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洛克《政府论》疏解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洛克是英国17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法律思想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政府论》中，《政府论》被称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圣经》，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洛克批判了中世纪神学唯心主义理论，对保皇派罗伯特·菲尔麦勋爵在其著作《先祖论》中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观点进行了批驳。在下篇中，洛克对他的政治理论作了系统论述，建立起了他的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主权理论，对整个西方近现代国家的设立和权力的运行规范具有深刻的意义。马克思曾评价到：“（正是洛克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厂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至于后来让位于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

一、《政府论》创作背景

洛克出生于默塞特郡格林一个清教徒的商人家庭，生活于从查理一世统治的第17年到安妮女王统治的第3年，1667年洛克成为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医学顾问和秘书，1681年，因受沙夫茨伯里的牵连而遭受迫害并流放荷兰，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才返回英国。经历了光荣革命的洛克，为了给沙夫茨伯里及辉格党企图推翻查理二世提供理论武器，苦心孤诣、历经三载，完成并多次修改了《政府论》上下篇。《政府论》旨在对封建王权进行批判和抨击，为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度进行辩护，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也为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代议制政府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力量。

在关于洛克《政府论》中，学界一度侧重于下篇，认为精华尽在其中，而忽视对上篇的思想研究，认为无关宏旨。笔者认为，上篇和下篇在逻辑和理论上是浑然一体的，上篇是下篇的逻辑基础和理论起点，下篇是上篇的理论延伸和论证再续，离开了上篇，下篇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上下篇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二者不可偏废，对于理解洛克的理论学说同等重要。这里也给每位治学者提供了一种治学态度和方法，那就是研究学问和研经典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不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读书治学是个慢工出细活的工程，要读原著、悟原理，对经典进行“句读”、“字析”，一时读不懂可以允许“囫囵吞枣”，“旧书不厌百回读”，再读定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和体会，会找到一重思想的新境界，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就懂了当初的“懵懂”，解开了内心的疑窦，这就是时间的功效。叶秀山老师读柏格森的一本极薄极薄的《时间与意志自由》，读了40多年至今还手不释卷，自称读了这许多年才有了一点点小小的心得。我想这便是每位“读书人”应有之品格。

二、《政府论》中的“自然状态”

早在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就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人和上帝共同理性的体现。格劳秀斯率先用理性和解释和论证自然法，认为自然法是人类行为的理性准则。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斯宾诺莎的“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受到被动感情的奴役。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提出，在政治社会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亦即“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政府论》下篇论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此“自然状态”起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但却异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洛克的全部政治学说是建立在“自然状态”前提之下的。《政府论》讲到，“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这种平等状态是指“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利和管辖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一个多于别人的权利。”在《政府论》上篇中，便对平等的“自然状态”有了铺垫，洛克重新解释了菲尔麦的造物模型，洛克认为，上帝将这个世界及其所有低等生物都平等地赐给所有人，上帝以他的智慧创造了所有人，赐给他们同样的理性和欲望，因此，人们就相同的能力和权利去占有上帝的礼物，获得财产权，人们必须遵守上帝为人类的原初状态设置的平等原则，让每个人都有维持生存的权利，这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自然法”。因此，人和人之间不存在从属与受制关系，该平等状态为一种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的状态。另外，“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以洛克的观点，“这是自由的状态，不是放任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生活是自由的，人们遵循着“自然法”或“理性”，享有自己的自然权利。自然状态有一种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自然法”是一种理性法则，又是“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设置的人类行为的尺度”，“自然法”赋予人们平等权、人身权、自由权、财产权、自卫权和裁判权等，其中，财产权是一切自然权利的核心和基础，而劳动是一切财产取得的基本方式。人们都有处理自身人身和财产的自由，但在行使自由的前提下必须遵守“自然法”。“自然状态”还是一种和谐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惩罚每一个违反“自然法”的人，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不仅有处罚权，还有损害赔偿权。但这种自由、平等、和谐的“自然状态”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存在着固有的缺陷。缺乏着确定的、众所周知的、人们同意的法律，同时，缺乏着一个有权依据法律裁判一切争执的执行者和仲裁者，也缺乏权力来支持正确的裁断，这就引出了洛克的社会契约说和宪政理论。

三、社会契约说和宪政理论

社会契约理论是洛克自然法理论和自然权利学说的延伸，从而构筑了洛克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在《政府论》上篇中，洛克批判了“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等观点，否认了君权和教权作为政府权力来源的观点。洛克认为，亚当之所以掌握着控制世界的权力以及对子女的权威，不是来自上帝的恩赐和父亲的自然身份。亚当享有这些权力不代表他的继承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力，即使他的继承人拥有和他同样的权力，上帝的明文法以及自然法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谁该是亚当的合法继承人，即使明确继承法，也无法考证谁是亚当的后裔。同时，由于“自然状态”的固有缺陷，难以切实保障和维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权，“自然状态”还是一个不稳定状态，随时都有被他人侵犯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愿放弃他们天然享有各自单独行使的权利，相互订立契约，将这些权利让渡于他们共同认可或肯定的人或组织，按照人们一致同意的规则来行使，这样国家或政府就应运而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正如《政府论》中所言，“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这里需要各位读者注意的是，处于共同体中的人们放弃的不是全部的自然权利，而是部分自然权利，即处罚权和裁判权，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不能放弃和让渡的。而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认为在订立契约时，人们就将全部权利让渡。再者，政府和处于共同体中的人们之间为一种契约关系，政府实施的权力是受限的，为“有限政府”，政府行为应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和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但人们始终享有“最高的权力”，如果政府在实施权力的过程中背离了这一目标，那就超出了政府权力的边界，人们就有权将原来订立的契约废除，有权进行反抗，组织一个新的政府，反抗也是人们的一种自然权利。洛克以社会契约说建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体现了“自然法”中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为有效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自由，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形成专制政府，洛克提出了权力划分原则，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将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洛克的权力划分不同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孟德斯鸠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平行的相互制衡权力关系，洛克的权力结构却类似于黑格尔的权力结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其中王权高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洛克认为，立法权是最为最高权力存在的，执行权和对外权是低于立法权的，处于从属地位。“立法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较多的人，不论经常或定期存在，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在一切场合，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是最高权力。”立法权是指可用来指导国家力量的运用以保障这个社会及成员的权力，执行权是指负责执行所指定的法律和继承有效法律的权力，对外权是负责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开展一切事务的权力。洛克的权力分立实质上两权分立，即立法权和执行权的分立，对外权和执行权是联合在一起的，但受立法权的控制。洛克认为，如果立法权和执行权出于同一批人之手，就会导致制定和执行法律时只考虑自身利益集团的私利，从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和不受法律的限制，因此，立法权应由代表人民的国会行使，对外权和执行权由君主行使。由此看来，洛克的宪政理论指向了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是一方面保留王权，另一方面又限制和削弱王权，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利机关，这无疑与洛克的政治法律思想内核是相契合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发生时，中国正值清朝康熙二十七年，西方世界已经诞生了自下而上的契约论和主权在民学说，中国封建王朝还沉醉在自上而下的君权神授和世袭制中，更为可笑的是 1793年英国乔治·马嘎尔尼勋爵访华时，乾隆帝还在强迫其行使三拜九叩之礼，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可见思想的一成不变还是推陈出新是导致后来中西方发生惨痛教训或富国强兵的根本源头。有句老话叫“不换思想就换人”，看来这句话在近代中国身上应验了。

恩格斯说，洛克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虽然《政府论》中的政治法律观鲜明地打上了阶级妥协的烙印，但其进步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洛克的天赋自由、人民同意、社会契约、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权力分立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思想家，同时，也渗透进了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联邦宪法》中，对于当代中国也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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