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白语茶座》的一封信

写给《白语茶座》的一封信
《白语茶座》编辑们，您们好！
当我读完林超民为杨文辉先生《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一书所作之序，深感白语白文研究之重要，联系到近期白语茶座编辑群开办了《白语茶座》公众号，《白语茶座》不留余力地致力于新白语的研究与推广，还要与不懂白语而胡议白语白文的胡云龙之类作斗争，实属不易啊！可敬可佩。毫无疑问，白语研究是白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与其他相关领域的沟通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使白语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未能充分彰显，事实上白语的科学价值极为重要，白语研究成果能为白族研究的其他部分提供众多借鉴与参考，同时也为一百八十六万白族同胞留守住语言记忆。如此之重担，《白语茶座》的确可歌可颂。
一百八十六万白族同胞们对《白语茶座》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年青的白族文化学者们，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白语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对白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和制度文化进行深入考察，由此全面地把握白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也希望《白语茶座》年青的白族文化学者们对白语地名、白族人的语言观念、白族的个人命名制等学术界讨论较少的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更希望《白语茶座》年青白族文化学者们对白族的物质文化、白族民俗、白族的历史记忆与语言资料所反映的白族源流等前人研究已经涉及但依据语言资料可提出不同意见与看法。现转载林超民《研究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的创新之作》一文。此致 敬礼
水利工作者 张树忠 2017．06．27
[转载]林超民：研究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的创新之作
——杨文辉《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序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也是宇宙最迷人的奇迹。若果说制造工具是人类脱离动物世界的关键，那么语言的产生则是人类脱离混沌的标志。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促进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有了语言人类方可进行抽象思维，有了语言人类方可将心理思维表达出来，有了语言人类才能够交流思想，有了语言人类才能够记忆，并把记忆流传下来。离开了语言，我们就无所谓历史与文化。因此，研究历史与文化，离不开对语言的研究。
白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并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白族建立的南诏与大理国，相续五个世纪，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了壮丽多彩的篇章，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元明清以降，直到今天，白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和巨大的创造力。
过去，我们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主要依靠汉文文献，如廿四史、十通、《华阳国志》、樊绰《云南志》、《白古通记》、《南诏野史》以及汉文的碑刻如《南诏德化碑》等。很少有人利用具有千年历史，积淀白族文明的白语作为“工具”研究白族的历史与文化。
吾师方国瑜教授一开始就注意到语言在历史与文化研究中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这与他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汉语史以及研究纳西语、纳西象形文字有关。国瑜师在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时候，花了不少功夫研究白语。国瑜师在1954年编写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中，特别写了《洱海民族的语言与文字》一章，分析洱海民族语言中的汉语成分和由汉字演变的僰文。他指出，白语“保留着羌语系的基本语”，“洱海民族语中，最多的词汇是汉语在长时期吸收汉语成为白语的有机部分”。国瑜师在指出白语中有不少古汉语的词汇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赵式铭的《白文考》列举四百多个词汇，考证今白语合于古汉语。“此书多举辞章字句为证，不从语音演变解说，所举字例，不一定合于古音，并且强为比附，不尽可从。”国瑜师十分推崇张海秋先生研究白语的成果。张海秋先生将白语中的汉语分为两类，一即与今汉语读音相同，一即与今汉语不同而从语音演变知为汉语古音，其中有与汉语古音不尽相合，而白语从古汉语演变至对应规律甚为清晰；可考求之汉语古音，有为唐宋音、有为汉晋音，从词汇读音的时代，也可推测白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国瑜师特别将张海秋、秦凤翔所写的《就剑川方言初步推断民家语的系属》一文收录于他撰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中。
国瑜师透过白语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取得不少成就，最为精彩的就是，对《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考异》中记录的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酋龙死，子法嗣，自号“大封人”的考释。他说：“封”字当读如“帮”。疑为“僰”之音字。“洱海区原住着不同族属，而僰族之文化较高，后来融合为一族，仍称僰族，以族名为国号，故称大封民国”。通过一个“封”字的考释，论证“大封人”的出现，是洱海地区诸族类融合为僰（白）族的标志。解决了白族形成历史的关键问题。一字的考证，解决了历史的悬案。其功甚伟！足见语言在历史文化研究中四两拨千钧的巨大功用。
由于国瑜师的主要精力放在云南文献、西南历史地理、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上，他没有时间对白语作深入的研究，也就没有通过白语进一步论证白族的历史与文化。加之国瑜师不会操白语，使他研究白语受到一定限制。对此国瑜师深以为憾。
今天，国瑜师通过白语研究进而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遗愿终于被一位年轻的学者杨文辉变为现实。这就是文辉花十年心血撰著的《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一书。
用近代语言学对白语做系统深入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语言学的前贤罗常培、闻宥、马学良、傅懋勣等学者都对白语做过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调查报告和论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语的调查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以来白语研究掀起高潮，其标志性成果是徐琳、赵衍荪等学者编纂的《白语简志》和《白汉词典》。白语研究的成果虽多，但大多以微观描述见长，偏重于白语系属问题的讨论，对语音、词汇的研讨较为细致，但没有把白语研究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考究，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文辉的《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白语研究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弥补了以往研究白族历史文化不注意白族语言，研究白族语言不注意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的不足。不能说文辉已经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不过他在新开辟的研究路径上已经迈出可贵、可喜的坚实步履，取得了学术界同仁赞同、赞赏的丰硕成果。
文辉把白语发展演变的历史分为“原始白语时期、白蛮语时期、白人语—民家语时期三个阶段”。并强调白语的发展历程与白族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有着天然的联系。白语的历史就是白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白语既是白族在创造历史同时创造的生活、生产、精神交流的工具，又是记录白族在生活、生产、精神交流中创造历史的载体。这就比以往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单纯“民族语言学”技高一筹。
文辉正确地指出：“白族先民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着使用白、汉双语的情形。迄今为止依然在白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白、汉双语的使用可以说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渊源，双语制的存在是白族先民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在语言上的一种真实反映，也是白族人出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白族热爱本民族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本民族语言；主动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愿意兼用其他语言；接受转用其他民族语言，尤其是汉语在白族人的语言观当中占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在文字观上与对待口头语言的态度不一致，对白文的创制和推广有不同看法，但对汉文有着高度一致的认同心理和学习热情。在观念上，普遍认为汉字是自己传统使用的文字。这种认同根植于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文化在白族地区的影响与传播，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白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谱写过，并正在谱写震古烁今、惊天动地的华彩乐章。白族自古及今人才辈出、英杰群起，与白族自古以来白、汉双语并行不悖的语言观念、语言智慧和语言技巧密切相关。一个在语言上封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今，文辉对白族语言史上自觉选择双语并行的智慧所作的中肯评论，无疑具有范式的意义和现实的价值。
文辉在本书的上篇中利用现代藏缅语、孟高棉语、壮傣语及越南语的材料，对樊绰《云南志》、《新唐书·南诏传》、《南诏德化碑》等史料中所载的113个白蛮语词汇做了分类与考释，推断白蛮语的语源，从而为南诏大理时期洱海地区的民族构成从语言学角度提供有力的佐证。将白蛮语形成的过程与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白族形成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无疑是近年来研究白族语言与白族历史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成果。把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文辉说，通过白族语言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所作的考察表明，汉文化在白族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语言与文献两方面研究的结果可相互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白族文化可视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白族聚居区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的一种地方形式。此论可谓一语中的！
文辉是白族子弟，白语是他的母语，从小就开始学习汉语，小学、中学使用国家统编的汉文教材。汉语也可算作他的母语。白语汉语兼通，是他研究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的良好基础。但是，仅仅会操白语、汉语还不能在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做出成绩。文辉在大学阶段系统地学习中外历史，在古汉语、历史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职官学、文化学、英语等学科上都下过功夫，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硕士研究生阶段，他在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人类学、白族历史与文化等学科的研习中刻苦认真、踏实勤奋，取得优秀成绩。当他选定白族历史文化作为研究方向时，我们同时想到从白语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无疑是一条新的路径。独辟蹊径是科学创新的不二法门，但说来容易做来难。一个语言学的外行人如我，无法指导他在语言学上研习。幸得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著名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王敬骝教授乐于担任指导教师，给杨文辉一对一、手把手地系统深入讲授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历史语言学、音韵学等，弥补了我知识的缺陷，为文辉研究白语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使他能够运用白语研究白族的历史与文化。
在陆韧教授指导下，文辉于2000年顺利地完成题为《南诏大理时期洱海区的白蛮语考释》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得到同行专家的赞许。南诏大理史专家木芹称赞这篇论文“使唐宋白语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著名白族学者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专家李缵绪研究员称，“从论文中还可以看出，杨文辉同学在学习期间、奋发进取、刻苦钻研，在云南民族史方面积累了比较扎实的知识，在民族语方面亦有较好的素养，学术视野开阔，并具有知难而进，勇于探索的精神。”云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语言学家段炳昌教授说，论文“为南诏大理史和白族史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有利于打破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停滞不前”。“是目前可见的关于白蛮研究的学术论著涵括资料和问题最多的一篇论文，是关于白蛮语研究的最全面最集中的成果，具有总结性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值得推许之处：历史研究和语言研究相结合，白蛮语与现代白语、与藏缅语各语言、与古汉越语、与侗傣语、与孟高棉语的语言资料相比较，视野开阔，不拘泥于一家一派，避免了以往一些或仅以现代白语，或仅以现代彝语某处方言为参照系的较片面的做法”。“在具体考释白蛮语的词汇的语音、词义时有不少创见，这些看法将对白蛮语的研究、现代白语的研究及南诏大理史、白族史的研究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
在取得硕士学位后，文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3年6月以《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文辉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在获得博士学位的掌声远去后，他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静下心来，认真琢磨、补充、修改、提高，经过五六年的推敲，才把早已得到学术界赞许的创新成果付梓刊行。在急功近利、虚夸浮躁、粗制滥造成风的年代，文辉这种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的品格实在难能可贵！
文辉出生在洱海东岸的挖色镇高兴村，这里没有中学。小学毕业后，他每天清晨步行三公里多到挖色镇的乡村中学读书，中午吃自带的咸菜拌冷饭，在太阳落山、暮色苍茫中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在昏黄的灯下做作业。就这样经过披星戴月的三年的初中学习，成为挖色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挖色没有高中，距离村子最近的完全中学在洱海西岸的喜州镇。初中毕业后，求学心切的文辉不顾跨海往返的艰辛，到喜州镇大理市第二中读高中。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天不亮就起床赶到渡口乘船横渡洱海到喜州镇住校读书，周末的下午六点以后再乘船横渡洱海回家。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他考取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在云南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后，受聘留校执教。文辉一步一步从洱海边的穷乡小村，走进云南省最高学府，开启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学术生涯！如此艰苦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他不畏艰难、勤奋进取、坚忍不拔的精神。
文辉是个足球迷，他在云南大学的足球场上纵横驰骋，一往无前，他不因一时的胜利而骄傲自满，更不会因暂时的失利而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而是愈挫愈奋、愈战愈勇。
他以一个足球迷的狂热投入到白族语言、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时迸发出的斗志、激情、毅力、勇气使他冲决一切障碍，向学问的高峰心无旁骛、不屈不挠、奋力攀登。
文辉在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不仅仅只有勤奋，更有踏实、刻苦、认真。他不限于书斋的文献，更重视田野研究。他不止三番五次，不止一月半载地到田野收集白语的碑刻、口碑、语言、家谱、账本等资料。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说，田野研究是一个人类学工作者的“成年仪式”。就是说，不经过深入扎实的田野研究的训练与实际操作，就没有迈入人类学的之门。田野研究也应该是民族史、民族语言工作者的“成年仪式”。文辉不辞劳苦，深入细致的田野研究，使得他的论文不仅具有可靠可信的资料作为基础，也使他的论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如果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就不得其门而入。文辉研究白语和白族历史文化，虽有先天的语言优势，但更有他对语言学的刻苦学习。他是历史学的硕士博士，但是经王敬骝教授的指教与陶冶，他与语言学的硕士博士亦可毫无障碍地进行学术交流。因之他在白语研究中的许多观点和方法不仅为历史学家称道与赞赏，也得到语言学家的认可和肯定。
文辉的故乡，大理市挖色镇高兴村是洱海东岸的一个小村落，现有农家 302户，有乡村人口1305 人。村子虽小却有悠久的历史。这里出土的石斧、石锛、石犁和捕鱼网坠等新石器和青铜器显示其文化的深厚。三四千年前，洱海人已在这里生产、生活。唐朝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派遣右武侯将军梁建方讨击松外蛮至西洱河，在其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高兴村在唐代初期，当也是西洱河数十百部落之一。文辉的白语研究证实了杜佑《通典》所记这段被国瑜师称为《西洱河风土记》的真实与可靠。大理国时期，高兴村建有兰若，1984年在这里发现的《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为研究大理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高兴圣母山石窟群是大理国中晚期极为重要的佛教密宗瑜伽部外道场，是当时所建的洱海东岸最大的佛教建筑群。物华天宝，为文辉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资料。近年，文辉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在这里做田野研究，写出了颇具新意的高兴村民族志，成为新时代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受到关注、重视与好评。
文辉虽已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但仅仅是开始，前面的路还很长，前面的路也许更加崎岖、泥泞、艰险，但风华正茂的文辉，既然已经一步一步从农家小院走到大学讲坛，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登上理想的学术峰巅。
文辉的《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在史料、方法、理论诸方面都颇具特色，确实是一、本值得推介的学术论著。我与文辉既有师生之情，又有同事之谊，在本书付梓之际，欣慰殊深，特别写下自己的感想，以表祝贺。
林超民 谨识
200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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