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白银货币的形制与使用情况之一
与中国古代铜钱历经两千多年具有统一的外圆内方样式不同，中国古代的银两货币形状常常随朝代的更替、时代的变迁不断有所改变，有的时期甚至不同的省份或地域形状也有较大差异。银锭形制的变化反映了实际需求的变化与不同，既有不同时代人们对银锭需求的改变，也有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人们对银锭要求的变化。但是，银锭作为计重使用的贵金属称量货币，其根本的要素是成色，人们对成色的期待与把握是最重要的，因此，形制的变化也离不开这一根本因素。可以说，历代白银货币在形态上既有所继承，又有一定的变化，这与铸造工艺和银两货币随时代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银锭（铤）
银铤的出现也许在唐代以前。彭信威认为，金银铤的出现至迟当在南北朝的时候。[1]然而，根据许慎注《淮南子》“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的记述，金银铤也许在东汉即已产生[2]，但当时的银铤不一定作货币使用，有可能就是原料而已。到了唐代，银铤在特定的情况下开始作为财富或货币支付，除此之外，银铤还成为进贡的礼品，当时的铤（有时也叫“笏”）是最通行的铸造形式，凡是铸成铤状的白银，就称为铤银，以与其他形式的白银相区别。
馆藏唐代杨国忠笏形银铤、西安博物院藏唐代笏形银铤
唐代的银锭（铤）主要有两类，即块状铤（包括笏形和饼形）和船形铤。
从外形看，笏形和饼形银铤保留了白银铸坯的原始形态，可能是古代银矿冶炼之后用于制作器物的坯料。长方形和圆形是铸造银锭坯料最容易选择的形状，笏形和饼形银铤的形态反映了对白银坯料外形的自然承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理应属早期白银货币。其中，笏形铤是最通行的铸造形式。就至今为止发现的实物来看，笏形和饼形银铤一般都凿刻有铭文，内容大多为记录银铤的用途、事由和官员的官职身份及人名。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饼形银铤
船形铤顾名思义形似船：平底，周边高沿，两侧边沿呈弧形，两头高高翘起，形状特别，大都没有凿刻铭文。
馆藏唐代船型银铤
根据唐代银铤的特点，结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境况，我们认为，唐代的块状铤（包括笏形和饼形）系官方普遍采用的形制，主要用于进奉、军费、税赋、赏赐等，由于是官方用银，并每每刻有用途、来源以及官员的身份和姓名作保，成色信用乃至重量都至为可信，所以，这种银铤采用简单规整的条块状或饼状。就具体状态来看，也有两种情形，一是铸造原样，即没有切割处理的原铸态（见本文插图1左）；另一种是经切割锤打处理过的条块（见本文插图1右）。后者可能是先铸造成大块平板，然后再经切割成标准的长方形笏板银铤；此种银铤边缘切割面极为整齐光洁，银铤表面往往会有密集的捶平痕迹。
由于银铤属于贵金属货币，其形式并不重要，铸成板条状和船形这些简单造型，并不影响其金属价值。板条形银铤，表面基本光洁平整，少有蜂窝孔洞，无丝纹；船形银铤形状如船，中间主体呈平板状、平头，两端向上起翼，底部和两侧有少量的小蜂窝分布、无明显丝纹，倒置如小桌案，至五代、北宋时仍有使用，船形银铤通常为五十两类型，体积大，携带和存放都有不便，常见有些船形银铤两端起翼被敲扁、敲卷，甚至还有直接从中间切割的情况。
船形锭，应当系商贸用银。达津曾提出，“船型银铤是产生并主要行用于唐晚期，……主要作用并非官府的贡银和库银，而是已被民间用作大额支付的白银货币。”[3]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从考古出土、博物馆收藏，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库存历史银锭等综合来看，船型银铤带官府铭文的只出现在北宋初年，尚未见确切的有唐代官府铭文的船型银铤。这一点，也印证了船型银铤的“民间出身”。
馆藏唐代船型银铤
唐代与外界的贸易活动频繁，不仅有陆路，还有海路。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源远流长，而中亚、西亚等国皆用银币，难以与中国铜钱直接互换相通，要实现贸易交换，采用以份量计值的银锭是最便利的。但是，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如何保证成色至为重要。作为初始使用的贸易银两，其成色信用缺少既成的模式，也往往缺乏现成的鉴定保证机构或其它形式手段。那么，人们在制作相关白银货币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呈现所用银两是没有人为搀杂的高纯度银。换言之，贸易用银的形状要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银两本身没有任何机械夹杂和合金混杂。于是，船形银铤便应运而生。就白银的金属特性来看，这种底部平而较薄，周边高沿，两头翘起的银铤，能让人便捷地作出判断。平而薄的底和周边，不可能有机械夹杂，延展的周边，很容易判断有无夹杂铜、铅之类的贱金属合金元素。根据我们的实验研究结果，纯银中加有2%的铜之后颜色就明显变灰[4]。船形银铤为什么两头经常翘得非常夸张，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具体取形时采用这一奇怪的、酷似舟船的铤形，也许与当时中外贸易要频繁使用水路舟船有某种程度的思想渊源。
唐代银锭（铤）最常见的用途之一，是进奉。如1956年陕西西安东北郊出土4件银铤，均呈长方形板状，刻有铭文，“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进”、“宣城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诸军事守宣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银伍十两”、“郎宁郡都督府天宝二年贡银壹铤重伍拾两朝议郎权怀泽郡”等字样[5]。除此之外，唐代银铤还用于军费、税收、赏赐等。
[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73页。
[2] 金德平：《说铤》，《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
[3] 达津：《船型银铤考》，《中国钱币》，2008年第3期。
[4] 周卫荣、杨君、黄维、王小塔：《中国古代银锭铸造工艺研究》，《中国钱币》2013年第4期。
[5] 李问渠：《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西安市郊发现杨国忠进贡银铤》，《文物》，1957年第4期。
(本文选编自周卫荣、杨君、黄维《中国古代银锭科学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