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前夜——开国少将陈宜贵回忆张家口战斗包围新保安
辽沈战役前戏夕，我军包围了张家口。由北平前往张家口增援的敌三十五军，被我们包围在新保安。我们全旅上下一个劲地吼：“跟三十五军算老账!”
提起三十五军，华北的人民恨得牙根都发痒。这是一群瘟神，它的每一个脚印，都灌满了华北人民的血和泪。这使我们与它结下了不解之冤，难消之恨。“不消灭三十五军，死不甘心!”成了全体指战员一致的决心。但这个狡猾而又凶恶的对手，我们几次都没有能够抓住它，这次，总算如愿了。
十二月七日，一道令人振奋的命令传下来了：坚决抓住三十五军，不许它跑掉一兵一卒。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战士们冒着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趟过洋河，用两条腿追赶着敌人的大卡车；用刺刀、手榴弹和石头，迎击着敌人。就这样追的追、堵的堵、截的截，半路上把它团团包围在新保安。
从三十五军被围那天起，我们几个旅的领导同志，便忙得不可开交。一包包决心书，从连里、营里、团里，直接送到了指挥部；请求担任“尖刀”任务的电话，昼夜不停。开始，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围住敌人，不准敌人逃跑，做好攻击准备。我们想：“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毛主席手订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也是我们一贯遵循的作战原则。因此，我们向要求任务的部队说：“仗有你们打的，好好准备吧!谁准备得好，就把最艰巨的任务给谁。”
开始，这个回答，战士们还满意。可是，四五天过去，各种准备工作已经检查过多少遍，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时候，要求任务的电话，简直占据了通向旅部的每一条电话线，而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依然如故，就是不提“打”字。这样，我们的回答，也只能是“继续准备，听候命令”。
一天傍晚，我和谢副旅长巡视阵地回来，刚要吃饭，三十二团张怀瑞团长一头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冲着我说：“政委，我也饿了。”
“坐下吃。”我顺手递给他一个凳子。
“怎么，你们全团的粮都吃光了,连你团长的晚饭都没剩下?”谢副旅长同他开了句玩笑。 “饭有的是，就是不好吃，咽不下。”
我知道他说的“不好吃，咽不下”指的是什么，便接上去说：“那就吃我们的，我们的能咽下去。一面吃，一面谈谈你们团的情况!”
“有怀疑、有急躁、也有埋怨。”他像要把满肚子的话一下子全倒出来似的，滔滔不绝地说，“我简直不敢到连里去，一去，就要受'围剿’。这个说，'跟三十五军转了两三年，好不容易抓到手，又光叫看，不叫打。要是上级不信任咱，咱就打包票。’那个说，'东北、华东净打大胜仗，可咱却把敌人放着不打，真不知道上级拿的什么主意’。还有的说，'全团人，就团长能沉得住气。要是他积极一点，他向上级多要求几次，早算了三十五军的伙食账。’
你听，好像我张怀瑞不积极！政委和副旅长是知道的,我是第一个要求担任主攻的……。”“我们向纵队首长要求任务比你早，电话打得比你多，我谢猛子的手都急得发痒了，可也有人说我们能沉住气呢!”谢副旅长紧跟着说。
“你是不是也和战士一样等得不耐烦了？”我问。
“差不多。”张怀瑞先是笑了笑，接着又一本正经地说：“政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都对。可是有了充分的准备、足够的把握……”
“为什么还不打呀!”谢副旅长学着他的腔调把话接了过去，逗得大家都笑了。
“你对为什么不打怎么看法?”我问他。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就来问我们!”谢副旅长说，“可我们呢?”他看了看我，两手一摊：“和你一样，也只有干瞪眼。”
张怀瑞本来认为我们不好在电话上跟他讲，这才亲自跑来问。听副旅长一说，他先是不大相信，看了看我。当他发现我的态度也是肯定的以后，他沉思起来。过了一会，便意味深长、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是这样。这就是说,光围着不打，这其中大有文章,急躁不得。” 接着便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说：“我走啦，首长！回去'继续准备，听候命令’。”
“吃饱了再走嘛！副旅长说。
“不啦!你们的也不好吃!”他刚走出两步，又转回身说，“首长，我可是第一个要求担任主攻的。上级不下命令，我再也不来问了，可主攻的任务，非给我不可。”
张怀瑞走后，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考虑考虑“为什么还不打”这个问题。于是走到村边，一个人沿着覆盖着冰雪的小路走着、思索着：
……辽沈战役刚结束不久，我们部队便包围了张家口，并在宣化歼灭了敌人一个师。张家口一被围，华北“剿总”急令三十五军从北平前来增援。三十五军刚到，我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便突然出现在平绥线以北的延庆地区，直接威胁北平，敌又调三十五军回北平保驾，半路上却被我们包围在新保安。
这样一来，华北敌人又令一○四军、十六军前来增援，哪知道被我东北野战军和冀热察军区的部队一个追击，就歼灭了四个师。这一切说明了，我们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所以不打,不仅是在执行毛主席的“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 这一原则，更重要的是为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分割敌人，然后各个予以歼灭。
经过十几天的作战，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现在整个平绥线只剩下张家口、新保安两个孤点。而我们不但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准备得妥妥贴贴，吃掉三十五军和张家口的敌人，那是十拿九稳。可是上级为什么就是不提这个“打”字呢？张怀瑞说其中大有文章，这是可以肯定的，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文章”呢？思路到这里停住了，问题没有找到答案，疙瘩还是没有解开。
“纵队来电话，请政委和副旅长去开党委会!”一个参谋兴冲冲地向我们报告。谢副旅长高兴得一下子跳起来，转身大声命令道：“警卫员，拉马！然后，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可把这一天盼到了!”
本来，参加纵队党委会，对我们来说，是件极平常的事。可这一回却不同了，就连我这个一向不好激动的人，也稳不住了。塞外的风，吹得积雪腾起一道道白烟，迎面扑来。但是，我全身都感到热乎乎的。马儿跑得直喷白气，我还是嫌它太慢，不住地抖着缰绳。谢副旅长虽然正患着重感冒，也一步不拉地紧跟在后面。就是这样，等我们赶到纵队指挥部时，其他旅的同志竟先到了。显然，他们的心情和我们是一样急迫哎！
果然，大家一见面，第一个谈论的题目就是“为什么还不打”？谈得正起劲，首长们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罗瑞卿政委。经验告诉我们，兵团首长亲自来了，这不但表明要打仗了，而且我们纵队还是主攻呢!
杨司令员讲话了。他说：“抓住三十五军，这是军委给我们兵团的第一个任务。军委指出：抓住了三十五军，这是平津战役第一个大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
司令员的话音一落，全场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既然抓住了，为什么还不打呢?”司令员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全场立刻肃静下来。司令员说：“为了稳住平津守敌，拖住它，不让敌人从海上逃跑，然后再来个就地全歼。”接着他便详细地讲解了这个问题。大意是：辽沈战役结束之后，华北敌人便徘徊在从海上南逃和西窜绥远的两条道路之间。不论敌人南逃还是西窜，对我们今后的战局发展都是不利的，最有利的是就地歼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战役一开始，军委便命令我们首先包围张家口，从西面抓住敌人。这样，既切断了敌人西逃的道路，又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平绥线上，迫使其调动平津的部队向西增援。经过十几天的作战，我们不但歼灭了敌人的好几个师，而且把敌人的七个主力师和两个骑兵旅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
“这是华北敌人的主力，丢掉他们南逃，心痛！罗瑞卿政委一语道破地说，“围起来不打，这就等于给他们留了个'想头’，拖住了他的腿。”
“要是我们马上把他们这个'想头’打掉，那就等于逼迫他们赶快下决心南逃。”杨司令员又从正面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道理。接着，他继续说：“要使敌人彻底丢掉南逃的幻想，还必须把他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切断。军委指示我们，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争取时间，使东北野战军切断敌人从海上南逃的道路，完成对平津的包围。” 杨司令员讲得简单，但是明确，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入了我们的心坎。
罗政委最后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作战方针，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它的伟大和英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最后指示说：按照军委的计划，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平津的战役包围，还需要将近两星期的时间。我们必须在七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保证做到一攻必克，不能有丝毫的松劲情绪。
杨、罗首长指示完毕，纵队曾思玉司令员起身问道：“怎么样，同志们!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还要准备七天，七天过后还不一定马上打。你们还急不急呀，嗯?”
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纵队首长终于把主攻新保安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旅。走出纵队指挥部时，我感到仿佛站在几千米的高峰上，头脑清醒了，看得远了，心中有无比的畅快。
我和副旅长到部队检查战斗准备工作回来，已经很晚了。本想抓紧时间睡一觉，因此衣服也没脱，一头倒在铺上。谁知道躺下后，睡意竟消失了，满脑子的事情在翻腾。作为一个部队的领导干部，在战争年月里，由于考虑问题而连夜不眠，这是常有的事。
不同的是，我所想的，除了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所考虑的那些问题之外，还有我自己的心事。今天，首先想到的，又是“围而不打”这个英明的作战方针。开始想到它，无限的兴奋，可是，想到纵队党委开会以前的情形时，又感到非常沉重：自己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理解得太肤浅了！一种惭愧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
副旅长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老谢，你咳嗽得很厉害，怕不是感冒吧?”
“今天吐的痰里带血，恐怕是肺玻感冒、肺病，全不怕，怕的是我这脑袋。”
“脑袋?”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是啊！打从小就跟着毛主席打仗，打了半辈子，对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还是一窍不通。惭愧呀!”
原来他想的和我一样啊！为了不使他因此而影响到健康，我安慰他说：“也不能说一窍不通。你的身体不好，还是不想这些吧，好好休息休息。”
副旅长没有再说什么。我仍旧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一仗能不能打好？”又占据了整个的思路。
早在平津战役之初，我们的旅长就被调走了。虽然还有副旅长——他也是一员战将，但作为一个政治委员，毕竟要把整个的担子挑起来，这是没有理由、也不允许推卸的。指挥一旅人，打这样绝非寻常的仗，又担任主攻，这对我还是初次。打好了，增加了部队的荣誉；打不好，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究竟能不能打好呢?还没有完成的事，总觉得不大牢靠……。一件一件地回想着各种准备工作，细细地寻求着答案。
我想到遍及全旅的求战情绪。自从旅党委会开过之后，先前那种怀疑、急躁、埋怨的情绪不见了，全旅上下，一心一意，埋头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大家似乎沉默了，可实际上，每个人都蕴藏着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又想到第一“尖刀”团团长张怀瑞。他是个既聪明又勇敢的青年指挥员。自从旅党委会以后，他几乎整天和战士们在一起滚哪、爬呀、研究呀、琢磨呀。对每一项准备工作，就像大姑娘绣花一样，检查过来，检查过去。他们团打一个突破口，是完全有把握的。
我又想到第二“尖刀”团团长贺友发。这是一个很能打仗的老团长，指挥灵活、果断，他们团打一个口子，也是十拿九稳的。就这样，从“尖刀”团想到“尖刀”营、“尖刀”连；从突破口的选择想到运动道路、火力配备、爆破动作、器材准备……随着这些检验，一个个疑虑的影子消失了，我的心像那已经露出了曦光的窗纸，渐渐地明亮起来。
“政委还没睡?”我长长松了一口气，惊动了谢副旅长。
“不睡了。你怎么醒得这样早?”
“我也没睡着。”
你又在想什么?”
“什么都想了。”谢副旅长的口气充满着信心，“结论是，我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笑了。
警卫员交给我一张旅政治部出版的《野战报》。一打开，便发现第二版上登着一首诗歌：
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已经放在锅里边；
解放军四面来烧火，越烧越煮越软绵。
同志们，别着急，山药不熟不能吃；
战前工作准备好，时间一到就攻击。
这首歌虽简单，却表达了部队的新的情绪。我正看着，警卫员突然跑进来说：“首长，纵队曾司令员和王政委来了。”
我刚要起身，首长已经进来了。曾司令员进门便问：“陈政委，部队情绪怎么样?”
“好得很。”我回答，“我们把纵队党委会的精神一传达，怀疑、急躁、埋怨，一扫而光。”
“简直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谢副旅长紧跟着补充了一句。
“我们的战士就是有水平哟，很会领会上级的意图。”司令员夸奖似的说。
“还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厉害哟!”王政委一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笑声停止，司令员要我们领他到前沿阵地去看看。我们陪同首长走出指挥部，拐了个弯，来到三十二团“尖刀”连的演习场地。张怀瑞也在这里，他向纵队首长作了报告，并请求指示。
“要根据任务和地形反复地练,直到每一个人的动作都能作到迅速、准确。俗语说, '熟能生巧，苦练才出真功夫’，战前多吃些苦，战斗中就少些困难，这也是毛主席常教导我们的。”司令员说完，又亲自检验了一下战士的动作。他刚要走，忽然又像想起了什么，转身问张怀瑞：“听你们副旅长说，前几天你到旅部要过饭吃。有这回事吗?”
“有。”张怀瑞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心里不亮堂，有疙瘩。现在眼睛亮啦，疙瘩解开了，不打也吃得下。”
“机灵鬼!”司令员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沿着交通沟，直奔前沿。交通沟既宽又深，可以并肩走开两个人，像我这样的个头，直着身子走也不会暴露。王政委量了量宽窄，试了试深浅，赞叹道：“了不得，真了不得！多大的工程啊!”我报告政委说：虽然地冻了一米多厚，一镐头刨下去，只能刨拳头大小一个窝窝，可是像这样宽的交通沟，有的战士一小时就能挖一米多。现在全旅的总长度已达到了十多公里，打响以后，运动兵力、转运伤员等全可转入地下。王政委感慨地说：“我们的战士，你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他们就能做出翻天覆地的事情。”
我们陪首长边谈边走，来到了炮阵地。这里真是炮口对地堡，战斗一发起，可以最有效的把敌人城上、城下的明暗火力点全部摧毁，为步兵扫清前进的道路。
司令员四处观察了一阵，问我：“你们的炮弹够不够?”
我说：“足够。”
这时，旁边一个正在练习瞄准的炮手插了话：“足够敌人吃喝的!”他指了指周围的几处弹药库，“这里，那里，都满满的。”
司令员对这个小鬼发生了兴趣：“炮弹这样多，你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啦?”
“一发敲他一个地堡还是有把握的!”小鬼满有信心地回答。
“是不是又有点着急啦?”
“急?”小鬼一本正经地说，“到了火候，毛主席自然会下命令的。”
司令员和政委满意地笑了，我们也都笑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东北野战军胜利地切断了平津守敌由海上南逃的道路，完成了对平津的分割包围。这时候，整个平津地区的敌人，完全处于欲战无力、欲守无能、欲退无路的被动地位。于是，二十二日，我军向新保安发起了总攻。经过十个小时的鏖战，守敌三十五军的两个师，连它的军长郭景云，悉数被歼，无一漏网。
这一胜利，使全军上下大为振奋。我和谢副旅长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更使我们振奋的是，通过这次战斗，给我们上了一次生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课。
陈宜贵（1914年—1997年6月23日），又名冯少堂，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73师219团班长、红30军88师264团连指导员、团部书记、师政治部秘书长，红9军政治部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冀中军区3团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陆军中学政委、第3军分区副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4纵11旅政委、第十九兵团64军191师政委。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等战斗。宁夏战役时，陈宜贵率第191师两个团，穿插荒无人烟的沙漠，在特大暴风雨的袭击下，强行军170里，占领了鸣沙洲，斩断了中宁通往金积、灵武的公路。
建国后，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65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阵地防御作战、保卫开城作战、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回国后，历任65军政委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时期遭受迫害，1979年平反。1997年6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