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记 | 王俊
客厅挨着阳台，采光好。我在阳台上种了许多花草。晴天的灿烂光线穿过花草，整个客厅荡漾清幽之香。喜欢泡一杯红茶，窝在沙发里读书。
书房记
文/王俊
我的小舅公进过私塾，会拨弄算盘，写得一手好字。记忆中，小舅公喜欢用小楷书写二十四节气。一个个蝇头小字，在浓墨中渐次洇开，仿佛蛩声鸟鸣，花开花落，都在纸上“侯时而行”。每到年底，他裁剪红纸书写对联贴在书房的门楣上：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门楣上的红纸总是年年新旧更替，对联的内容却一成不变。对联出自清朝大学士纪晓岚。有书可读，有田可耕，这是人生的大好景象。小舅公写了数十年的对联，每个字都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有了时间的包浆。
小舅公生在乡村，劳作的身影与土地融合为一体。但他常以读书人自居。读书人自是离不开书房。小舅公嗜书成癖，被小舅婆戏称“书痴”。只要闲下来，他就钻进书房，捧起一本书，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经常是到了饭点，小舅婆催了一遍又一遍，他才不情愿地从书房里走出来。小舅公不过问村里的事，也不和村人打成一片，每天除了去菜园转转便是扎进自已的书房。他的特立独行，使他看起来像是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迥异于村人的世界。小时候，我对小舅公的书房充满好奇，老是疑心他是不是在房里藏了不可为外人所知的秘密？我们小孩就喜欢把宝贝藏在一个隐秘之处。我没进过小舅公的书房。有关他读书的样子，还是小舅婆形容给我听的。小舅公嫌我们小孩子毛手毛脚，做事没有轻重，从来不肯我们踏进书房半步。小孩的心思真奇妙。大人越是不允许做的事，我们越是心心念念都记挂。
有一天，邻村有户人家娶媳妇，请小舅公去当记礼薄的“先生”。我瞧见小舅公走出院门，连忙推开书房门，悄悄溜进去。小舅公的书房不大，里面仅摆放一张简陋的木桌和两排书架。那些安然偃卧在书架上的残旧古书，经过时间的淬炼，页面泛黄，全是岁月的悲欣交集。我胡乱翻了几下，从书中弥散出一股淡淡的霉味，像是神婆施的巫术，蛊惑了我。想来，这奇妙的气息就是古人所言的书香吧。在书架的底层，我找到了一本《红楼梦》，封面破败，露出粗糙的毛边。我一页一页地翻阅，一些不期而遇的美丽句子，像从广袤天庭倾泻而下的光芒，直射向我的肺腑。
《红楼梦》敲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让我领略到一个尤为生动和丰富的天地。书房把满世界的喧闹和烟尘关在了门外，房间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花落地的声音。一种微醺的感觉形如方阵，刹那间席卷了我。这是一种比在乡野尽情撒野还要快乐的事情，令人着迷。之后，那个书房里特有气息和安静，使我魂牵梦系了很多年。
我得承认，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对书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小的书房，安放着读书人的身心，给予肉体与精神上的滋养。书房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让人与喧闹的外界存在一段距离。人与之朝夕相处，心息相通。
次年，我母亲去了镇里，给一家卫生院烧饭。母亲由此结识了一些医生，也结识了医生的家属。其中有个蔡姓医生的家属和母亲的关系最要好。我们叫她李姨。李姨家有三个男孩，个个都是金庸的资深拥趸。一年暑假，母亲担心长假漫漫我会闲得无聊，便从李姨家借来《天龙八部》给我看。记得那天上午，夏日的阳光像一尾鱼儿在葡萄架上蹀躞。
我走进了金庸的江湖：段誉歪打正着，误闯入一个山洞，里面别有天地，仔细打量，上面写着“琅嬛福地”。当“琅嬛福地”四个字猝不及防地扑入我的眼帘，我突然愣怔住了。琅嬛福地，令人惊艳叫绝。命名者想出如此美名，该是怎样的得意？琅嬛福地也不知潋尽多少旖旎？氤氲多少香气和空灵？“琅嬛”道尽了其间的美妙。在琅嬛福地中读书，实在是一件高雅而惬意的事。时光簌簌地流淌，隐约就有了远意。高二时，读到元代伊士珍的《琅嬛记》：“华心乐之，欲赁住数十日，其人笑曰：'君痴矣。此岂可赁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华问地名，对曰：'琅嬛福地也’”。读罢，我方明白，“琅嬛福地”并非金庸杜撰。伊士珍仿佛和陶渊明暗通款曲，“琅嬛福地”与“世外桃源”如出一辙。
人之于世，不如意事常有八九。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序言里曰：“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鱼和熊掌，自古不可兼得。那就借助想象，将自已安放于翩然惊鸿的梦境里。“琅嬛福地”赠予我们一个美好的想象场景。在无法企及的世界里，许多虚幻的，向往的事物，穿越时间和空间，被赋予了无比深邃的气象。生命的意义和快乐，仿佛都寓于那看不见摸不到的臆想中了。
“琅嬛福地”总归是一个美丽的梦境而已。说白了，经济基础决定一切。面对现实，我只想要一个书房。就像台湾歌手潘美辰演唱的《我想要一个家》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从参加工作到结婚生子，此念头有如离离原上的野草，不管牛羊啃噬，还是镰刀刈割，它都在生长的那块土地上，千方百计地活下来。
然而，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书房。我的住房小，无法腾出多余的房间做书房。后来，我把客厅的一隅辟出来，安置电脑桌，又从网上淘了两个铁艺书架，陈放一些旧书。客厅靠近楼梯。一睁开眼，人来人往的脚步声，孩子爬楼梯的嬉闹声，有如爆的黄豆，此起彼伏地挤进我家的客厅。夜色低垂，小区的老太太准时提着收录机在楼下跳广场舞。墙壁不隔音。邻居家打个喷嚏，我可以根据喷嚏的腔调，分辨出是感冒还是辣椒呛出来的。起先，我被这些外界的声音所困扰，但久而久之，竟慢慢习惯了这种状态。
当阅读日渐成为俗世生活的日常，我的另一个癖好显出端倪——走进书店，挪不动脚。非得把袋子里的钱换成一本本书，我才心满意足地回家。我始终相信一本书与读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缘分。爱上一本书，其实就像爱一个人一样微妙。在交会的因缘里，点亮彼此蒙尘的生命，引导着走向美好。铁艺书架上的书，有一部分是我在少女时期买来的，它们陪我度过了一段青葱的岁月，又被作为嫁妆跟我走到现在。那时，县城有一家诚章书屋。书店老板郑诚章是台湾侨胞，专门经营台湾、香港等畅销作家的书，还有外国文学。席慕蓉的《七里香》和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都是在他家书店买来的。我初读席慕蓉的诗歌，觉得是嗅着一路的芬芳读下去。
《七里香》是我收藏的第一本书。这本诗集我不知翻了多少遍，有一些诗歌潜伏在我的身体里，只须轻轻召唤一声，它们便呼应着，向我涌来：“而沧桑了二十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院的郁香。”买下《千江有水千江月》这本书时，恰巧远在浙江的表哥学篆刻，送我一方印章。书的扉页上有红色小篆的“曼青藏书”印记。曼青是我的小名。可惜，那方印章在我数次搬家时不慎丢失。
《千江有水千江月》成了我旧书里的稀罕之物。家里的经济宽裕了，买书的兴致泛滥成灾。卡夫卡、杜拉斯、麦克劳德、马尔克斯，还有桐城三祖和李渔，成为我家客厅的嘉宾。他们一点也不挑剔我家简陋，荟聚一堂，彼此敬爱。有一年冬天到北京参加某个活动，遇见梁晓声老师。我们一起吃过晚饭，坐在酒店的茶厅里喝茶。茶厅开着暖气，梁晓声老师摘下头上的帽子，笑着问我，读过蒙田和叔本华的随笔没有？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梁晓声老师又说，你不妨读一读。说着，他罗列了一些自已的读书心得。活动结束，我去向梁晓声老师道别，他突然说，我觉得你应该读读。梁晓声老师是我所敬重的作家之一，我在读书时期，就读了他的好多小说。他极力推荐的书，我当然要读。一读之下，如醍醐灌顶。我一边读，一边抄笔记。常常读着读着，却找不到笔记本。我就在书上涂涂写写。
前年中秋在修水，黑陶兄向我推荐布罗茨基的《水印》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几本书被我分外珍惜，我把它们放在书架最醒目的位置。什么时候想翻翻，随时可以拿到。我的书越来越多，沙发、茶几、凳子上，能放书的地方，都被堆得满满的。有一天，我趁外子不在家，给了三轮车车夫三十元钱，让他搬走客厅的电视机。我索性买下一个大的木头书柜，就搁置在原先放电视柜的地方。一个朋友对我说，书是买不完的。你可以在网上下载电子书。我依言读了两三回电子书，最终还是放弃。读电子书，无法像读纸质书一样，随意涂抹写批注。而且纸质书散发的气息，能唤醒我身体一些沉眠的部分，使我有探索幽深的欲望，试图去洞察作者内心的忧伤、疼痛、深情和欣喜。由肌肤去感知书页的温度，我似乎接近了那些美好的灵魂，重新去打量周遭的世界。
客厅挨着阳台，采光好。我在阳台上种了许多花草。晴天的灿烂光线穿过花草，整个客厅荡漾清幽之香。喜欢泡一杯红茶，窝在沙发里读书。读什么书，全凭心情，无迹可寻。每次读书，总是尽量放慢速度阅读，生怕读得太快，书中美好的事物有如我们仓促的青春，逝去即不复返。每每读完后，要发半天呆。许多鲜活的生命，似乎离我很近，却又那么遥远，就像莫迪亚若的《夜的草》描写那样：“可我不是在做梦呀。有时候，不经意间，我听见自已在大街上说这句话，可声音却像是从别人的嘴里发出来的。有些失真的声音。一些名字重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一些面孔，一些细节……”到了晚上，那些活跃在脑海里的想法和文字，仿若一匹匹野马，等着我去驯服，给它们套上马嚼子。
在书写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清晰的自已。忽然困倦，就倒在沙发上打个盹。若是在梦里偶得几个好句子，醒来便又打开电脑，坐在书桌边记录下来。年轻时羡慕李渔笔下的书房，但人近中年，明确知道自已要想的是什么。我逐渐领会到书房的真正意义。古人选择住房讲究风水宝地。绝佳居所，人在其中可以采到自已想要的气，从而迸发出热爱生活的激情，努力朝前走去。书房亦当如此。
书满为患。顾不上阅读的书便束之高阁，落满灰尘。果然，“书非借不能读也”。书不被阅读，也就失去自身的价值。难怪张爱玲不喜存书，要么送人，要么舍弃。曾经有一档节目介绍汪涵的书房。三面墙壁上站立大书柜，整整齐齐码着各类书籍。室内的装修处处透着奢华。当看到书房里搁着一架取书用的楼梯，我不禁莞尔。要是找一本想看的书，那还不得找人扶楼梯？我觉得那像是藏书，和阅读无关。书房不该只是空间，理应和阅读一样，沾染生活气息，而不是一座高高在上的庙宇，被人们供奉。我的一个女友，在读书上很讲究。先沐浴，换上干净衣衫，再在书房里添香熏一遍，然后烧炉火煮茶。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读书，就我而言，过于繁琐。读书的心境是造出来了，可时间不知不觉都流逝了。
人生贵在适宜尔，古人比我们通透。譬如爱读书的顾炎武，出一趟远门，必“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天地作书房，手执一卷书，或立于古树之下，或倚于溪流之畔，四周阒然无喧扰。一人一书，在大自然中，绵延出一片亮光，熠熠生辉。
本文原刊于《安徽文学》2020年11期
王俊，有作品见《散文》《草原》《山东文学》《湖南文学》《散文百家》《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出版散文集《风知道，光阴的温度》，曾多次获得全国散文征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