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与众不同的艺术展，
聚焦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生灵——树，
近30位/组艺术家、人类学家、植物学家、哲学家，
200余件作品，
塞巴斯提安·梅希亚
《仿若绿洲》系列之十七，2013
2019年它在巴黎首次亮相，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个月前，它终于来到中国上海。
这其中，有人用40年时间亲手种起一整片森林；
有人研究植物智能；
也有中国艺术家在法国“抢救一棵树”，
以哲学又戏谑的方式，挑战西方当代艺术体系。
斯特法诺·博埃里
“几千年来，人类更关心那些会动的东西，
对于树，我们天生觉得它低人一等。”
策展人费大为说，
今天，我们谈论树，
就像蚁群要去谈论一头大象。
当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屡屡发来警告的声音时，
台风过境后的上海，有卷着白云的放晴天。走进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七层《树，树》展厅，仿佛进入一片热带雨林。灯光从枝丫之间弥漫开来，裹着湿气，温柔、含蓄，空气中仿佛散发出丛林的自然香气。
如果能俯瞰整个展厅，你便发现这就是一棵大树枝干的模样，每一片墙都是一根根伸出去的树枝，上面缀着叶片——近30位/组艺术家的绘画、摄影、装置作品。
《Hawari hi》，2019
斯特凡诺·曼库索
它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有享誉世界的名字，以及从未被发掘和包装的“素人”艺术家，像是亚马逊的原住民艺术家。展览的初衷，是希望破除这样的一种等级观和中心化，除了艺术家之间，还有人类和植物世界之间，一场有趣的对话正在发生。当逐渐适应了城市空间少有的清净后，你便可慢慢走进这片“森林”。
一进展厅，会看到黄永砅的一件从未发表过的重要作品。作为第一代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黄永砅曾是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自1989年参加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著名展览《大地魔术师》之后，黄永砅决定留在法国，直至他于2019年在巴黎去世，他的艺术生涯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阶段。卡地亚基金会是第一个向黄永砅发出驻留邀请的艺术机构。这个驻留项目有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是黄永砅却选择了基金会的豪华庄园边缘的一个垃圾场边上去抢救一棵濒临死亡的树。这是他在“西方世界”做的第一件作品，在艺术上标志着他艺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来法国前，这位中学美术老师的月工资不足10欧元。在中国时，每一块木头，每一根绳子都可能变成做作品的材料。黄永砅在法国看到的是对物质利用方式的巨大差异。在这片垃圾场上，有很多是从基金会的展览里撤出的“废料”。在这些被遗弃的垃圾旁边，还有一些不被养护的树木。
在被重视和不被重视的这两个领域之间，黄永砅找到了可以揭示两种不同意义之间紧张关系的点睛之处。黄永砅决定就地搭起工作室去拯救那棵濒临死亡的树木。树作为被现代消费社会威胁生命的象征物，黄永砅的抢救工作也是一种对消费社会的隐喻式的批判行为。
他把大量的报纸通过水泥搅拌机搅成纸浆，然后被分成一片一片地晾干，再通过一个类似烤炉的装置烘烤，产生的水蒸气能够通过管道输送到树的底部。这种“输送养分”的荒谬做法与其说是“治疗”，黄永砅更喜欢称之为“供养”。
黄永砅在驻留的三个月期间冒着严寒在室外工作，同时也做了很多笔记来整理自己的思路。他在严寒中的埋头苦干，并不是觉得他真的能把树救活，也不是摆摆样子。他是在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自己对艺术的信念。策展人之一费大为说：“对一个在中国持激进姿态的前卫艺术家来说，重要而急迫的问题是：到了西方以后应该怎样起步，怎样规划自己以后长远的道路？
在黄永砅之前移居西方的多数中国前卫艺术家几乎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西方艺术环境的过程中渐渐销声匿迹。黄永砅没有走他们的老路，而是决定逆向前进，继续保持批判的头脑，从自己特有的经验出发，去寻找自己和新环境之间的张力。卡地亚基金会的这个驻留项目，证明了黄永砅已经找到了他的突破口，穿墙而出。”
1990年年初，在黄永砅驻留期间，巴黎经历了一场巨型风灾。基金会的庄园里有一棵巨大的雪松树被大风刮断，兀然倒在庄园的草地上。面对又一棵树木遭遇不测，正在拯救树木的黄永砅马上行动起来，为倒树安放了一个“手术台”，用水泥搅拌机为这棵树的伤口填补大量纸浆。被搅拌的报纸、绷带、保护、修补、粘合、医治……，这个隐喻的系列又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忽然从垃圾场里延伸出来。
与其说是黄永砅对偶然事件的反应非常迅速，不如说是上天被他的工作所感动，这棵倒下的大树是飓风送给黄永砅的一个礼物。作品的侧面是费大为谈黄永砅的视频，持续播放着——“我深信，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树木和黄永砅之间是有感应的。他们之间的对话不通过语言，却是深刻的。树木不会说话，但是树木知道。黄永砅也知道，但是他不说。”
艺术家胡柳的作品
与两年前在巴黎的展览不同，这次上海版的《树，树》展览增加了三位中国艺术家参展：黄永砅，胡柳，张恩利。
和黄永砅一样，艺术家胡柳也参加过2018年卡地亚基金会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陌生风景》展览。这次她又带来了三张铅笔画。深深的黑色或者勾勒出植物的轮廓，或者涂满整个画面，仅仅是线条的方向不同使观众分辨出黑色中的物体和运动。从不同的角度看，画面会反射出或明或暗的光泽。
《竹林里》，2012
中国人常常会寄情于山水草木，画树就如同画自己。“这三件关于树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问古知今。它们分别对应了中国古代的三位诗人，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胡柳说。
其中《五柳》是胡柳在2020年疫情期间完成的，画的是她家窗外的五棵柳树。她不断地观照这五棵柳树，开始在画中生长它们，画了差不多整整一年。陶渊明为自己写过《五柳先生传》，里面有这样一句，“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刚好胡柳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柳”字，这似乎是个巧合。
胡柳工作室的铅笔
2020年世界被迫按下了暂停键，胡柳画着在狂风中摇摆不定的柳树，想知道它们是否捕捉到了来自人类目光不及之处的讯息，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与陶渊明的这次相遇让我明白了，只有背过身去，才能真正地拥抱世界，只有先与人疏离，才能最终和他们在一起。”
刚刚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结束了个展的张恩利，借此机会弥补了一个“遗憾”，未被展出的《老树》系列终于来到观众面前。
从20年前起，张恩利就开始画树了，在他眼里，树代表了中国人的格调和骨气。“树是一面镜子，几乎就是一个人的肖像。”特别是他画中的老树，曲度和韧性就像人的肉身一样，甚至它的某种沉重与下垂，都像每个人终将要面对的状态。展览从巴黎来到上海以后，名字从《我们，树》变成了《树，树》。“这是更接近中文的表达，每次的重复都是在递增，是一种团结，是一种连接，”策展人费大为和馆长龚彦在筛选艺术家的过程中，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不管是（选择）中国艺术家也好，西方艺术家也好，有一个的限度，（那就是）必须我们自己能被打动的。”费大为说，“当代艺术家往往被成功学模式所笼罩，许多急功近利的人会去抄近道，追求快速而表面的成功。而这些参展的中国艺术家，都与功利离得很远，他们可以把自己关起门来去面对一个更加宏大的世界。”热带森林专家弗朗西斯・阿雷（Francis Hallé）是原始森林的坚定捍卫者，60年来，他一直与热带雨林为伴。四岁那年，法国被德军占领，阿雷一家被迫举家离开巴黎，九口人前往距巴黎40公里的一片森林中栖身落脚。尽管战乱纷扰，他们在这一小片净土上丰衣足食，还有余力帮助四邻。那时只需一片森林和一小块菜地，就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阿雷对一棵栗子树印象尤为深刻，它不是特别粗壮，他经常爬上爬下。登顶栗子树后，他可以轻松再爬上一棵40多米高的科西嘉大松树。对他而言，树木好似舒适宜人的公路，为他创造了俯瞰世界全景的方式。
于是，他后来在植物领域的研究与童年记忆密切相关。四处游历的这60年，他为各种树木画下他们的结构，随后还发表了《24种树木结构模型的类型图》，并以发现它们的植物学家的名字命名。
《毒籽山榄 》，2012
《吉贝木棉树冠》，2012
这次展出的多幅铅笔、水彩画，还有笔记本，是他多年游走观察的结晶，并打破了科学与艺术作品的界限。他在森林里总是从一棵理想的树入手。这棵树既不过于年幼，也不过于年迈，它需要尽可能地完整展露它的结构。“你很快意识到，一棵树的树形，即使是幼树，也从来不是随机的。每一种树都有着自己的'结构模型’”一聊起树，阿雷就滔滔不绝，“热带雨林正在急剧消失，我们认为它们会在我们鉴别出所有的物种前消失。让我惊讶的是并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植物感兴趣，在我看来，这太可怕了。”法国艺术家法布里斯·伊贝尔（Fabrice Hyber）的画，在展览现场特别抢眼，颜色鲜艳，写满了他的笔记，像是树的生长示意图或使用说明书。自90年代起，他在家乡旺达河谷播种了将近50万棵树木，40年前这是一片荒地，伊贝尔以一己之力让这里长成了一整片森林。旺代是一个树木繁茂的乡村。四五月时，整个自然世界都热络起来，植物疯狂生长，“就好像它们不是在空气中成长，而是置身于由微生物构成的云朵间：嗅闻着养料的味道，咀嚼着空气！”打伊贝尔记事以来，他总是观察植物如何生长、水如何流动等等。很小时，他就喜欢收集并播种树种。直至今天，依旧如此。在那个年代，土地贫瘠，人们砍伐树和灌木来为田地腾出空间，所以很多人都对他说，你这样是种不出树的。
有一天，他的家人砍了一棵他种的树。他非常生气，决定改换思路。自此，他便开始寻求新的农耕技术，发展与土地共处的不同方式。他画中的树有着各异的性格，每一个细节都是树生长的一个故事。在老家种起了森林后，他也一直在尝试在全球寻找相似的群落，希望在那里复刻造林计划。目前已经有了几处选址，其中包括智利南部和毗邻朝鲜的中国北部地区。
因为疫情，《树，树》的策展团队与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只能保持着远程沟通，数月的策展，他们需要时刻提醒着自己，展览的主旨到底是什么？
乔哈那·卡勒
艺术家乔哈那·卡勒(Johanna Calle)用打字机在旧公证簿上抄写哥伦比亚《土地法》，她创作的优美而精致的大型纸树剪影，揭示了哥伦比亚农民的弱势地位，以及哥伦比亚社会对这些困苦的少数群体表现出的集体冷漠。
卡西欧·瓦斯康切洛斯
来自亚马逊北部亚诺玛米部落的三位土著艺术家卡勒彼·萨诺马(Kalepi Sanöma)、约瑟卡(Joseca)和厄瓦那·亚伊哈(Ehuana Yaira)通过绘画描绘着他们丰富的传统和森林生活之美，美得如此原始而神秘。“有些艺术家他像树一样可能也会消失，不同的生命状态之间的对话，有一种莫名的精神性的东西会引领出来。”馆长龚彦说。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与树的渊源远早于这个展览，基金会所在的地方曾经是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著名法国作家、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居住过的公园。自1984年创立以来，基金会就有别于多数艺术机构。它不仅注重跨领域之间的合作，注重非主流艺术家的发现和培养，也非常关注全球化和气候暖化的问题。无论是2003年的“亚诺玛米，森林的精神”到2008年“故土，此处即彼处”，又或是2016年举办的“动物大乐团”，皆在探讨跋扈的人类如何试图将自己置于文化和物种金字塔的顶端，忽视同在一方土地上的其他存在。
路易斯·泽尔比尼
全球已知最古老的化石森林已有3亿8500万年的历史。相比之下，我们作为已有30万余年历史的智人，与真正意义上主宰地球时间和空间的树木相比可谓是微不足道。“树不用眼睛既能视物，不用耳朵既能听音，最特别的是，它不用大脑既能推理、交流和解决问题”，就像植物神经学家斯特凡诺·曼库索所说，植物不动不移，也不会说话，却并不是剥离灵魂的躯干。
这一次，“让树的声音在众生灵的唱诗中再次作为主音响起。”
参考资料：《树，树》展览画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