政策的演变和整合有关，这些政策应该运作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它不会以战争结束而结束，也不会从战争开始就开始。在波森和肯尼迪的定义中，没有对大战略的明确解释。在大战略所指的对象不确定的情况下，一些学者无意中赞同大战略的定义不只一种。于是，大战略可能被用来描述计划、组织原则和行为模式。
二、作为计划的大战略
当代许多关于大战略的学术研究都遵循肯尼迪的概念，并将利德尔·哈特作为主要的先驱者。哈特的定义必须从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工作中理解，后者将战略定义为“为某个目的而交战”。在这里，战略不同于“政策”，其决定了战争的“目标”。
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政策和战略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战略是利用交战达到战争目标的产物。政策则是一种分析框架，它指的是国家的利益，而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利益的来源或表现方式。
在肯尼迪概念中，大战略像一种军事战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有目的的计划。他强调大战略是个人有目的的努力的产物，其产生是“克劳塞维兹意义上的一种艺术”。
大战略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详细的计划，突出了后冷战时期的大战略文献的重要性。此外，斯蒂芬·沃尔特在波森的定义中用“计划”代替了“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大战略是使自己安全的计划。
三、作为组织原则的大战略
拒绝将大战略作为一项大计划的学者往往赞成将大战略概念化为一种“组织”或“总体”的原则。计划和原则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引起一个问题：这是否是两种不同的大战略的概念。那些赞同将大战略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的人是从解释什么不是大战略开始他们的定义的，他们认为大战略并不是一个宏伟的计划。
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战略是第二个大战略概念的典型例子，在研究大战略的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冷战结束之前，大战略主要是指一个大计划。冷战结束后，学者和评论员借用了这个术语，并将其应用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应以何种战略取代遏制的问题。然而，作者认为冷战期间实施的遏制并不是一个大计划。相反，遏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组织原则。用大战略来替代遏制是将大战略的概念等同于一个组织原则。
大战略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存在于两类工作中。一类是以领导人的思想为中心的历史性工作。另一类是用“大战略”一词来指关于大战略的规范性文献。这些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倡导一种定向原则上，而这些原则应该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些学者用大战略的概念来指组织原则，并不是想要找到一个国家人民的思想，而是观察个人或国家的活动，并根据这些观察推断出一个组织原则。
四、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大战略
第三种大战略的概念是指一种行为模式，其暗示将该模式作为个体有意设计的结果。例如，克里斯托弗·莱恩认为，在二战后，美国表现出了一贯的行为模式，他将这一战略称为“区域外”或“全球”霸权。存疑的是，按照莱恩的说法，这种行为模式是一种组织原则的产物，即“敞开大门”的国际主义。但是莱恩并没有把组织原则说成是一种大战略，也没有详细说明如果行为模式不是这种原则的产物，它是否会被称为一种大战略。
五、大战略三重内涵的构成要素及必要特征
大战略三大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共性。第一，由于它们起源于“战略”的概念，它们都由两个要素组成：目的和手段，但组成方式有所不同。大计划详细规定目的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大原则在更一般的术语上也是如此。大行为是将手段相对应地分配给特定目的模式，无论该模式是一个大计划、大原则还是其他因素的结果。目的和手段构成大战略的观点似乎很简单，但是在运用大计划和大原则的概念时，往往是许多种要素之一，而牺牲了另一个要素。
第二，每一个概念都有三个特点，这也是它们各自“宏大”的原因。
第一个特点是，大战略的每个概念在范围上都是长期的。
第二个特点是，它们是整体的，是一个国家的“所有资源”。这一特点与“一切军事和非军事因素”有关。大战略涉及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治国方略的概念，即使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大战略的三个概念与战略的概念是不同的，它们所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一切根源，而不仅仅是武力的使用。
第三个特点是，无论是一种计划，一种原则，还是一种行为模式，大战略都与权衡以推进国家最重要的国际战略有关。一国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战略可能涉及第二或第三重要的地区或问题领域，其与一国最主要的利益关系很远。而大战略重要性的特点使得使用“大战略”不可能仅指一个地区或问题领域的战略。大战略的重要性特征必然使其涉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之间的权衡。
六、大战略的特质
另外两种构成大战略概念的必要特征的因素：“一致的”或“平衡的”，被称为大战略的特质。普遍认为大战略必须是这两种因素的变体。实际上，大战略提供了一个框架， 以一种有用的方式帮助决策者和社会就外交政策的执行作出一致的选择。
将一致性作为大战略的特征阻碍了关于大战略的效果和可取性的争论，因为通常不清楚由于哪些原因的缺失导致无法确定原因的后果。如果一个大战略必须是连贯的才能存在，那么一个不连贯的大战略是否是一种“不伟大的战略？”在这方面，大行为与其他两个概念有些不同，因为如果一致性被理解为连续行为之间的一致性，那么无论是官方还是国家，连贯都是一种模式存在的标志。
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平衡性。这是一种将手段有效地分配给目的的概念：使用不少于达到目标所需的武力。过度使用或不适当的使用武力使一种战略成为一种糟糕的战略，而不是一种非战略。
七、战略的三种界定
如果大计划、大原则、大行为这三个概念都是由两个构成要素——目的和手段组成，且具有“长期”、“整体”和“重要”的特征，那么，每个概念的定义如下：
1.大计划是个人刻意努力将国家利益转化为具体的长期目标，并在这些目标之间建立优先顺序并研究目标间相互冲突的成果。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即治国之道的手段包括军事、外交和经济所有领域。
2.大原则是个人对长期目标持有的总括性思想，国家应优先考虑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调动的军事、外交或经济手段。
3.大行为是一个国家分配和使用军事、外交和经济资源以达到目的长期模式。将获得相对最大资源的目的视为优先事项，但是，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这些目的必然会因为一个大计划、大原则或任何其他因素而得到优先考虑。
八．解决大战略的基本概念问题
在这一部分，作者提出五个问题：大战略是有意策划的吗？是否存在大战略？小国能有大战略吗？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大战略吗？大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变的还是灵活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在区分三个概念中回答了大战略是否是有意策划的。大计划和大原则在定义上是有意的，而大行为的概念则将此问题留给实证研究。
对于第二个问题，作者仍分三种内涵解释。就大计划而言，其存在的证据可以以一份书面文件的形式提出。在没有这种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以从间接书面记录或者从行为模式上等其他来源推断其存在。如果大战略被概念化为一种组织原则，其存在就取决于个人对国家持有的观点的证据，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应调动的优先手段。如果大战略被概念化为一种行为模式，那么它的存在取决于对这种模式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推论：行为模式本身就是大战略。整体主义的特征要求学者关注国家资源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分配。
对于第三个问题，作者认为无论采用哪种大战略的概念，所有国家都可以有一个大战略。
对于第四个问题，作者认为如果大战略被概念化为一个计划，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大战略被概念化为一种组织原则或一种行为模式，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学者们所能容忍的概括性水平。鉴于所有国家都必须分配其资源，如果可以观察到国家的输出，则可以为所有国家找到某种模式。
对于第五个问题，作者认为，如果大战略是一个计划，其长期特征是指计划的性质，而不是计划在运作中的时间。计划必须在最初的范围内是长期的，而不是长期存在的。同样，一项组织原则也没有必要长期实施。例如，在提案中，一项原则因被提出而“存在”，但可能永远不会起实际作用。长期性的特征是指原则的内容，而不是原则存在的时间或效果。当大战略是一个行为模式时，这种模式必须长期存在，长期性是存在的证据，高频率的变化往往会成为反对重大行为存在的证据。
九．推进大战略研究的概念框架
就大战略的三层含义，作者分别提出了其对应的三个概念框架：作为“大计划”的框架、作为“大原则”的框架、作为“大行为”的框架。最后指出大计划、大原则和大行为间的关系是“大战略”概念的核心问题。除了为调查中心问题开辟新框架之外，应该推动大战略研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