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坊·小说」程卫国｜眷恋你的背影

作家新

干线

眷恋你的背影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傍晚的华北农村，晚霞点燃了天际，天空映射出橙红色的光，太阳越来越低了。他收敛起最后一缕残存的金线，躲到村西边那座神仙庙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渐渐昏暗下来。

收工回家的人们吆喝着牲口，头上捂着一块已经发黑的白毛巾，系着腰带，边走边弯腰拾粪。小孩儿扛着放羊铲在前面领路，老汉手拿鞭子在后面赶着，一群绵羊正往土窑洞里走去——那是它们的家。

精疲力竭的老黄牛，有气无力地向饲养室走去，衣衫褴褛的小孩童，流着鼻涕在土里追逐耍闹，鸡们都上架了。

只听到，坡底狗吠声，母亲唤儿声，小孩啼哭声，牲口嘶鸣声，羊儿咩咩声，渐渐地渐渐地，村庄安静了。

黑暗中，郑春阳的母亲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在土炕上的被窝里，春阳睡着了，他边打呼噜边吧唧嘴，又梦见吃白面馍了。

这几天，春阳的母亲正在给他赶做一双鞋，争取让他明天下午上学前穿上。他现在穿的那双鞋，鞋底已经磨破很久了，一到下雨天，鞋里就灌满了泥水。他没有袜子，从外表上看穿着鞋，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两只脚就和泡在泥水里一样。

直到后半夜，他母亲才把鞋底纳好，她几乎一个晚上都没有合眼，天刚蒙蒙亮就起了床。她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杂七杂八的家务事，用碎布块打上褙做鞋帮和给春阳准备上学带的干粮更为紧要。

这个家过得太难了，她翻箱倒柜也找不出什么东西当干粮，看到地下还放着几个胡萝卜，索性就洗了洗给他煮上，也只能是这个了。

说到背着干粮去上学，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那时候，农村孩子上学离家远，吃住都在学校，食堂那点饭根本吃不饱，只能背着干粮作为补充。

就这样，他母亲经过紧张的忙活，到礼拜天的下午，春阳终于穿上了新鞋。他用一个满是补丁的粗布口袋，装上那些煮熟的胡萝卜，背在肩上，踏上了前往中学的土路。

郑春阳上这个学太不容易了，他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哥哥姐姐都在家务农，他是最小的孩子，母亲对他有点偏爱。她意识到，只有让孩子们念上书，才能改变她们家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可是，家里太困难了，又不可能让孩子们都去念书，思来想去，她决定让最小的孩子去。他哥哥姐姐在村里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下地去挣工分了，而春阳一直读完小学和初中，现在又到公社读高中了。

家里能让他这么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下地挣工分，而是拿上钱和粮去上高中，已经是倾其所有了。他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所以，他用尽了全部的精力去学习，生怕辜负了家人对他的期望。

经过一下午的山道弯弯，郑春阳于晚饭前到达了学校。他们的宿舍是14排平房，那些房子，很整齐地排列在学校大院的东侧，中间隔着一条青砖路，西边是一排排的教室。他住在12排2号，里面是一个通铺，同学们的被窝一个挨着一个，显得有些拥挤。

他们带回来的干粮，都挂在被子后面墙上的木头橛子上，他也把装有胡萝卜的布袋挂了上去。

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他们装干粮的袋子有帆布包，有土布做的包，还有直接用包袱包着的。那五颜六色，疙里疙瘩，不同形状的包，在墙上挂了一长溜儿。

和他的被窝紧挨着的是他的同学高耀臣，耀臣的家在康庄村，距离他们郑村五里路，他来到学校的时候，耀臣也刚好到。他们两个和亲兄弟一样无话不说，整天相跟着，几乎形影不离，耀臣个子不高，有点微胖，很机灵。春阳比他大五岁，瘦高个子，是个老实人，除了耀臣他基本不和别人交流。

他们学习都很用功，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晚上教室熄灯后就到路灯下背政治。耀臣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油印的习题集，是他们县一中自编的，那时候的课外资料极少，大家对任何一本学习资料都爱如珍宝，耀臣和春阳把习题集上的题做了无数遍，几乎把整个习题集都背了下来。

班上成绩最好的是学习委员乔双贵，出于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嫉妒心，他们没有让其他同学知道手里的习题集。他们想：偷偷多学一些东西，将成绩向前进一步，争取赶上双贵，如果能超过他就更好了。

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想象进行，期末考试下来，双贵依然名列前茅，不过，耀臣和春阳的成绩也排到了前几名。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难的苦读，1960年乔双贵、高耀臣和郑春阳这几个排在前几名的同学纷纷考上了学校，双贵和耀臣考的是大学，内向的春阳考了个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是个中专，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中专，他和现在的中专不是一个概念，那个时候，能够成为一名中专生不亚于如今的硕士生，需要全校前十的成绩才有可能考上。

郑春阳在师范上学期间，不仅免学费，毕业后国家还包分配，另外还有粮食和助学金的补助，和郑春阳一样的许多寒门学子，就是凭借国家的优惠政策才顺利完成了学业。

二

经过三年的师范学习，1963年郑春阳中专毕业了。

六十年代，国家人才短缺，只要你是专业学校毕业，不管是大学还是中专，完全能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而教师更为稀缺，那些师范毕业生，根本用不着自己出去找工作，自然会有学校找上门来，开出优厚条件把你请走，进入学校以后还是干部身份。

郑春阳就赶上了这个时代，他毕业那年，各学校都到教育局争抢毕业生，地区友谊小学的贾书记看到了他的档案，就把他要到了学校，他也因此走上了漫长的教学之路。那个时候的人们没有如今的斤斤计较，无论当干部还是当老师，对于郑春阳而言并无差异，他都会服从分配。

地区所在地就是著名的潞州古城，之前他只是听说过潞州城，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在他的想象中，那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他小的时候，听说村里的郑秋胜老人到过潞州，秋胜老人经常坐在街边那根沙石条上，天花乱坠地讲他在潞州城见到的稀罕事，那得意的表情，就像到过外国一样牛逼。如今，自己竟然到这个城市来工作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呈现在他眼前的是陌生而新奇的世界，从此以后，他将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的心情异常激动。

他所在的小学是当时潞州最好的学校，始建于1955年，由中苏（中国和前苏联）友好协会出资两万元建成，友谊小学也因此而得名。小学坐落在地委那个莫斯科蛋糕式的办公大楼东边，学校教室的地砖下面，还留存着战争年代挖下的地道，学生们经常会钻到下面玩。

能在地委大楼里办公的人，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的子女差不多都在友谊小学上学。虽然是最好的小学，但在国家困难时期，学校经费也异常不足。郑春阳他们这些老师们，常年挤在一个低矮的平房里备课，学校负担不起油印费，他们就一张张地手抄卷子。在那个思想纯洁，精神高尚的年代，郑老师就如同黑暗中的萤火虫，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他用沾满油墨的双手，精心维护着人民教师的尊严。

在寂静的夜晚，他常常批改作业到深夜，学校那间简陋的平房里，放着一个用铁皮做的小桶炉，里面燃烧着几个碳块用来取暖。平房的窗户上面，映射出他伏案的身影，那个身影，就和他上高中时，母亲在煤油灯下给他纳鞋底的影子一样，寂静而安详。在几十年以后的我们看来，那是一幅珍贵的油画。

郑老师的经历非常简单，只有村里和学校，生活简朴的他，粗茶淡饭习惯了，从来也没有吃过什么稀罕东西。他上学的时候，放假期间，常跟着大人到地里帮生产队干活，口渴了，就撅上一根没有结上穗的玉米杆，扒了皮吮吸里面的甜汁。

在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发现有学生在吃甘蔗，还以为是玉米杆，就批评到：“你们怎么把玉米杆带到教室来吃，在哪里弄的，那上面有没有结上穗，玉米正在生长期，可不能糟蹋了粮食啊”弄得学生们一个个哄堂大笑，而自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几年后，郑老师结婚了，他爱人是他们老家邻村的，她1964年幼师毕业后在老家教书，他们两地分居。直到1971年郑老师找到已经到教育局工作的贾书记，才把他的爱人调到了潞州师范附小任教。

他爱人调来以后，他们最小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三个孩子加上郑老师的母亲一家六口人，挤在郑老师那间单身宿舍的平房里艰难度日，又过了一些时候，学校给他们调换了个一间半的房子才宽松了许多。1981年，他爱人也调到了友谊小学任教，正好赶上学校分房，他们就又住到了一个60多平米的二层小楼里。房子分上下两间，他们两口子住在上面，孩子们住在下面，有厨房，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得到学校的公厕去，晚上起夜的话就在尿盆里，早晨倒尿盆是郑老师的工作。有时候，他也让他的孩子们去倒，他认为，养孩子就是拿来用的。所以他家的孩子从小就会被安排做各种家务活，这样的教育，也使得孩子们早早就学会了打理自己的生活。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郑老师参加工作的第三年，他的高中同学高耀臣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了潞州，人家当年上的是政法大学，现在到了政法部门工作。几年以后，耀臣的孩子也到了他们的小学上学，阴差阳错中，春阳成了耀臣孩子的老师。由于他和耀臣的关系，耀臣家离学校比较远，他的孩子中午不回家，就在春阳家吃饭和午休，春阳顺便还能辅导孩子的作业，也因此，春阳和耀臣这两个高中时候的好朋友就又耍到了一起。

那个年代，没有考核标准，也不存在对老师进行考核，更不存在升学率问题。但郑老师对待他的学生相当负责，教养告诉他，只有把每个学生培养好，自己才算尽到了一个人民教师的责任。

他的学生大部分是干部子弟，这些孩子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学习不用功，还调皮捣蛋。经常有学生完不成作业，放学后他就把学生带回自己家，手把手地给这些孩子辅导。在他的家里，经常看到有学生趴在那张掉了油漆的桌子上写作业，可不像现在的辅导班还要收费，他完全是尽义务，那个年代不存在金钱交易问题。相反，他对待自己的孩子并没有十分上心，这也是他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最大的遗憾。

他们学校和地委大楼相距不到五百米，但他的生活全部在学校和学生身上，对外界的世界一点都不知道。除了他的同学高耀臣外，他几乎和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更不懂得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他只是看到他的学生们穿戴都很讲究，手里拿着的零食是他的孩子们没有吃过的东西，听说这些学生的家长大部分是领导，至于是哪个部门的什么领导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真正是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书匠。

三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毛主席指出：学生也一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向工农兵学习。

响应“五七指示”的号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办起了一所工厂，规模不大，产品简单，既是学生勤工俭学的基地，又能为学校带来一定的收益。

他们学校也不例外地办起了工厂，学校分上下两个院，工厂坐落在下院，位于东面偏北，除了车间还有几间房子是办公室和库房。主要生产订书机、圆规和老冰棍，后期也做家具。

根据学校安排，郑老师离开教学岗位，作为指导老师到工厂工作，学生们轮流进厂学习，郑老师负责领队并给他们讲解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他还兼任跑外业务 ，主要是产品的销售。

从教学岗位一下子转到工厂上班，郑老师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倒不是不愿意来工厂工作，而是考虑自己是个外行，怕给学生们讲解不好而耽误了事。大名鼎鼎的作家莫言没有出名的时候还在棉油厂工作过呢，当然，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个莫言，如果穿越时空来看，和莫言相比自己又算个什么呢。对于郑老师来说，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身处什么岗位，他都会老老实实地服从安排，兢兢业业地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校办工厂是另外一个大家庭，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指导老师和学生们组成了一个鲜活的群体。能离开课堂到工厂学习，学生们都很兴奋，这里每天都会发生一个个东长西短的故事，每天都承载着学生们的喜怒哀乐，面对这些活泼好动的孩子们，郑老师每天都有操不完的心。除了学生们参与外，他们这些老师的孩子们，也常常跑到工厂去参观和玩耍，去看他们做冰棍。

人生并不是一场和别人的比赛，我们要做到的是不得意，不沮丧，悄无声息地抵达终点。郑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责任心极强，朴实随和，沉稳低调，他专心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活儿，为了给学生们讲清楚生产过程，他整日整日地翻看生产技术方面的书籍，为了产品销售，他奔波于不同的学校和单位，给人家介绍他们的产品，他虽然话不多，但为人老实，诚实守信的性格，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客户的青睐。

到后期工厂做家具的时候，郑老师负责采购木料，他从最初的了解和学习采购知识，再到实际操作，一路走来，经过了艰辛与考验。他慢慢积累了不少经验，要想做好采购工作，重在对供需双方进行全面的了解，充分了解不同木材公司的供货能力和价格水平，还要知道自己工厂的生产能力对木材的需求量。他认为，只有把好进料关，才能降低家具的成本。

校办工厂运行几年后，由于国家政策调整，要求停办，他们的小工厂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原来红红火火的厂子不见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各奔东西，抚今追昔，郑老师无比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凡是有过工厂经历的人，在他的人生中就有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每回首往事的时候，工厂的生活都是郑老师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这段经历，无论对郑老师，还是对他的孩子们都影响深远，多年以后，他的孩子们回忆起来，那是他们小学生活中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

校办工厂停办以后，郑老师又回到了教学岗位。

四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国家实行票证制度，买东西除了要钱以外还要票。粮票、布票、肉票、蔬菜票、油票等等，就是买糕点也需要糕点票。

郑老师家人口比较多，对他家来说，吃饭问题是个大事。那个年代，他家最好的饭是饺子，一到礼拜天，郑老师就到附近的七一菜铺买上一斤肥肉，亲自剁馅。他剁的时候，孩子们就在旁边看他剁，一边看一边央求他爸少放些茴子白，可由于人口多，必须掺上大量的茴子白才够一家人吃。

我曾经吃过郑老师做的饺子，虽然肉不多，但调料放的足，一端起碗，饺子的香味就能把人馋倒。不过他的儿子不喜欢吃，他就给儿子一块钱让他自己到粮店开的那个熟食铺买油条。

他的学生家庭条件都比较好，常常能看到他的学生把蛋糕拿到学校吃，而他的孩子们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他也想让自己的孩子们吃上蛋糕，可摸摸自己的口袋，比脸还干净，再说了，他也弄不到糕点票。

那个时候，老师地位低下，收入不及工厂的工人，他们学校那些头脑灵活，又有一些关系的老师，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调到城南边的国营淮海机械厂去了，那些调出去的老师，生活明显好了起来。郑老师也想过调出去，可他笨嘴笨舌，不会交际，没有一点社会关系，只能望洋兴叹。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郑老师的子女和他的绝大部分学生一样，成了“待业青年”

1985年，根据国务院发文批复省政府《关于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的报告》的决定，他们的地区被撤销。持续了几十年的地区突然不存在了，广袤的版图被两个下属市瓜分，地区的干部们一时难以接受，他们极不情愿地被分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市去上班。

刚成立的市级机关严重缺人，郑老师的学生们虽然也是“待业青年”，但是他们依靠父母的关系，抓住改革后单位人手短缺的机会，纷纷进入机关参加了工作。就连调到工厂那些老师的孩子，也以招收职工子弟的名义进入工厂当了工人。

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作为“待业青年”呆在家里无法就业，郑老师心急如焚，他也想找关系送点礼给孩子弄个工作，可冥思苦想也不知道该求教于什么人。他最熟悉的领导就是他们学校原来的贾书记了，贾书记虽然早就到教育局工作了，但还在学校住着。他想，贾书记应该认识不少官员，说不定能帮上忙呢。于是就把自己的想法和贾书记说了，书记和他的爱人裴老师两口子都是热心人，裴老师其实不是老师，她在别的单位上班，大家都称呼她老师。裴老师突然想到自己以前认识一个在劳动局工作的干部，她说可以介绍郑老师认识一下，让人家想想办法。

经过裴老师的介绍，郑老师认识了劳动局的孙科长，孙科长很热情，他表示自己会尽力帮忙，这让郑老师兴奋不已。从孙科长办公室出来后，郑老师想，虽然人家答应帮忙，但还应该送些礼才好办。于是，从来没有走过关系的郑老师和他的爱人，为了女儿的工作，第一次学会了送礼，他们也因此踏上了漫长的送礼征程。

他们先打听到了孙科长的住处，买了些礼品给人家送到家，孙科长很高兴地接纳了。但他并没有告诉郑老师工作的事能不能办成，他也不敢问，心里想，人家收了礼肯定在用心给咱操作，自己不了解操作程序，问多了反而不好。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就像履行公事一样，逢年过节郑老师就会提上礼品去给孙科长送，每次孙科长都会收下。但一直也没有给他们说事情的进展情况，老实的郑老师一直也没敢过问，始终在等待。

转眼女儿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工作问题还没有落实，可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呀，那样会耽误女儿的婚事。思来想去，郑老师夫妇决定，一边跑工作，一边找对象吧，再不能耽误下去了。

经他的邻居程老师爱人的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个两年前学校毕业，分配到机关工作的男孩。男孩的家和程老师的老家同村，除了有个不错的工作之外，其他条件都不理想，他家在农村，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条件很一般。

对郑老师家人来说也没别的办法，因为女儿没找好工作。找个市里的人吧，有工作的，人家嫌女儿没工作，没有工作的，他们又觉得不合适，只能降低标准。

在和男孩认识后，男孩听说她们给人家送了两年的礼，工作还没有落实，机关工作的经验让他敏感地意识到，这里面有蹊跷。他到劳动局打听了一下，孙科长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办成这个事，他只是运用机关痞子们惯用的那一套花拳绣腿的小把戏，在蒙骗老实的郑老师，而蒙在鼓里的郑老师还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一直在遥遥无期的煎熬中等待。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他果断告诉郑老师，孙科长办不成这个事，不要再指望他了，更不要给他送礼了。后来，男孩找到他们单位的领导，把她的对象安排到他们的下属单位上班，这才算就了业，当然，再后来郑老师就成了他的岳父。

多年以后，我们读懂了真与假。上面的文字不是为了诉苦，只是想告诉人们，在过去的人情社会里，遇事求人成了不成文的潜规则。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人们也在一次次的变革中，逐步养成了按规则办事的习惯。过去靠拉关系，走后门才能办成的事，越来越被现实社会所淘汰。

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们把现在的生活比作天堂，对工作看得无比重要。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经历过为子女寻求工作的坎坷。

五

八十年代后期，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特别是在农村，老百姓基本上还是依靠土地生存。郑老师家的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但他们还是一有机会就接济老家的亲人，他的父母早年间就不在了，姐姐出嫁到外村，现在村里最亲的人就是他的哥哥。

哥哥的女儿们也出嫁了，过完年，到了正月十五，他侄女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古城来看灯，前面说过，村里人来一趟潞州城，就像出过国一样牛逼。因为有叔父这门亲戚，侄女也想带上自己的孩子来城里开开眼界。孩子只有5岁，他从没有离开过村子，来到这个大地方，有些晕头转向，看什么都稀罕，大人们在家里说话的时候，他就悄悄遛了出来。老师们住的排房格局都一样，孩子遛出来以后就不知道家是哪个门牌了。他就乱找，越找越不对，越找离家越远，最后竟然离开了学校大院，当大人们发现孩子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家人都十分着急，纷纷发动学校的老师和家属出去寻找。马老师的爱人申云盛在机关当局长，着急的申局长，跑到距离自己不远处的单位，通知他们单位住在楼里的干部和家属们，全部加入到了寻找孩子的队伍当中。

精神高度紧张的人们，把所能想到的地方找了个遍，孩子依然杳无音信。这个时候，不管是谁，都不希望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有人提出来报警，一家人急匆匆地来到辖区的东街派出所，向民警报告了小孩丢失的事。警察在值班记录本上把情况进行了登记，并留下了学校的值班电话用于联系，他们一边安抚家属们的情绪，一边把情况向指挥中心进行了报告。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要寻找一个孩子，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后半夜，孩子依然没有找到，在寻找未果的情况下，精疲力竭的一家人，心灰意冷地返回了家中。

孩子的母亲一直在哭，那哭声凄惨而悲凉。郑老师的心情更加沉重，毕竟孩子是在自己家里走失的，如果找不回来，他无法向大哥交代，这也将成为他永远的痛。

一家人谁也没有睡，也没人说话。这个时候，空气好像凝固了，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们的耳朵里，偶尔也能听到不知道是谁发出的叹息声，那声音悲悲戚戚。

正当一家人心灰意冷的时候，凌晨两点多钟，学校值班室接到了东街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好心人在街上发现了一个小孩，问什么他也说不清，人家就把小孩送到了附近的西街派出所。西街派出所晚上就接到了指挥中心发出的小孩走失通告，他们打电话和东街派出所取得了联系，东街派出所随即把电话打到了学校，让家属过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小孩。值班人员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郑老师家，一家人火急火燎地来到西街派出所，一看果然是他们的小孩。

原来孩子离开学校来到大街上后，依然找不到家，也找不到自己的妈妈，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陌生的街道上走了很久，心里产生了莫大的恐惧，就大哭起来，一个好心人看到后就送到了派出所，这个时候他还在派出所哭呢。孩子的妈妈一把就把小孩抱在怀里，一家人抱头痛哭，他们喜极而泣，一场虚惊过后，郑老师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从苦日子中走过来的人，对农村老家的亲人有一种莫名的疼爱，在他们看来，亲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每一家都需要他们帮助。

郑老师学校的一个同事调出去后，在机关当了办公室主任，主任的家还在学校，听主任说他们单位需要一个临时工，郑老师立刻就想到了自己老家的侄儿。侄儿初中毕业以后就不上学了，在家闲着没事，他就把侄儿介绍过来当了通讯员，后来又转为正式职工，到机关下属工厂当了一名工人，还在城里安了家。

他妻妹的女儿，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学校，他们就将她接到潞州，安排她到最好的高中复读。一到周末，郑老师就骑上自行车，到学校去给孩子送吃的穿的，有时候也接回自己家里住。后来，孩子考上了本市的一所中专，他一如既往地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给她送钱送物，直到人家学校毕业。这还没完，他们两口又找到以前的同事，这个同事在他们老家的县里当了领导，在同事的关照下，这个孩子被分配到他们县里的机关工作。

六

我和郑老师认识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后期了，在我的印象中，他生活简单朴实，不仅是自己的生活，就是在教学岗位上也是如此。在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他能省钱就省，有些东西能自己做，就不占用学校的经费。他思想纯洁，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他严于律己，像军训的教官一样，让他的学生们懂规矩会做人。

和郑老师相比，市委大楼里的那些干部们，很多都是高学历的聪明人，他们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十分懂得“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自己前途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会平衡生活，多方兼顾，很会耍关系，说话拐弯抹角，会很自然地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做一些领导喜欢的事，博得领导的好感，争取早日让自己也成为领导。当然这些人毕竟在机关大楼工作，站得高看得远，接触面广，见的多了自然就学会了处理各种各样事务的能力，他们对本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见解。可以说，学校的老师和市委的干部分别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们分别过着简单和复杂两种不同的生活。

八十年代后期，老师的收入还是相当的低，许多人不愿意当老师，有不少老师通过关系调走了。那时，高中生报考大学的时候，宁可复读一年，也不愿意上师范。他们学校的老师中，也有一些很聪明的人，和学生家长接触多了，这些人学会了很多社会知识，他们知道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感觉当一辈子老师没有多大前途。人家也抓住改革后机关人手短缺的机会，通过各种关系调到机关当干部去了，有的人还混了个一官半职。可是，像郑老师这样的老实人就调不出去，尽管这个时候他的高中同学高耀臣已经当上了政法单位的一把手，他不仅没有和人家走得更近，反而和人家关系疏远了。他认为，人家当了官，交往的都是官场上的人物，说的都是官场上的话，和他一个小学老师没有共同语言了。

耀臣的孩子早就小学毕业，再也不需要去郑老师家里写作业了，自然而然，在耀臣没有主动邀约的情况下，他也就不好意思再联系人家了。就连自己女儿找工作的事，他也没有想过去找耀臣帮忙，只是偶尔同学小聚的时候，耀臣还会把他叫过来和老同学们见个面。

有一次，高耀臣组织了个小范围的同学聚会，他们的高中同学乔双贵也去了。郑老师早就听说双贵在大楼里工作，听说还当上了官，并且，他曾经在大楼前看见过双贵坐在小轿车里从他身边驶过。尽管他和双贵的单位相距很近，但他们从来没有来往，郑老师认为，人家是人家，咱是咱，人家当人家的官，咱教咱的书。

现在的乔双贵是改革后的市委秘书长，这么多年来，双贵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老同学，就在自己单位不远处的小学教书。多年不见，郑老师的容貌发生了一些变化，见面后，双贵没有马上认出他来，经过耀臣的介绍，双贵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自己的高中同学郑春阳。

握住郑老师的手，秘书长感慨万千，想不到这么多年来，老实的春阳竟然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当老师。他用埋怨的口吻对郑老师说：“知道我在楼里上班，你怎么一次也不来找我，你们学校好几个老师都是通过我的关系调到了机关，1985年体制改革的时候，各单位都缺人，多好的机会呀，不要说给你闺女找个工作，就是把你调到机关也是个小事”。

著名作家杨绛女士，因为德高望重而被尊称为“先生”。杨绛先生说过：人生遇到的每一个人，出场顺序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郑老师和乔秘书长的认识就是这样，虽然他们多年前就是同学，但是，他们再次见面的时间，决定了郑老师的结局只能是个老师。

作为市委秘书长，乔双贵实在太忙了，他必须时刻掌握各部委的工作情况。只要一进办公室，这个批示那个文件，就把他绑架了。很多问题需要他亲自去处理，大到全市的发展规划，小到什么样的人能胜任书记家里的保姆，他都得操心。当然，他整天围着书记转，手中的权力自然不小。

邀请双贵的饭局是一场接着一场，他尽量找借口不去参加。可是有些饭局他必须参加，比如今天的同学聚会，尽管除了耀臣之外，其他人都不是什么官，但在他的心里，这个饭局却非同寻常。如果是在其他场合，除了书记市长敬酒他得豁出命来喝，一般的敬酒他都不喝，他要保护好自己的肝脏。但是，今天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兴奋的他却要主动敬郑老师酒，还陪着郑老师一起喝，他要谦和地在老同学面前展现出自己的低调。

在这样的氛围中，除了双贵对郑老师发了一通感慨外，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官场上的事，某某人当上了局长，什么人又被列为后备干部等等。单纯的郑老师只知道他的学校和学生的一些事，对他们谈论的官场上的事他一句也听不懂，也插不上嘴，他只是隔一会儿端起酒杯，和双贵递过来的酒杯碰一下，喝上一杯，憨厚地笑笑，表示自己在听大家说话。然后，再夹几粒花生米嚼上一会儿，以冲淡过分的尴尬。

七

郑老师家的生活非常简朴，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彩色电视机。一开始，没有沙发，后来，他们几个老师根据以前校办工厂生产家具的时候学到的木工技术，学着做出了个弹簧沙发。虽然，看起来怎么不洋气，但坐上去却很舒服，就连郑老师女儿结婚的时候也是他们自己做的沙发。

现在，他的孩子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就像刘曦在《如果爱还在》里唱的那样：

昔日的故事它早已不在

翻阅曾经保留的旧照片

幕幕往事重又回想起来

许多东西都是失去了才会明白

想要回到过去早已不存在

只能把所有的美好留在脑海

那是刻骨铭心的真与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女儿们一个个都结婚生子另外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他老俩口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此时的家庭负担减轻了不少，花钱也不是那么紧巴巴的了，放学后，经常看到郑老师到南街的小吃摊上，很大方地喝上一碗当地有名的杨家丸子汤，有时候，他也在晚上和隔壁程老师家的儿子程金效喝点小酒。

程老师不会喝酒，但他特别喜欢下象棋，郑老师会喝酒但他不会下象棋，而金效不仅会喝酒，还会下象棋。所以，金效既是郑老师的酒友，又是他爸的棋友。金效和郑老师很对酒兴，一到礼拜天，就能看到金效晚上和郑老师喝酒，白天和他爸下象棋。

喝酒一般是在程老师家进行，当然，不只他两个人，还有金效的一些朋友，他们喝酒很有规律，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开始，让喝不喝，都在互相推让，本来就是来喝酒的，还假惺惺地说不喝不喝，其实都在慢慢地喝着。

当慢慢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让喝就喝，也就是开始互相接受对方的推让了，你让我喝我就喝，很痛快。

当再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点高了，这个时候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不让喝也喝，也就是当别人输了酒的时候主动抢着替人家喝。口中还念念有词，东风吹，战鼓雷，今天喝酒谁怕谁！来，老弟替你喝。

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分大小辈分地说起了酒话，本来郑老师和金效的父亲是同事关系，他们就应该是叔侄关系，金效却握住郑老师的手叫老哥。而郑老师也没大没小地拍着金效的肩膀喊他老弟，直到程老师上前劝阻，他们才会恋恋不舍地把场散了。

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清醒过来，金效就又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和他爸下起了象棋。

会下象棋的人都懂得棋谱口诀：

将军不离九宫内，士止相随不出官。

象飞四方营四角，马行一步一尖冲。

炮须隔子打一子，车行直路任西东。

唯卒只能行一步，过河横进退无踪。

金效和他爸根据自己掌握的口诀，都在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对方走的每一步棋，生怕走错一步而输给对方。

这个时候，郑老师酒也醒了，他从自己家里出来，走到棋摊跟前，拍拍金效的肩膀说：“老弟让着你爸些啊”

这个时候，程老师就趁他们开玩笑的间隙，迅速回了一步棋，正巧被金效看见了，他坚决不让回，他父亲非要回，父子俩就吵了起来。最后，把棋盘一抖，不下了，他们几乎每次都是以这样争争吵吵的方式收场。

由于体制改革，机关大楼里的干部们正在绞尽脑汁，明争暗斗。而在大楼东边的小学大院里，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老师和他的孩子们，依然简单而开心地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

八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发展需要人才，人才来源于教育，国家对教育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视，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郑老师夫妇的收入明显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次郑老师走在大街上，碰见了以前调到工厂的同事，那个同事蹬着一辆三轮车在拉客，他就和同事聊了起来。原来，他们刚调到工厂的时候，计划经济，工厂效益很好，他们的待遇自然也不错。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工厂改制效益不好了，收入一落千丈，夫妻纷纷下岗，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蹬上三轮出来拉客，他说自己很后悔当年离开学校。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郑老师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和曾经羡慕的同事之间，竟然真真切切地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老实的郑老师庆幸自己当年的没有关系。

仔细观察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一些人，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挖了个坑，然后义无反顾地跳进去，发现后悔的时候已经出不来了。

也是在九十年代，“商品房”首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时开发商还没有兴起，各单位都是自己修建房子然后卖给职工。因为之前一直住的是公家的房子，听说房子要自己出钱买下，房权归自己所有，人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1995年，郑老师所在的小学，也开始给教职工修建商品房了，老师们对此非常重视，学校专门派老师进行监工。他们就像给学生批改作业那样，认真检查进入工地的每一根钢筋，每一包水泥的质量，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才允许进入工地。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施工，学校为教职工修建的商品房终于交付使用了，由于房少人多，只有部分老师先期分到了房子，郑老师是双职工，条件充分，也分到了房子。当时他的房子是四万多块钱，虽然他们的工资提高了，但要一下子拿出四万块钱还是很困难，他们东借西凑才交了房款。

房子的装修，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也是生活水平提升的体现，一些被贫困压抑已久的老师们，收入高了，他们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达，为了展示自己的“富裕”他们很大方地装修自己的新房。

郑老师也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高高兴兴地住进了单元楼，他第一次住上了带卫生间的房子，再也不需要去倒尿盆了。与此同时，他的孩子们也纷纷住上了各自单位修建的商品房。

幸福似乎伸开双臂对郑老师进行了拥抱，常常能看到他小声哼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胳肘窝里夹着书本，去给他的学生上课，到了礼拜天，他还是时不时地叫上金效喝个小酒。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郑老师已是儿孙满堂，一到节假日，他的子孙们就从各自的住处汇集到郑老师的家里来，平时安静的房间顿时变得红火起来。

他儿子炒得一手好菜，他在厨房张罗的时候，他的姐姐妹妹就在旁边帮忙，有的切菜，有的剥蒜，有的准备碗筷。孙子们你来我往在厨房与餐厅间查看，繁碎的脚步声夹杂着笑声和吵嚷声，一阵阵袭来，听到开饭的喊声后，大人们支桌子，他们便抢着搬凳子。小孩儿们有时候很固执，因为坐到哪个位置的事会互相争吵，有的哭，有的笑，好不容易各就各位了，又会因为可乐靠谁那边近，雪碧离自己远而吵嚷，他们不是先吃菜，而是先倒上一杯饮料喝，最后终于坐到各自如愿的位置上，又看见旁人那里比自己这边菜好。就在这样的吵吵嚷嚷中，一家人在觥筹交错中推杯换盏，小孩儿们的尖叫声，更是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吃完饭以后，子女们去收拾残局，郑老师则美滋滋地哼起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他躺在客厅的双人沙发上，小孙子们就围过来和他玩耍，在他的身上捏捏这里掐掐那里，还在他的脸上比比划划，他闭上眼睛，装作不动也不出气的样子。小孩儿们发现他没有反应，吓得嚎啕大哭起来，这时，他就晃晃悠悠地翻一下身子，然后再一下子爬起来对他们做个鬼脸，逗得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擦干眼泪，就又哄堂大笑起来。

九

就在他的生活如日中天的时候，近一段时间以来，郑老师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他也说不清楚是哪个部位难受。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果然发现了一些异样，这个时候，离他退休还有一年多时间。

其实，对于检查结果，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子女们都心知肚明，子女们一下子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心里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善良的郑老师怕孩子们因为自己而难受，竭尽全力地表现出没事的样子，而他的孩子们也不在他面前提起检查的事。

郑老师就像一头拉车的牛，用粗茶淡饭把孩子们养大，为了不让他们难过，刚开始是假装坚强，后来就真的越来越坚强了，他在心里想：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那就尽力改变自己。

他本来就是一个欲望不高的人，自己能赶上现在这个好时代已经满足了，比比村里那些儿时的伙伴儿们，他们一辈子都在田间劳作，而自己有幸从田间地头来到灯红酒绿的城市，还住上了单元楼，这辈子值了。

他和他的家人都坚持保守治疗，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家里人到省城出差的时候，每次都顺便给他带来省里老中医开的中成药，他坚持按时服用。也不知道是药理的作用，还是他心态的作用，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他高高兴兴地生活了两年多时间，带着对孩子们的无限牵挂，郑老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尽管孩子们都成了家，但郑老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们的工作问题，在他的好朋友高耀臣最后到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从来没有求过耀臣的郑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恳求当了官的耀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一帮他的孩子们。

老实的父亲一辈子用微薄的力量，铺平了他们的坎坷路，他们还没来得及尽孝道，父亲就带着岁月的风雨，悄无声息地走了。不过，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也活得很乐观，没有因病魔而遭受太大的痛苦。

自从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以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病毒基本得到了控制。但从2021年7月开始，德尔塔变异毒株又卷土重来，导致疫情反弹，严格的防控措施又重新启动。家里宅着，看到微信朋友圈关于立秋的诗句，才知道，我们已经风雨兼程地来到了2021年的立秋之日。

神仙挡不住人想人，在这个寒来暑往，落叶知秋的时节，又想起了郑老师，他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他的子女们也成了爷爷奶奶。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郑老师高大的背影，始终是他的子女们挥之不去的眷恋，纵然心里装着万语千言，却不知道怎样和父亲去表白。父亲低调的人生，丰富的内涵，是不经历风雨的人难以拥有的，他敦厚稳重，质朴平实的性格给了子女们最踏实的幸福。

从郑老师身上我们才真正领悟了杨绛先生的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