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霍俊明 ◎ 怎样站在诗歌的面前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诗人的个性需要凸显
王 琪：你好霍兄！我们之间算得上不太生疏吧，因为之前诗歌活动我们曾匆匆见过两三次，但交流不多。这次和你通过《延河》下半月刊展开对话，感受诗歌魅 力，分享诗歌幸福，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发现，在很多公众场合或私下聊天，你不善辩驳甚至言谈，但这并不等于说你没有个性。诗歌艺术是讲究个 性的，可事实上，目前报刊上很多发表出来的诗歌作品同质化、平面化比较严重，读起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么你认为诗歌的个性，在一个人的诗歌写作中， 应该怎样体现出来？
霍俊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几年前的安康，算是老朋友了。说到平面化、同质化的写作趋向，这既与个体水平有关，又与诗坛的整体生态有关。这自然牵涉到当下诗 歌的生态问题，比如阅读的同质化、文学编辑趣味的同质化。由文学期刊每况愈下的发行量我要说的是我们的读者是谁？读者群的“成分”？流失的读者哪里去了？ 尤其是对于诗歌刊物而言，其阅读者无外乎诗人、诗歌习作者、批评家和各大高校院所的一部分学生(更多是与文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 “小阅读”，或者说这种阅读带有小范围内的“专业化”倾向。而更令人堪忧的是各大期刊不仅形成了写作者的“同质化”，而且也对阅读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带有同 质化倾向的阅读趣味和评判标准。在一个诗歌写作者不断激增的年代，诗人的个性是很难凸显的。而诗歌的个性形成显然是一个长期淬炼的过程，这不仅需要诗人的 持续力和发现力，而且需要语言的能力，更需要人格的力量。对于当下的诗人而言，写出一首漂亮和优秀的诗歌已经不是难题了，难度在于一首诗歌放在数以万计的 诗歌中的时候就往往被取消了。回顾当代中国诗歌的进程留下来的诗人也没有几个了。所以当诗歌与历史和文学谱系放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为自己文 本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栗。
王 琪：很多诗人语言能力的局限性和随意性，是造成现代汉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经常说写作要尊重语言、善用语言，要在继承和创新古典诗词基础上，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诗歌作品，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霍俊明：说到语言，这个问题太过于庞大而难解，也很难几句话说得清楚。说说我关于诗歌语言的一些观感吧。在多年的阅读经验中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诗歌中有错 别字，不管这是诗人的原因还是编辑的原因。这是最低级的错误，这也体现出诗人基本的语言素质和能力。说到诗歌语言还涉及到其中很多诗人自己都不太注意的一 个层面。这就是标点。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标点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的重要性，同时还有一部分诗人是滥用标点。我曾经读到过一个女诗人的诗，她几乎所有的诗中都 是大量的“破折号”。这显然是对狄金森的模仿。一首诗可以这样写，两首诗也可以这样写，但是全部这样写就问题太大了。很多诗人的语言与散文没有区别，只是 硬性分行而已。说到诗歌语言，口语和口语诗的问题就自然会被摆放在桌面上。平心而论，已经出现了口语诗歌的代表作以及优秀的口语诗人，但是另一个方面则是 大家公认的口语诗往往是那些需要用历史以及象征性的场景支撑起来的。口语诗在日常的段子和粗口中已经失去了它特有的内质和力量。而至于说如何使用和善用语 言，这也很难回答。只能说只有对汉语和写作抱有敬畏之心的人才能在语言上有所作为。
70后：尴尬的一代
王 琪：你首先是一位诗人，然后才是评论家，广袤的华北平原东部，燕山南麓，濒临京畿要地，是你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在你看来，你后来走上诗歌学术之路跟地缘关系密切吗？
霍俊明：个人像一棵植物一样生长在特殊的环境下，地貌、气候等肯定会对其有着必然的影响。但是走上诗歌批评的道路其间也有诸多的偶然性。1996年大学毕 业后我到一个乡镇中学当语文老师，那时的一切都非常不顺。我认为这既是年少轻狂的性格使然，也是命运对我的考验。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普通不过的黄昏，下班后 我独自坐在办公室。窗外是一棵上百年的绒花树(它已在几年前丧身于工地)。我呆呆地想，这一辈子就在这个校园里耗下去了吗？几乎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决定 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从此，考研、考博一直到北京工作，期间诸多的痛苦和艰难可能常人难以相见。而恰恰是在我最终于2000年夏天离开故乡的时候，我的命 运与诗歌再也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而在阅读、写作和评论诗歌的时候，一个人的性格、气质、精神和趣味就一定程度上与故乡发生了关系。我曾经买回了一套清 朝版本的故乡县志，我在那些老旧的地图和文字中一次次确认我的故乡。冀东的平原、山川、河流都能够在我的诗歌中找到印记。尽管故乡的河流大体已干枯，但是 那条叫做“还乡河”的河流必将在我一生中流淌，在内心流淌，在诗歌里流淌。
王 琪：你是国内较早全面而系统关注“70后”诗人的新锐批评家，我看到你曾撰写了大量的文字，都是为这一代人甚至更年轻的“80后”的诗歌写作进行悉心 的点评与指导性评述。在多元写作的年代，当我们停下笔认真思索自己的写作之路，面临的经常是茫然、惶惑以致焦虑，因为“70后” “80后”这一拨人的确不再年轻了。请问，你坚持多年为“70后”“80后”诗人代言的初衷是什么？
霍俊明：代言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确实我的文章中更多的是对“70后”和“80后”的评价和认知。记得在今年出版《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一书后，商震主编 看完后对我说，你基本上是在为“70后”和“80后”代言。我当时还有点怀疑，但回头发现，真的是如此。这涉及到的原因会很多。在高校工作和生活了很多 年，基本上是在“文学史”范围内说话。即大家阅读、讨论和研究的大体是经典化、知识化的诗人。而当代诗歌的经典化基本上是在海子那里结束，而对海子之后的 诗人的观照则一直处于自说自话甚至失语当中。换言之海子之后的诗歌很难取得共识度。由此，我开始转向对这些默默前行的中青年诗人的关注和思考。另外一个重 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日常的诗歌交往更多是与同时代诗人以及年轻诗人在一起。我喜欢大家聚在一起说真话，互相指出对方写作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而非互相追捧。我 的诗歌评论几乎是和“70后”诗歌一起成长起来的，所以我阅读这一代人的诗歌更有感受，更有现场感。这种知冷知热的对话方式一直在我的诗歌批评中存在。当 然，我也一直在寻找一种疏离感。因为与同时代的诗人和诗歌交往过多的话必然会影响批评和阅读的客观性、自主性和独立性。
王 琪：很多诗歌写作者都是怀有理想的人，对生活、对未来、对诗歌本身都是如此。在一篇有关“70后”的诗歌考察中，你曾经说到：“在大起大落、交错纵横 的时代背景转换中，一代人的成长、生活和写作都与广场和异乡如此暧昧地纠结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广场和异乡成为‘70后’一代人不无尴尬的宿命性存在。”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而你提出的“广场诗学”是出于什么目的来考虑的呢？“70后”这一代人和你所说的“广场”存在着什么样的依附或归属关系呢？
霍俊明：“70后”一代人是很尴尬的，无论是生存还是写作都是如此。这种尴尬体现在政治文化与市场经济法则的冲撞，乡土记忆与城市现代性的纠结，理想主义 和物质主义的不可融合。在这一代人不乏戏剧性的登场中，在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共置的时代氛围中，我注意到了这些“红旗下的蛋”集体尴尬的面影和一颗颗永远追寻又似乎永远无所适从的灵魂。我发现在这一代人普遍有一种对“广场”等宏大的集体或政治事物的疏离。在这代人身上，革命、政治、运 动的“广场”和“纪念碑”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但是这股烟云作为潜意识里一种病灶，却时时刻刻在血液循环并发生着足以致癌的基础效应。不可忽视的是， 在他们身上具有一些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和红色历史的集体情结。这主要是因为文革后期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教育等强大的带有宏大的集 体主义色彩的影响甚至是负面伤害都相当有力的在“70后”一代的生活、思想和写作上留下了永远难以消泯的时代符码和沉痛印记。尽管因为年龄的原因对于文革 不可能有多少感同身受、刻骨铭心的像第三代诗人那样的记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革语境对于这些70年代初、中期出生的诗人而言，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因为在此后这代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这种影响的遗传因子时不时的甚至相当强烈地呈现出来，无论是在生活、学习还是在写作当中无不如此。换言 之，1976年之前的一代人承继了前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照之此前要么政治、运动到底，照之此后要么娱乐至死、要么时尚前 卫的精神，“70后”诗人总是欲言又止、遮遮掩掩，来不得全面的皈依、解放或是放纵，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状态。换言之，“70后”一代处于政治话语和革 命理想主义教育以及市场大潮的双重影响之下。广场上狂欢的巨浪、亢奋而盲目的激情，翻卷不息的手的海浪和绿色军装、红色旗帜的波涛，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 义的铺天盖地的豪言壮志注定没有随着1976年的结束而结束。尽管这种红色的记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已经遭到了他们的质疑甚至消解。无论如何“70后” 诗人集体主义特征的成长背景已经成为永远不能回避的“虚幻之门”。政治狂欢的年代结束了，集体主义的农场和村庄消失了，疯狂奔跑的红色卡车瘫痪了，然而这 些都一起作为“70后”一代人的整体性胎记都如冰冷的黑夜里的那只幽灵一般的“红色田鼠”钻进了血管、融入了血液。不管你在生存的路上是迎合还是拒绝，政 治年代的晚照和集体教义的时代阴影都牢牢地印刻在你的灵魂深处和生活的细节当中，而这一切在此后商业社会中不能不以最为尴尬的状态呈现出来。“异乡”体验不仅与城市化的进程有关，而且与精神层面的归依有关。这一代人中大多数都在出生地之外生活和写作，两个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对话性就在所难免。甚至这种对话性 体现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龃龉。隐喻和文化层面意义上的从“广场”到“异乡”，这差不多是一代人的命运——生存的命运、写作的命运。
不断塑造既属于个人又属于历史的“诗人形象”
王 琪：容我孤陋寡闻。其实引起我真正关注你的，是你2009年7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一书的出版。这是国内第一 部“70后”诗歌专著，被誉为“在中国诗歌‘70后运动’发轫10周年的今天出版，这是这一代人一次总结性的献出，也是中国最后一代集体理想主义者所举行 的一次珍贵的自行祭缅。”而且，“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批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一项重要收获。”你如此全面、深入的梳理国内“70后”诗歌 创作，让我充满敬意。那你还提到，你因为也是同代人，身处其中，有一种“悲壮的诗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应该感到骄傲、自豪才是啊？
霍俊明：时间是伟大的，也是无情的，写作有时候就不能不是脆弱的。只有“坚硬”的诗歌和“强力”的诗人才能够扛住这个严峻的考验。我曾将“70后”一代人正在进行的诗歌写作比喻为一座生长着各种树木的森林。它们各自奇异的姿态一起呈现出这座森林的影像。在这隐现的森林中我在不同的树身上感受和觉察到一些共 同的姿式和声响。在森林蜿蜒的小路上，我发现了落叶，发现了根须，也发现了新蕊；我发现了日益茁壮的物种，也发现了日渐萎缩的躯干。确实，每一个时代的诗 歌写作都要经受时间的筛选和历史的减法规则，曾经在各种报刊媒体上显豁的诗人最终昙花一现，也有默默坚持修成正果的“强力”诗人。这种“悲壮的诗意”既来自于这一代写作趣味和精神道路之间的差异，又与文学史意义上的焦虑有关。因为诗歌阅读最终会上升为文学史的阅读，这对于诗人和文本的要求就更高了。换言 之，把这一代人放在文学史的知识谱系来考量，很多诗人的写作是无效的。对于有着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写作历史的一代人而言，他们的诗歌已经足够丰富和复杂。 但是，这一代人中具有强大的精神体积和美学重量的代表并不是太多，所以自然会有“悲壮的诗意”发生。但话又说回来，这一代人还有未来，一切都处于进行和爬 坡期。我的愿景是希望这一代能够有最终坚持下来的人，能够在近乎终身写作的路上不断去发现和创造，不断去塑造既属于个人又属于历史的“诗人形象”。尽管我对这一代人的写作有种种不满，但是在大量文本细读之后，我想无愧地说“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差。我也相信注定在这代人中间会默默走 出几个高大的诗人，虽然和任何一代人一样，可能是极少数的几个。不但如此，他们，她们，还最终会站在时间档案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实现自我的历史陈述。实际上 我写作《尴尬的一代》的目的也正是要让这一代人正视自己的诗歌写作，能够在持续和坚忍中把诗歌写作作为一种信仰，因为包括“70后”在内为数众多的诗人将 诗歌看成了名利场上的敲门砖。诗歌作为个人精神的乌托邦似乎已经成为后工业时代齿轮和商业吧台上抬高的大腿们所不屑的“过时”举动。但我们知道这种信仰对 于诗人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王 琪：就你视野范围内，你感觉活跃国内诗坛的“70后”“80后”诗人还缺少什么？他们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用诗歌的语言表达出来做得到位吗？用你的直 觉告诉我们吧，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与此同时，现在的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作品研讨会等等类似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好话一大片，有时近乎于吹捧，对 此，你怎么看待？
霍俊明：我曾经反复强调过在一个快速拆迁和不断加速度前进的动车时代，诗人是踩下刹车的那个人。但是我看到的则是青年诗人过于快速、急躁和随意的写作方 式。显然在一个看似自由的年代，诗意却被强大的日常生活消弭掉，安静的空间和舒适的行走已经被现代工具强大的势能所取代。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诗人成了旅游见 闻者、红包写作者、流行吹鼓手、新闻报道者、娱乐花边偷窥者、“痛苦”表演者、国际化的“土鳖”分子、翻译体的贩卖者、自我抚慰者和犬儒主义者。话说回 来，我们的诗人学会了抱怨，也学会了撒娇，学会了演戏，学会了波普，但是就是没有学会“诗人”的“良知”。说到诗歌生态，批评家起到的作用自然不能小觑。 诗人之间的吹捧不说也罢，而那些掉价的批评家单纯以吹鼓手的面目出现就很可憎了。我向那些仍然彷徨、仍然分裂、仍然理想的诗人致敬！在一个不断加速“前进”的时代，心存真诚和敬畏地做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显得更加艰难。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超越当下，由此只能面对生活和现实老老实实地写作。 慢一点吧！我的诗人朋友！
做有方向感的诗人
王 琪：你认为当下的诗歌批评环境好吗？其实一个成熟诗人的成长，除了写作者的天赋和自身修养等因素外，远离不开评论界的外部声音，比如你这几年关注到获 “华文青年诗人奖”的首都师大十位驻校诗人。那你认为他们这种或是乡村、或是城市、或是远方与心灵的诗歌写作，具体到诗人和社会与时代关系问题上，到底有 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呢？
霍俊明：当下的诗歌批评环境谈不上好或不好，基本上算是常态吧！但我要提醒的则是批评家不应该讲诗歌的“坏话”或“好话”，而是要讲“真话”。你可以对朋 友撒谎，但是绝对不能对诗歌撒谎。我曾经说过新世纪以来我们诗坛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真正的诗学意义上的争鸣和交锋。批评家自说自话，或者成为了被学院和各种 文化资本绑架的工具，批评家更多成了吹捧者的角色。我确实得罪过一些诗坛的名家，这有些出乎我的意外。为什么真正的诗歌争论却会让一些人如此不舒服？做什 么都需要有良知，无论是诗人还是诗评家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些病态和畸形就会少多了。诗歌批评目前最大的困惑就是批评家越来越在现实境遇下丧失了对话的能力。 这不只是与新媒体有关，更与新世纪以来愈益繁杂的寓言化的时代有关，当然也与批评家的知识谱系有关。在越来越不可言说的日常化现实面前批评家不仅丧失了跟 踪诗歌现场的能力，而且无力对现场做出针对性的发言。至于突破口则只能来自于老老实实的阅读与观察，通过阅读和观察来发现这个时代的特殊之处。说到“华文青年诗人奖”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诗人，我有非常多的感触。这一个在国内具有不小影响力的奖项和驻校诗人制度转眼已经十一个春秋了。那一个曾经代表了年 轻和未来的名字已经在诗坛站稳了根基，江非、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阿毛、邰筐、徐俊国、宋晓杰、王夫刚、杨方、慕白。这一名单还将串联下去。这十一年我 一直在他们的现场，每个驻校诗人最后的长篇访谈都是我来完成的。他们很多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的还是我的兄弟。他们的写作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 的是他们都是有方向感的诗人。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道路。但是也有必要提醒的是，其中有的诗人写作已经出现了断裂和短路。今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 心将举行纪念驻校诗人的重要活动，这是总结，也是重新开始。
王 琪：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年代，时光将会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而诗歌是集物质生活和心灵感应于一体的，我们活在当下，眼前的万象不断分支甚至剥离我们的内心，你作为一个知名的青年批评家探究当代诗歌时，是否也有过如此困惑？你如何看待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霍俊明：追踪、梳理、辨析甚至研究当下的诗歌太艰难了。这不仅在于可怕的阅读量，而且还在于与“现场”太近了。因为从文学史话语来看，评论和研究最终是做 减法的。而研究当下诗歌则必然要先做“加法”的工作。这二者之间就必然有冲突。而在一个精神“能见度”不断降低的年代，诗人的困窘以及写作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正在进行当中的“新世纪”诗歌，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想“新世纪”这一说法仍然带 有明显和惯性的“进化论”，仍然是“时间神话”在作祟。实际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诗歌问题，只是程度和路向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言。我不是一个时间进 化论者，当然更非保守主义者。我想“时间”和“写作”之间不是进化或退化的关系，而是互动甚至相互龃龉的过程。我不认为新世纪是诗歌的一个转折点，我更想 “中性”地来对待这个问题。我想“新世纪”是一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2000年以来的十年，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新媒体力量 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似乎更为自由、开放和“个人”，尤其是网络平台和自媒体的发展，诗歌写作已经达到了空前的个人化、自由 化和技术化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各种诗歌活动、诗歌奖、办刊办报似乎都空前活跃和繁荣。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十几年来的诗歌写作一定程度 上带有显豁的以消费性和伦理化为主导精神倾向。这也随之产生了不小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在看似自由、多元的写作路径上仍然难以摆脱国家话语、主流诗 歌导向以及诗歌伦理的规范，比如新乡土诗歌(新农村诗歌)、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小清新诗歌等等。在新世纪以来，打工和底层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上 越来越主流的词汇。当这种写作路径越来越成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所谓的民间不约而同摇旗呐喊的大旗的时候，我想这种写作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文学本身的除了一 部分有意义之外，更多的却是需要重新的反思和检视。我想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无论是在优美的抒情上，还是在伦理的深度上都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恰恰是普遍 缺乏从稀松平常的日常生存场景中带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复活和提升能力，更多的诗人沉浸于虚幻的个人化和时代伦理的双重泥淖之中。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近年来诗歌界乃 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 重要事实。而对于诗歌与现实的判断，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诗歌看似空前繁荣，活动众多，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时代和大众；另一种声音则认 为当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如此紧密和胶着，诗人和时代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在一个新媒体和自媒体全面敞开的时代，在一个新闻化的焦点话题时 代，在全面城市化的去除“乡土性”的时代，为何“现实”重新成为写作者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又难解？诗人在处理 当下现实的时候该如何发声？这种发声是否遇到了来自于文学和社会学新的挑战？确实，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全面放开，言论自由和公民意识的空前觉醒，曾经铁 板一块的社会现实以突然“炸裂”的形式凸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这些新奇、陌生、刺激、吊诡、寓言化、荒诞的“现实”对那些企图展现“现实主义写作”愿望的写作者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在写作方式、精神姿态、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我认同小说家阎连科关于现实“炸裂”的说法，“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想象赛跑”。这或者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 “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 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换言之，在当下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那里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不久前，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中国作家过于 依赖现实的批评我倒是很认同。似乎，当下中国的作家对“现实”和讲述“中国故事”投入了空间的热情。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不满与批判，集体患上了现实写作 的焦虑症。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诗人必须具有发现性，焦 点社会现象背后的诸多关联性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的现实和文本的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有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 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由此我更认可波兰诗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 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而对于有着不同生存经验的各阶层而言，“现实”是分层的，“现实”是具有差异性的。而这体现 在写作中就最终落实到了对“现实”的差异性理解。当下被各种社会现实、阶层身份和媒体空间所迅速催生的诗人群体已经着实让评论家和专业读者们在空前驳杂的 景象中难以置喙。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这使我想起莫言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所说的：“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 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 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
对诗歌的敬畏正在空前淡化
王 琪：创作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想象空间，但在新媒体时代下，我们的阅读变成了零碎化，甚至成为一种休闲和消遣。这种“泛阅读”直接影响到我们阅读的价值，因为很多阅读是空泛、无效的，也就是说，不是很多人不阅读，而是不会阅读，对此你怎么看待？
霍俊明：新媒体不可能改变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是新媒介确实使得诗歌的写作、发表和传播、评价方式发生了变化。其问题和弊端也很明显。新媒体使得众 多更为年轻的诗歌习作者空前缩短了诗歌写作的“黑暗期”和“沉淀期”，他们对诗歌的敬畏心理正在空前淡化。而对批评家而言，不可计数的诗人和文本的出现使 得判断和臧否显得不够可靠，这对也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身份和“公信力”产生了不小的挑战。大众共享的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新闻和社会现实无时不以直播的方式 在第一时间新鲜出炉。每个人面对的都是同一化的新闻热点和社会焦点，每一个人都在一瞬间就通过屏幕了解了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新闻化的生活方式导 致了同一化思维方式，每个人在新闻和现实面前都患上了集体盲从症。新闻化现实自身的戏剧性、不可思议性已经完全超出了写作者对现实理解的极限，现实的新奇 也已然超出了写作者的想象能力。由此，我们看到的就是众多诗人对新闻和现实的“仿真性”写作。如此平庸、肤浅、廉价的现实化写作怎么能够打动他人？与此相 应，写作者的现实热望使得近年来的底层写作、打工写作、贱民写作和新乡土写作以“非虚构”的方式成为主流的文学趣味。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成倍增长 的青年写作群体不仅对诗歌的认识千差万别，而且他们对自己诗歌水准的认知和判断更耐人寻味。这种膨胀、沉浸、迷恋和浮夸的自我认识方式不仅在于诗歌圈子性 微博和微信空间毫无意义的点赞和转载率，而且还在于他们集体性地降低了诗歌的难度，也空前消解了“诗人”真正的价值。
王 琪：你的两位恩师陈超和吴思敬都是中国诗歌界堪称一流的著名批评家，在你从事专业诗歌批评这么多年来，你从他们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严谨治学的态度？还是客观的评判与正确的意识？
霍俊明：有很多人羡慕我选择了两位中国诗歌界最具重要性的诗歌批评大家。这确实是我的荣幸，其间的感恩和受益是无法用语言来完成的。当初能够投到吴老师门 下确实得力于陈超先生的正确指引。在2003年愚人节北京考完试回河北的路上，我听到了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也看到火车上有很多人已经戴上了口罩(我 还不知道恐怖的SARS已经逼近)。最终我被南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同时录取，我也在如何选择上不知所措。还是陈超老师在一个夜晚对我说，既然走上了诗歌 的道路就接着走下去吧。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二位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格的力量和治学之心。二位先生性格有别，但都宅心仁厚，对诗歌的评价功力都 让我望尘莫及。作为学生，我希望先生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写作是一代代人的不断续接
王 琪：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近几年关注诗坛新人的力度非常大，而未来的中国诗坛肯定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你所做的这项工作显得很有必要，在诗歌被喧闹之声日益弱化的今天，对于正在崛起的一批诗歌写作者，请对他们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霍俊明：更为年轻的诗人肯定要值得关注，但是“崛起”这个说法我不太认同，因为文学从来都没有进化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写作没有崛起和没落，写 作只是一代代人不断接续的结果。这些年我确实在有意地加大对更为年轻诗人作品的阅读量。无论是诗刊社的青春诗会还是《星星》《中国诗歌》举办的大学生诗歌 夏令营，我都发现了很多不错的具有潜力的青年诗人。尤其是《中国诗歌》推出的“新发现诗丛”的几十个“80”、“90”的年轻诗人让我刮目相看。实际上， 很多人对“80后”和“90后”可能存在着一些偏见。确实代际上的原因我们可能认为这两代人从物理年龄和写作年龄上较短尚需时间的锤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对这些诗人的文本阅读的理解我越来越对他们的写作刮目相看，因为他们的写作照之“70后”可能更为自足、更为纯粹，甚至在语言和想像力上他们更为出 色。当然这两代人的写作也有自身的问题。我希望作为一个诗歌阅读者和批评者我尽量减轻的我的盲视。当下，很多的诗人限于日常的泥淖，没有眼界，没有眼光， 没有未来，没有远方。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年轻诗人悲伤地说“远方一无所有”又为何“给我安慰”。而到了现实炸裂的新闻化的今天，在一个全面城市化 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还拥有精神和理想的“远方”？谁能为我们重新架起一个眺望远方的梯子？
王 琪：你曾来过好几次陕西，每次都是因为诗歌活动，记得有一次你在发言中讲到，你是来“向长安致敬，向诗歌致敬”的，由此可见，作为唐诗故乡的长安，在你心目中占据的地位很重，我期待你有机会对陕西诗歌或中青年诗人进行一次评介。
霍俊明：西安，真正意义上我只来过两次，每次来都赶上西安下大雨，而且是连日大雨。这认为这是一种神示，诗歌的神示。说到西安，就会想到长安，想到长安， 就想到唐诗。我每次来看到那些默默的城墙和箭楼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很多曾经的诗人都站在那里看着我们。陕西是文学大省，小说大省，甚至陕军的势力太过于强 大而遮掩了一些非常优秀的青年诗人。我对这里的中青年诗人充满期待和信任，因为，有目共睹，这里已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诗人。
王 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诗歌的话题还有很多方面未来得及深入探讨，等有机会，我愿和读者再次与你一起畅谈。谢谢霍兄！
霍俊明：北京正在一天又一天的雾霾中。是诗歌让我还有些许安慰。谢谢兄的提问！
做完这次访谈，古城陷入更深的秋意。而诗歌带给我们的，恰如这斑斓一 季的色彩，恰如风从久远之地传递给我们不屈的生命之力。以怎样的姿态站在诗歌面前，诗歌最终指向我们去向何方，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想，若能从霍俊明老师的谈话中找到答案，就算这一次我们的访谈是有效的。相信带着诗歌上路的人，是有方向，有目标的，也是一次诗意的抵达或超越。
来源：《延河》下半月 编辑：赵卫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