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促织》究竟在讲谁的故事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它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命运，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
本文的题目原本想用《从聊斋《促织》看明朝的必然灭亡》，众所周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历来就有因癖好而荒废朝政的君王，类似例子在古代历史中有很多，上行下效，往往会带来深重的影响，从而亡国之君的出现也很正常。
然而，深入的查找相关史实，却难以找到可作为依据的记载——虽然明朝有灭亡的必然因素，但明宣宗的蟋蟀爱好也没有那么大的破坏性影响，无法找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恰恰相反，反而发现了一些事实提供了反面的证据，它们也和之前思考的一个问题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蒲松龄究竟是在写明朝，还是写清朝？
晋文公好恶衣，楚王好细腰，越王好勇士，到了明宣宗，同样因为有所喜好的声名，他就成为了“促织天子”、“蟋蟀皇帝”。
如果只是一知半解，听到这样的称号，立马会对明宣宗产生极差的印象，“声色狗马，昼夜荒淫，国计民生，罔存念虑。”，不会是一个好皇帝。
在《促织》的故事里，并没有对明宣宗进行详细描写，只是在描述成名一家悲惨遭遇时偶尔提到。
看完故事，会感到在荒诞故事的背后，真实的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贪暴、黑暗腐朽，会认为“促织天子”的叫法很有道理，鲜明的代表了明宣宗的昏庸。
这种错觉，是建立在没有全面了解历史的基础上。
事实上，明宣宗被史学家称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明史》中不乏赞誉宣宗之词。
宣宗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实行休养生息，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张辅、于谦、周忱，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史称“仁宣之治”。
对明宣宗的评价，从他的谥号可见一斑。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再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
谥号“宣”,有圣善闻周的意思,战国时齐国国君齐宣王,就是谥“宣”
如果从《促织》的故事来看，会认为宣德年间是封建时代的乱世，因为小说一开始的背景介绍便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起伏，控诉了当时封建社会压榨百姓的黑暗现实。
然而，《明史》中记载的则是相反的景象：“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武者欤。” 充分表明宣德年间是治世。
《明史》编订于康熙雍正年间，即使编订者是汉人，他们也不敢冒大不去美化前朝的汉族皇帝，所以《明史》对明宣宗的过错无须隐瞒，其中对明宣宗的评论应当较为公正客观。
而民国初年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在著作《明史演义》中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宫中又斗蟋蟀，宣宗最爱此戏，曾密召苏州地方官，采进千枚。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种种玩耍，无非因天下太平，有此清赏。好在宣宗未尝，不过借物抒怀，为消遣计，看官休要误视。当作宋徽宗、贾似道一流人物呢。点醒正意。
按照蔡东藩的的这种说法，可拿明宣宗与春秋时期的齐景公进行对比，齐景公虽然算不上圣贤的君主，但也是在有贤臣辅佐下，才敢放心取乐。
齐景公说：“高兴啊！今晚我可以喝酒了．没有晏子、穰苴这两个人，我拿什么治理我的国家；
所以，明宣宗虽然有斗蟋蟀的爱好，但只算是小打小闹，还不至于影响到政局的清明，宣德时期也是明朝比较稳定和繁荣的时代。
可见，虽然《促织》称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年间，但应该是蒲松龄创作时的假托。
可以想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环境中，蒲松龄并不敢直接写反映现实社会的文章，也就是不敢描写清朝的黑暗。
蒲松龄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明亡以及清顺治到康熙年间，他年幼时经历明朝灭亡，当时已经有如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进步思想萌芽，蒲松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一点，有直指皇上的劝诫，也有对贪官的针砭，更有对普通百姓的深深同情和对现实的讽喻。
据资料记载，促织之戏是从宋代传下来的一种宫廷和达官贵人们的玩乐，到了蒲松龄生活的康熙年间仍在盛行。为了逃避十分有可能的政治迫害，他特意标明故事发生在明宣德年间，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清代所谓康乾盛世时期。
清代王公贵族大多是嗜斗蟋蟀的能手，官府还有专门此事的官吏。《清宫词·养蟋蟀》诗云“宣窑厂盆戗金玉，方翅梅花选配工。每值御门归殿晚，便邀女伴斗秋虫。”生动描绘了清宫内斗蟋蟀的场景。
康熙年间正是清代的“盛世”，康熙本人也被称为“英主”，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康熙本人同样追求“声色犬马”，酷爱“斗鸡戏虫”、至今传下来的斗蟋蟀盆，以康熙、乾隆年间制作最精。
单看在器具上的造诣及其精美程度，便可对清朝的促织状况产生直观全面的了解。
陈鸣远是康熙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是几百年来壶艺和精品成就很高的名手。下图中的康熙年制紫砂罐——澄泥蛐蛐罐，由陈鸣远采用最细的紫砂制作，它做工细腻，镂空外观也非常精美，是宫廷所用之物，也是独一无二的孤品。
澄泥制作的名家还有赵子玉，一罐值百金之数，十分难求，以及张和清及杨彭年、清正斋主人、醉茗痴人等。
被誉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的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官高权显，文坛地位显赫，他与蒲松龄文字至交，敬重各自的文学造诣。王渔洋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点评注说，并写诗作了极有眼光的评价。对《促织》篇，王渔洋写下一条评语，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抑传闻失实耶？”
王渔洋特意强调宣德年间是“治世”，宣宗是“令主”，显然他非常懂得作者的用意。
不过，即便促织之戏盛行有种种弊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蟋蟀自身，即使皇帝不带头，说不定也会有其它的嗜好，可能会带来一股不良风潮。
此外，在了解历史后，也能看出蒲松龄把《促织》的故事放在明朝宣德，也不算是全无根据，有不少史料记载了类似的故事，成为了《聊斋》的取材来源。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吕毖辑《明朝小史》卷六：“(宣德)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江南，其价腾贵，至数十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这些明代的文献，为《促织》的创作提供了依据，然而，由于正史中没有记载，其真实性仍然存在一定疑问。
蒲松龄的作品《促织》究竟是在写明朝还是写清朝，从诸多依据中不难推断，而且明朝已成过往，小说也不是历史记载，由此也可以推论，蒲松龄的意图不在于记录，借古讽今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