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汉字的起源：从数字到八卦、契约，从八卦、契约再到甲骨文

从技术上来说，无论是重在义理和心性的易经，还是作为契约最原始形态的结绳，都是对抽象数学这一工具的应用。因此，两者是建立在抽象数学已经出现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抽象数学也是伴随着易经和结绳的出现而出现。抽象数学与易经和结绳之间，近于鸡和蛋的关系。易经用数学去模拟外境的变化，天道的变化，而结绳则用数学去记录契约所涉及的财产的价值。

数学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体系，也是一套抽象的符号体系。数字是超越任何具体事务的绝对抽象概念。世界上只存在具体的一个东西，譬如一头牛，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个人等等，但是绝不存在一个不与任何事务、物体有关的独立的、抽象的“1”。抽象的1的概念是人的发明。而要表达抽象的1这一概念，则需要一个具体的符号。由于数字1本身是抽象的，没有任何具体的形象，因此，表达数字1的具体符号，就不可能是象形的，而只能是人为赋予和约定。

数字符号是人为赋予和约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数字符号在起源上也是一种契约。事实上，数字概念和符号的推广应用，正是伴随结绳和书契这两种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的推广和普及而进行的。

数字符号是人类最早的抽象符号系统，而易经和结绳则是最早应用数字符号系统的系统。更重要的是，易经和结绳不仅是对数字符号进行应用，而且其自身，也基于数字符号的理念，而分别产生一套新的符号系统：易经八卦符号系统，结绳符号系统，也可称之为易经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

对于易经的八卦符号系统，大家是不陌生的。因为以义理和心性为中心的易经，自其产生以来就得到重视和学习。西周易经开始初步的汉字化、文本化，大规模的文本化则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的最终定型是在两汉，成为《周易》。汉以后以五经为中心的经学体系建立，而《周易》则一直位于五经的核心，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是，对于和易经符号系统同时起源的结绳符号系统，即契约符号系统，由于契约形式的急剧变迁，导致结绳和书契在春秋战国之后开始边缘化，至东汉就近于消失，契约符号也在春秋战国，尤其是两汉以后，也迅速被人遗忘。

除了最早的结绳符号系统之外，契约符号系统还包括后来的书契符号系统。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共同构成汉字出现之前中国文明中的契约符号系统。

“文”这个字的狭义义项就是指抽象符号，尤其是汉字产生之前的抽象符号，包括易经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事实上，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抽象符号，也是一种文。也就是说，文的内涵比字宽泛很多，不仅包括字这种形式的文，而且更包括汉字产生之前的文。字是文的子集，文包括字，但字并不包括所有的文。

不仅如此，字最为一种抽象符号，其基本理念完全是对文的基本理念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核心字的具体符号的形成，完全来自对书契符号的继承和发挥。因此，文和字还是母子关系，文是字之母，字是文之子。

这一层含义恰恰体现在“字”这个字本身上。“字”的字形为宝盖头下一个子，意思是在家中生育孩子，因此“字”的原始义项都和婚育有关。将本来用于指代婚育的“字”用来去表达“文字”的“字”，意思是很明确的，“字”是一个被生育的孩子。是谁生育了“字”，是文。

对于“文”和“字”的关系，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做了相对准确的记载。他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及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官仓颉……初造书契。……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他将汉字的渊源追溯至易经和结绳、书契，将这三者统称为“文教”。他还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确指出，字是由文生育孳乳而出。

但是许慎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认为“文”的产生原理是象形，“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第二个错误是，对结绳和书契的出现年代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结绳比易经晚了一个时代，起源于神农时代，事实上结绳和易经更可能源于同一个时代，都在农业之前的伏羲时代产生。书契的产生也远远早于黄帝时代。

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书契符号来自西安半坡遗址，时间在7000年前左右。而最早的结绳符号则来自甘肃大地湾遗址，时间在8000年前左右。前者是刻画在陶器上，而后者则是绘制在陶器上。

须要指出的是，在文明文化研究上绝不能陷入考古主义，绝不能将目前出土的绘制有结绳符号的陶片的最早时间定位结绳本身的出现时间，也绝不能将结绳符号的最早出土地定位结绳的起源地，因为这里还有文明、文化的传播问题。还需要结合传统文献记载，以及整体的文明、文化脉络和氛围。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将专文详述。

从结绳机制看，结绳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但是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要晚于结绳的出现。在考古学上，甘肃大地湾是中国彩陶文化的起源地，彩陶图案的主要内容就是结绳符号，或变形的结绳符号。然而，中国的彩陶自始至终都于西亚彩陶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步性。两者的图案是相似的，而起止时间是同步的，都兴起于8000年前左右，又在5000年前左右开始同步衰落，并最终消失。这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证明在彩陶期间，中国文明和西亚文明之间存在密切交流。对中国而言，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即彩陶，是一种新习惯，新文化，更可能从西方传入。这意味着结绳符号的出现与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而是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

许慎之所以将“文”的性质和内涵搞错，以及将结绳及书契的出现年代搞错，原因就在对结绳和书契，尤其是对结绳这种早期的契约形态和机制的遗忘。他不清楚，在汉字产生之前，中国存在一个漫长的契约符号时代，正是这些契约符号构成了“文”的最重要部分，因此这个时代也可称之为“文时代”。也正是这些契约符号，被汉字直接继承，构成了汉字的基石。

许慎错误是中国传统经学的固有缺陷所致。中国传统经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成型于两汉。这个经学就是以易经为核心的五经（或六经）体系。五经系统的最大缺陷就是重易经而轻结绳，或者说重义理、心性，而轻契约、实践。

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两种早期形态，两种原始形态。契约则是中国文明中社会制度的最原始形态。契约符号是中国文明中最早期抽象记录符号的最主要部分，即“文”的最主要部分，汉字正是在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契约不仅是社会制度的最原始形态，而是后来社会制度形态的基石，后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在契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在春秋之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还表现出典型的契约特征。这一点在下文，和以后对相关字的具体解释中，还会详述。

单就这一点上，老子做的比五经系统要好，他明确提出要“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即恢复结绳的制度，恢复契约秩序。这意味着在老子的时代，人们对结绳的历史还有印象。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老子非常重视结绳制度，但是他并没有对结绳制度本身做过多记录和解释。《老子》一书提到结绳的也仅仅这一句。不过也不能全怪他，毕竟整部《老子》才“五千言”。

一旦五经系遗忘和忽视了契约，遗忘和忽视了结绳和书契，就遗忘和忽视了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在面对外来的制度形式的冲击时，就显得无所适从，毫无抵抗之力，唯有屈从。这是中国社会自春秋以来，在制度上逐渐迷信和集权专制的根源所在。现代人将此成为“外儒内法”。

西汉的董仲舒，号称儒家，但是在制度设计上，他倒向了迷信，企图用“天人感应”去约束君权，这注定是徒劳。此后中国历史的整体趋势，是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学者又跟风屈从，提出了所谓的“三纲五常”说，又衍生出“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的“愚忠愚孝”说。而事实上，在春秋之前，君臣关系实质上是契约关系，甚至连父子、母子关系也是根植于契约。这一点明确体现在“王”、“士”、“父”、“母”这些字的甲骨字形上，以及五经系统中关于早期君臣和父子关系的不太明确的记录上。中国原始的政治观和家庭观都是根植于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