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黄帝内经》启示录10：谁能为万世开太平？
问道《黄帝内经》启示录10：谁能为万世开太平？
天道有度，地理有常。天气地气清浊升降，寒热湿燥阴阳平衡，气候循环就会保持正常状态。寒热阴阳失衡，清浊相冲激烈相争，就会出现气候异常的灾难。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自然生态系统抑强扶弱自均自衡的自行调节。人类道法自然，就是要懂得常道常度，更要懂得“过犹不及”的天道常理。否则，违逆自然天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就会造成生态系统循环阴阳失衡的病变，此便是弱肉强食非常道的“不知常妄作凶”。
人体生命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应的气象循环系统。人体生命系统有精神气象，社会生态系统也有精神气象。人体血气循环阴阳失衡，就会出现正邪相争血气逆乱的心理和生理病变。社会生态系统循环阴阳失衡，也会出现正邪相争乱象丛生的病变。
道法自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抑强扶弱损有余以补不足，就能使个人和社会生态系统保持阴阳平衡的健康状态。违逆天道，弱肉强食损不足以奉有余，就会使个人生命系统出现邪气过盛的病变，也会使社会生态系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阴阳失衡的灾乱。
老子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道原本无名，它虽然朴实无华到了细小看不见的地步，但天下人没有谁能够让它服从个人意志。当政者如果能够顺应天道以正治国，那么万事万物就会自然追随。天气地气阴阳相合，自然就会风调雨顺普降甘露。老百姓不需要用人为的法令控制，社会经济就自然会自均自衡良性循环。自远古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大同社会制度名称。既然以前已经有了大同社会的制度名称，那么后人做事就应该懂得常度底线。只有懂得了这个适可而止的常度底线，为人处事才不会有任何凶险。这就像天下都皈依大道，亦如百川归于江海一样。
此所谓“始制有名”，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初级阶段。在“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以前，地球村曾有过长达亿万年的恐龙时代。食肉恐龙与食草恐龙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遵循动物世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丛林法则兽之道。这样“不知常妄作凶”的“敢为天下先”，最终结果就是恐龙种群的集体毁灭。自从“盘古氏开辟鸿蒙”，再经“有巢氏教民建房筑屋”和“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又经“华胥氏教民结绳织衣”和“伏羲氏教民推演易八卦”，华夏先民们就一直在创造和传承着大同社会道法自然以正治国的大道文明。
在当时，人们只能制造和使用石器工具，只会用“结绳记事”的方式交流和传播知识信息。因此，就不会有文字书写的繁法苛律典籍，更不会有配套齐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官僚机构。然而，人们却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从而实现全民健康自均自衡的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女娲氏教民炼石补天”的故事，就反映了人们道法自然抗御洪涝天灾的自我拯救精神。“伏羲氏教民推演易八卦”，不仅使“天人合一全科治学”的大道文化知识体系日臻完善，也进一步提高了人们运用“阴阳五行说”移精变气自我调养的能力。
“女娲氏教民炼石补天”，是中国人对气候异常天灾的最古远记忆。社会生态系统阴阳失衡的第一场人祸灾难，则发生在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神农氏时代末期。有无相生，病生有因，人体百病皆生于气。社会生态系统阴阳失衡的病变，也都是生于人心私欲泛滥的精神邪气。
“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使人们有了物质极大丰富的五味养生享受，也使一部分人滋生了先富起来的私欲贪婪。“仓廪实”的供给侧生产过剩，为何会造成人们“不知常度”的需求端心理失衡危机？一部分人“治恒产”只有更多没有最多利欲熏心，又怎能懂得“知止可以不殆”的天道常理呢？因此，到了神农氏时代末期，就发生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天下大乱。因为“神农氏弗能征”，所以就有了“黄帝战蚩尤”的“修德振兵治五气”。
黄帝治身治学治世“传道受业解惑”，给后世留下了大道文化经典《黄帝内经》。然而，后世炎黄子孙的一部分人，却还是会离经叛道走邪路。“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就是一部分人内心私欲泛滥的人道灾难。奴隶制小康社会“天子分封建藩”君臣等级礼法制度的建立，废除了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始制有名”，便是“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以人道人法僭越天道天法，制造贫富分化灾乱却又以暴力手段“治已乱”，这就像是“大禹治水”的“智慧出有大伪”。孔子“克己复礼”丧心病狂“删诗书”，彻底删除了上古大同社会的大道文明历史记载，从而形成了儒家“经史子集”版本的《尚书》。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修编的《诗经》、《尚书》、《周易》和《春秋》版本，就变成官方统编的钦定教科书，上古大同社会的“始制有名”就变成了民间传说，“大道废有仁义”的窃国大盗尧舜禹却被包装成了“仁德圣王”。
儒家版本《尚书》对中国历史的论述，以尧舜禹时代为开篇。汉朝太史令司马迁编著的《史记》，则勇敢地突破了儒家版本《尚书》的上限，把中国历史上溯到了神农氏时代末期。同时，对黄帝时代进行了简约叙述。紧接着，从黄帝之孙帝颛顼和黄帝之曾孙帝喾，就过渡到了浓墨重彩的尧舜禹时期。自黄帝归天后，直到夏朝奴隶制小康社会“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等级礼法制度建立，这段历史就被称为“五帝时代”。
在《史记·十二本纪·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彊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驩兜曾举荐过共工，帝尧认为“不可”，驩兜却执意试用他任工师，共工的表现果然放纵邪僻。四岳曾推举鲧治理洪水，帝尧认为“不可”，四岳却坚持要试用鲧，试用的结果还是没有成效，所以百官都认为不宜试用鲧治水。三苗在江淮流域和荆州多次作乱，虞舜巡视回来后向尧帝献策，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陵，以变其为北狄。把驩兜流放到崇山，以变其为南蛮。把三苗迁徙到三危山，以变其为西戎。把鲧流放到羽山，以变其为东夷。尧帝采用虞舜之策，依法惩治了这四类罪犯，天下人都心悦诚服了。
从“女娲氏教民炼石补天”的传说，直到儒家版本《尚书》杜撰的“大禹治水”故事，我们都可以隐约感知，上古时期曾经发生了一场气候异常引起的严重洪灾。从神农氏时代末期的“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直至尧舜禹时代的“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则同时伴随着一部分人内心私欲泛滥的人祸。自夏朝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君臣等级礼法制度建立以后，又接连发生了“汤武革命”改朝换代的两场战乱。再从申侯引西戎焚毁镐京的“幽王之乱”，直至周朝奴隶制小康社会“礼崩乐坏”的“春秋无义战”，乃至于周期性“礼崩乐坏”的恶性循环，这就构成了“上下五千年”的“多难兴邦”战争史。
在神农氏时代末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私欲冲动，造成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天下大乱。“黄帝战蚩尤”的“修德振兵治五气”，道法自然“泻有余以补不足”，这是对社会生态系统阴阳失衡病变的调治和修复。夏朝奴隶制小康社会“家天下”的君臣等级礼法制度建立，既是尧舜禹时代“损公肥私”歪风邪气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贵族豪门私有财产世袭和社会贫富等级固化的开端。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尧虞舜时期，“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北狄、南蛮、西戎和东夷称谓的产生，就显示出了“五服八荒”朝贡等级礼法制度的雏形。“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祸起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矛盾冲突。用暴力法治手段“四罪而天下咸服”，只是“以暴制暴”的“治标不治本”，并不可能消除人们内心私欲泛滥的病因，而且使社会贫富分化的阶级矛盾又演变为民族矛盾。
此所谓“华夷之辨”，就埋下了申侯引西戎焚毁镐京的周朝内乱祸因。再从群雄争霸“尊王攘夷”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直至“五胡乱华”和“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五千年来中国始终是“夷患”不绝。直至今日，“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津燕冀汉奸何多”的百年忧患，依然在隐隐发作。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气内生外患必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观意识能动性初心私欲泛滥，就必然会产生“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贫富分化矛盾斗争。社会生态系统阴阳失衡的病变，就必然会耗损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元气。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精神元气衰弱，就必然会招致外强的侵略。自从“鸦片贸易战争”以来，西方科学主义市场神教对中国的文化殖民侵略，正是用“货币法术”撩拨着中国科举科考知识精英内心的私欲。面对当今“美元霸权”的“世界自由贸易”全球化“割韭菜”变本加厉，谁能为万世开太平呢？
正本清源，返朴归真。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扶正祛邪，道不外求。消除个人命运的挫折和苦难，走出自然天性与世俗习性矛盾冲突的精神困惑，激活内心深处的自然天性灵气，自我康疗兼济天下。问道大课堂，让我们通过学习《黄帝内经》共同获得健康生活的幸福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