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女工与上海工运
《母亲的青年时代》（上）
母亲吴鹏云（1919-1970），这3张照片分摄于1951年（右下）、1953年（中上）和1956年（右下）。
前注：在撰写《父亲的青年时代》书稿时，也看了不少母亲在文革期间受审查时写的一些交代材料，我感觉到，母亲虽然出身贫苦，但其青少年时并没有置身于外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母亲从一个捡煤核的小女孩到日资纱厂女工，又到抗日工运积极分子，最后成为中共党员并离开上海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抗击日本的经历并非偶然，是有着一定必然性的，而且也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于是就整理了相关资料，撰写了《母亲的青年时代》一文的上篇和下篇，作为《父亲的青年时代》书稿的一部分。我期望此文能激励后人并给读者以启迪。这是上篇《纺织女工与上海工运》。
史啸虎
1919年6月一天，在我父亲10岁的时候，我母亲吴鹏云出生于距泰州西北100多里路的扬州江都邵伯乡的一家以弹棉花为业的手工业者家里。当时，母亲家没有土地，外公是一个弹棉花的工匠，他每天走村串巷给七里八乡的乡民们弹棉花，生活很是贫苦。
母亲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她上面应有八、九个哥哥姐姐，但因贫穷，只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活了下来。我的这些舅舅和姨妈们都比母亲大很多。比如，大舅就比母亲大上快20岁。最小的姐姐也比她大6-7岁。母亲前面好几个哥哥姐姐都早夭了。可能是还想生儿子，于是外公外婆就给母亲起了个很土、但当时也可能比较时尚的小名：招弟，而母亲的大名则叫吴兆琥，又名桂英。如果循扬州江都乡下旧俗对最小子女的方言俚称，那就叫老巴子。
在我父亲史略（原名史金缄）17岁首次离家到江阴西塘墅布庄当学员时，我母亲吴鹏云那年7岁。扬州江都邵伯乡下弹棉花市场就那么大，外公外婆一年到头也揽不到多少活计。那时大舅已在乡下结婚，夫妻俩也是子承父业：弹棉花。仅靠弹棉花为生，日子过得愈益艰难，但家里又没有田土，租田务农等活计手艺人也不大会干。后听说上海发展快，人又多，弹棉花活计应该不少，于是外公外婆也就领着新婚不久的大舅大舅母、二舅以及包括母亲在内的四个女儿到上海谋生去了。邵伯乡下也就没人了。那年是1925年。
母亲一家到了上海就到棉花最多的纱厂和纺织厂十分集中的杨浦临青路区段贫民区租了一间带阁楼的房子，栖下身来。白天，外公外婆和大舅二舅就给人弹棉花，晚上一家人就搭铺挤着睡在里面。母亲的三个姐姐都在裕丰纱厂做工人。外婆则在裕丰纱厂的工房里给女儿和其她女工们烧饭。
那时母亲年纪小，不可能进厂做工，弹棉花帮不上什么忙，但也不能吃闲饭，就去附近的一些发电厂和缫丝厂的锅炉房烧过的煤堆旁捡煤渣。一是外婆在厂里给女儿们烧饭和家里生火烧饭需要；二是倘有时捡的多些，也能去附近早点摊小饭铺换些油条烧饼之类吃的东西回来。捡煤渣这活计不算太累，但很脏，每天都蓬头垢面的。一个女孩子整天干这活也确实不容易。这样的日子母亲一直过到13岁。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办公楼遗址（杨树浦路2866号），中共建政后裕丰纱厂更名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
1932年，身材发育得较好，长得也较高的母亲虚报了两岁就到日本人办的上海沪东日资的裕丰纱厂去做童工。先是学徒，当下手，干粗活，但母亲心灵手巧，认真好学，没一年，就被调到细纱车间当工人。细沙工是个细活，整理、牵伸、加捻和成形都要用心去做，所以工资与其他车间相比要稍高些，干得好，一月能挣10多元钱。但细沙车间湿度很大，温度也不低，干活是一刻不得停，根本坐不下来休息，收工时经常是全身湿透。
母亲说过，干那种活很累。好在母亲很年轻，能挺下来，而且还能为其贫穷的家庭分担一些生活成本。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她那时心情很愉快，还攒了一点私房钱。也就在这年的春节前，在江阴布庄做会计的父亲被老板辞退回泰州，失业了。
1935年，母亲16岁。就在父亲与何伟、黄兴学他们在武汉组织读书会，团结各自周围的学生、教师和工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在上海日资裕丰纱厂做了三年细纱工的母亲这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纺织女工了。在此期间，她认识了一个名叫王菊芳的好伙伴，用现在的话说叫闺蜜。此人是附近另一家日资纱厂——同兴纱厂女工，比母亲大两岁，但与母亲形同姐妹。无话不谈。母亲也相信她。
王菊芳读过识字班，有点文化，于是就动员母亲去位于杨浦临青路上的临青学校办的一个识字班读书。这个学校的识字班上课是业余时间，下班后或休息日都可以。母亲从未读过书，但知道读书认字的好处，加上学习的地方离家和上班地点都不远，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杨浦临青学校成立于1932年，位于杨浦临青路临青坊里，后迁顺成里，是中共一家外围组织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赞助的。许涤新、何干之等中共早期理论家都是这家“社联”的成员。它的一些教员是中共党员，其中就有刘筱圃（又名刘觉民）和吴新稼等。这个学校设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每个学期都有各年级学生200多人在那里读书。他们大部分是周边纱厂的工人子弟以及交不起学杂费的贫穷市民家的学生。这家学校只让他们交书本费，而且学生如果没钱就一分钱也不收。
临青学校的老师们除了授课，还经常给学生讲解日本占领东北后的国难形势，激起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晚上学校还办工人夜校，为周边工厂的工人，主要是纱厂工人补习文化，学习英语，讲授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与资本家作斗争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个学校是中共组织的上海工运的一部分，以启蒙和训练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实践证明，中共的这一工运策略显然是正确的。后来，该校不仅很多学生像母亲一样参与了工运罢工，其初中部和高年级的学生也有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上海救国会。
母亲在临青学校识字班读了没几个月，主要学习《国难课本》，做算术习题。母亲很聪明好学，学得也快，很快就学完了识字班的课程。此时，会写字的母亲对读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也懂得了有文化对那些想改变自己命运的穷人的重要性，于是她萌生了要去脱产读书的想法。但在与思想保守而封闭的外公和外婆沟通时，母亲却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甚至打骂，有时还罚母亲饿饭。
母亲生前曾回忆说，那一次她背着外公外婆将裕丰纱厂的工作辞掉去临青学校脱产读书，被外公外婆知道了，怒不可遏。他们将母亲打骂一通后，关在楼上的亭子间里足有十来天，不给饭吃，只给一点水喝，非要母亲屈服并返回纱厂继续做工。在不识字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看来，家里这么穷读什么书？何况母亲还是个女孩子，长大了都是要嫁人的。
但母亲性格很刚烈。她认准的事，你越是反对，自己就越是要去做。她始终坚持要去读书，被关期间都饿得吐黄水了，也没有屈服，仍然坚持说自己要去读书。
据母亲说，她的两个年长的哥哥对她这个小妹的态度一直不同。那时大舅和二舅都早已结婚。大舅和大舅母对他们的这个小妹比较爱护和同情，而二舅和二舅母也不知为何，则不大理她，有时还故意在外祖父和外祖母面前说她的坏话，坏她的事。据说，那次母亲被关也与二舅私下里挑拨不无关系。
但大舅和大舅母则不同。母亲被关在楼上亭子间时，他们不仅偷偷地给母亲送些吃的和喝的，还劝外公外婆，说小妹与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啦，她人好强、心气高，不是错呀；还说，如果给她读书认字，说不定以后还能干些大事啦，等等。
母亲对我们说过好几次，说厚道勤勉的大舅，即她大哥始终相信她的这个小妹以后会有出息，要比他自己跟着外公弹棉花以及他的另外几个在纱厂做工的妹妹都要强得多，还鼓励她去读书，给她的帮助很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正酣，那时母亲已去世，我曾到上海的大舅和二舅家去过。大舅一家仍住在杨浦仁兴街的一间低矮破旧没有厕所的老房子里，门前的小巷子又窄又长；而二舅一家则住在临青路附近一处临街口的四层老式楼房里。他家下面靠街处是店铺，拐角侧后是家门。进去后，一个窄窄的红漆木楼梯直上二楼。里面的家具陈设要比大舅家好不少，有些桌椅箱柜是红木做的，房间里比较宽敞，窗明几净，看得出二舅家境也比较好。
大舅继承了外公外婆的弹棉花事业，加上为人憨厚老实，其一生都是一个自食其力但勉强温饱的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二舅虽然也是弹棉花起家的，但为人机灵，头脑活络，喜好交往，据说与当时的帮会（杜月笙的青帮）有过来往，还做过一些小生意，当然也参加过一些抗日活动。同样是手工业者，但二舅的日子比大舅要好不少，算是城市小资产所有者吧。
那时，七十多岁的大舅已经中风，说话困难，身子也偏瘫，腿脚不太好使，但在大舅母或旁人帮助下还能外出坐在巷子里房门口的椅子上晒晒太阳。二舅则是肺气肿，说话也喘。所以，那次去上海他们家分别看望两位舅舅却没有与他们多交谈。后没多少年，大舅和二舅以及两位舅母都先后去世了，享年均有八十岁以上。
那次反抗，在母亲的坚持下，外祖父和外祖母最终还是让步了。那次被外公外婆关在小阁楼里近半个月的母亲也终于被放了出来。她只休息了两天就到临青学校附小三年级报名缴费跟班读书去了。这是1935年上半年的事。母亲那年16岁。有意思的是，母亲在上海脱产读书那年，26岁的父亲也正在武汉与何伟和黄心学等人与汉口生活书店合作组织汉口读书会，认真读书哩。
母亲辞工是为了正规而不是兼职读书，但这并不表示她读书后就不做工了。否则她的生活费和学杂费又从哪儿来呢？一直反对她读书的外公外婆显然是不会给她一个铜板的。所以，每次到了寒暑假，勤劳的母亲都会去王菊芳的同兴纱厂穿筘车间做赚计件工资的穿筘工，挣些辛苦钱，算是勤工俭学，也补贴一些家用。
所谓穿筘也叫穿综扒筘，即按照穿综工艺，将经纱先穿入综丝再穿入钢筘既可。正常一台纺纱机经纱都在一万根左右，穿筘中间错一根都不行。干这一行工资比挡车工高，但需要眼明手快。母亲那时年轻，心灵手巧，身体也好，穿筘技术很是熟练。
开学了，挣了一些勤工俭学辛苦钱的母亲便再去临青学校全身心地读书。开支不足时，母亲甚至还常去附近纱厂里上夜班。就这样，聪明而勤奋的母亲竟然还跳了级。1935年下学期就跳读了四年级，第二年初又跳升到五年级。
在临青学校读书时，纱厂女工出身的母亲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剥削的教育，理论上虽不乏懵懂，但听说之后也觉得有道理。联想自己家庭的贫穷现状，渐渐地，少年母亲懂得了任何人都得维护自身和所在群体的权利，其思想在被启蒙后也开始骚动和激进起来。
据母亲回忆，1935年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等抗日纪念日，临青学校都曾组织母亲她们这些年纪稍长的学生上街去参加示威游行。1936年2月初，日商大康纱厂的8000工人为抗议厂方打死男工梅世均，一度消极怠工，但厂方又始终对工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不肯让步，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援下，大康纱厂工人率先罢工并最终引发了上海沪东和杨浦地区的各个日资纱厂的罢工和怠工热潮。
由于那次罢工主要针对日本资本家，而当年日本侵占中共东北已遭到举国一致抗议和反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党派，几乎所有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共产党、托派、救国会、基督教青年会等力量均积极介入，或声援，或支持，或施加压力，或煽风点火，终使之演变成“五卅”运动后上海工运中对日本侵华表示抗议的最大规模的罢工。
当时母亲是临青学校仅有的几名在纱厂做女工的学生之一。她的一个老师叫刘觉民，又叫刘筱圃，是傅钟先生妻子，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比母亲大10多岁，对外身份是临青学校教师，其实是中共地下党交通员。她对母亲很关心，学习上经常辅导母亲。母亲学习进步快与其鼓励和帮助有很大关系。
大康纱厂工人梅世均死亡事件发生后，大康纱厂工人最初是以怠工进行抗议。刘觉民就指导母亲到她曾经工作过的裕丰纱厂去串联，找曾经熟悉的工友姐妹们，请她们不要好好干活，也“磨洋工”，即怠工，以此支持大康纱厂工人的怠工运动。后来这些怠工也就普遍演变成了罢工。
因母亲在裕丰纱厂做工多年，小姐妹和小伙伴比较多，都是纱厂各车间的女工，与母亲关系向来很好，性格活泼而且豪爽的母亲在她们中间也有威信，所以经母亲一说，就起作用了，女工们也开始磨洋工了。也许还有其他各路政治力量在起作用吧，因为很快日资裕丰纱厂就出现了大面积怠工。女工们都学会了磨洋工，出工不出活，纱厂工效一下子滑了下来。
日商裕丰纱厂怠工起来后，年轻的母亲兴犹未尽，又跑到同兴纱厂去协助王菊芳做同样的工作。据母亲回忆，她还受刘觉民老师派遣，到大康纱厂找过该厂起头怠工的几位女工，跟她们碰头开会，串联组织杨树浦地区这三家日资纱厂工人的大罢工事宜。
在母亲等女工的共同努力下（当然，这后面可能还有其他政治组织和派别的人，如某些中共地下党员或国民党党员的共同作用——作者注），结果这几家纱厂工人果然罢工了一个星期。数以万计工人的怠工和罢工，再加上上海当局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几经周折，终于迫使这几家日资纱厂老板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不准打骂工人和提高工资的罢工要求。这一年，母亲年仅17岁。
那个时候，由于抗日形势的日益高涨，全国各地都在组建救国会，似乎是当时民间抗日的一种最普及的组织形式。上海是1936年1月开始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当然，其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父亲那时在武汉也正与何伟和黄心学等人一起组建汉口读书会和武汉救国会。母亲当时没能参加上海救国会只是因为她那时还太小。但即便如此，母亲也以其亲身参与组织工人运动的方式投身于当年风靡一时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回忆起母亲曾与我们说过的一些话并阅读到母亲文革期间亲笔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简历的资料时，我对母亲少年时代抗日热情如此之高以及抗日方式如此巧妙而感到很是惊讶和由衷的钦佩。
罢工在达致目的而取得胜利后，工人们都开始复工。此时，这几家日资纱厂老板也开始了报复。日本海军陆战队应裕丰和同兴等纱厂要求各派约500人进厂驻扎，日租界巡捕房也开始悄悄地逮捕罢工带头人。已有一些工运代表被日本人抓了起来。刘觉民就叫母亲与王菊芳两人暂时离开上海去避避风头。王菊芳与母亲是小同乡，也是扬州江都乡下人，所在乡叫仙女庙，离母亲老家江都邵伯不远。但因母亲老家已没有人，母亲也就与王菊芳一起到她家乡躲了一个段时间。那时是1936年夏秋之交，母亲刚满17岁。
当年11月底，感到局势可能缓解了，在扬州仙女庙乡下躲了两个多月的母亲与王菊芳她们返回了上海。但此时她们发现刘觉民老师已不在临青学校了（显然也转移走了——作者注），而母亲熟悉的其他几位老师也几乎全被换掉了。母亲找不到自己的老师了。
这时，弹了一辈子棉花的外祖父得了肺病（估计与他的弹棉花职业有关——作者注），很多活不能干了，家里经济也紧张起来。外祖母给母亲施加了压力，要其做工去，不要再读书了。一边是自己熟悉的老师找不到了，一边是自己的父亲身患重病，急需用钱治病，年轻的母亲无奈之下，只好忍痛放弃继续读书的念头，选择回到纱厂做工去。至此，母亲的读书生涯也就结束了。母亲的履历上学历一栏也就填得是：高小。
此时的母亲已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会读报纸，会看书，也会用工整的笔划书写自己的名字和很多字了，还知道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大致情况和抗日的必要性。这一次，母亲可能觉得仍以自己的名字报名进厂做工会惹麻烦，于是便自作主张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吴兆琥（招弟？）改为吴鹏云了。母亲显然很喜欢这个名字。没多久，母亲还用自己多年在纱厂做工的积蓄打了一个戒面刻有“吴鹏云”字样印章的足金戒指，以志纪念。
母亲生前，我们曾问过母亲为何要用“鹏云”二字作为名字，母亲说，刘觉民（刘筱圃）老师曾告诉过她，大鹏鸟其实就是凤凰。凤凰多美啊！而且，鹏云就是大鹏入云的意思，让日本人发现不了我。
经查， 根据《说文》、《字林》等典籍，“鹏”字确实就是“凤”字的古字。《说文》曰：“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朋党字。”可见，之所以用“鹏”来表示“凤”，是想从字面上突出其群鸟之王的地位。
母亲通过改名将自己比作云中凤凰，可见当时她人虽小，志向还是不小的。不过，母亲自行起了“鹏云”这个很靓也很有气魄的名字，虽然当年没有被日本人识破，顺利地再次进厂当了纺织女工，但在其后的革命和建设生涯，特别是中共革命成功建政后的日子里，她过得并不舒心。相反，她在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中总是遭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文革期间，母亲更是屡经造反派野蛮批斗和欺辱，结果身患重病，于1970年元月刚刚年满50岁时就含恨去世了。更让人感到愤懑的是，合肥市革委会关于母亲冤案的平反的决定是在她去世后几个小时的遗体旁边宣布的。
1936年11月，从江都乡下返回上海的母亲终于又一次回到沪东的工厂里去做工了。这次母亲选择的打工工厂正是母亲曾暗地里去煽动罢工并做过工运活动的大康纱厂（即后来的上海国棉十二厂）。而在这里母亲遇上了她的一个熟人，也是她后来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佘敬成。
母亲回忆说，她那年早些时候受刘筱圃之托到大康纱厂鼓动罢工时就认识佘敬成了。那时佘敬成是大康纱厂织布车间工人。佘敬成也是江苏江都人，与母亲是同乡，只比母亲大3岁，但显得很稳重，也很有主见，在工人中间颇有威信，大康纱厂工人抗议日本人打死梅世均的怠工运动就是他暗中领头的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佘敬成与母亲再次相逢之后，佘敬成就经常去找母亲，有意识跟她说一些有关工厂情况以及他对发动工运抗日的想法。母亲也将她自己的抗日观点和想法谈给佘敬成听。这两个年轻人那时在抗日问题上似乎共同点很多，很是谈得来。
母亲在文革期间被审查时其亲笔所写的供交代用的材料中说，那时，思想进步的佘敬成和她经常在纱厂中午吃饭的时候碰面交谈，交换一些对工厂和工人情况的看法。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大半年。那时佘敬成也很年轻，才20岁，虽然还不是党员，不过前不久因其暗地里在那次大罢工中发挥了很大联络和鼓动作用，在大康纱厂的工人中比较有威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年的八月十三日，上海开始抗战打仗，淞沪战争爆发了。母亲一家住在沪东杨浦地区，靠近淞沪战争开始阶段的主战场闸北区。许多工厂和街市都被炮火摧毁了，也死了很多人。
为了逃命，外公外婆便带着全家离开上海辗转到扬州江都邵伯老家乡下去逃难了。母亲又一次离开了上海。不过，第二年开春以后，因乡下生活无着，在上海战事已停情况下母亲又回到了上海，在工厂恢复生产后又进了大康纱厂做工并见到了佘敬成。
佘敬成就在母亲离开上海之后的1938年初加入了中共并成为重建后的大康纱厂中共党支部书记，在两年后还成为母亲的入党介绍人。而母亲在加入中共之后不久就主动要求到新四军淮南路东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了（详见《母亲的青年时代（下）》）
也可能是年头太久或不太了解吧，母亲回忆中没有多谈她的这位抗日和共产革命的引路人——佘敬成后来的情况。但经查，佘敬成先生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人领袖。上海地方志将其列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最为著名的工人领袖之一，与王根英、张浩（即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和王孝和等齐名。
抗战胜利后，佘敬成率先组织了大康纱厂工会，为上海纺织企业中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工会，他任理事长。民国35年，遵照中共地下党指示，佘敬成参选上海市参议员选举，在沪东区（包括杨浦、闸北等地）的工人界别中得票最多。虽然最后因当局阻扰和有人作弊，结果佘敬成依然当选为上海市的候补参议员。那年佘敬成30岁不到，俨然已是具有一定身份与地位的工人领袖了。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佘敬成因组织工运被国民政府逮捕并由上海市地方法院判处6年徒刑。此时佘敬成的身份已经是上海沪东区十二家中资纺织厂工会理事长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佘敬成出狱，曾任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委员，后在上海市纱厂工会、市总工会劳动工资部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他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80年病逝。去世前是上海纺织工学院总务处副处长。
1937年8月下旬，外祖父带着包括母亲在内的一大家人离开上海跑到扬州江都老家乡下躲避战火，但在第二年开春，因乡下生活无着，18岁的母亲便跟着她大哥大嫂和二哥二嫂又从江都邵伯乡下回到了上海，重新开始了她的上海纺织女工生涯。而这次重返上海，也让母亲从此走上了投身共产革命以抗击日本侵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