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录节选3

本人的经历

我本人刘智保，（原名记宝、珠宝，小学时改名为智宝，意为智慧的宝库），于1933年农历癸酉年正月十八日卯时（公历1933年2月18日）出生，现年67（虚）岁（1999年），高小毕业。现有初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职称。我在这一部分回忆录中，分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进入老年五个时期作一回顾。

1、  幼年时期（8岁之前），

全家五人（父母，大姐，二姐，本人）。有草屋7间，（其中2间半租级刘小妹父刘成又家居住，2间塌掉），共有2亩多宅基地。

草房朝南，门前一片大场，屋东屋西两边是竹园。有燕竹、象竹、篦竹等竹子，农历3——5月三个月可吃竹笋、卖竹笋。竹园里还种有榆树、连树、桃树和其他杂树，草屋在四面绿化之中，环境比较优美，空气比较新鲜。

我家紧靠西阳塘航道，当时西阳塘是常熟直通西阳港、西阳港通长江可达江北南通各地，来往船只川流不息，坐在家里可见南来北往、北往南来的各种大中小船只（那时还无机动船，都是撑、摇、拖船），令人赏目。我家是在常熟虞山之正北约36市里（18公里），只要天气晴朗，在家能见常熟山一天之内18变（晴天变青，少云时变绿等）的山景。所以，我在幼年、少年时期，很爱我家。

但是，我家很穷，虽有10多亩地，因父亲不顾家，还在金童子庙庙会当社，种种原因，把田大多卖给了人家（一般是活契约，期满有钱可赎回），记得我幼年时全家卖剩了九分地。

为了活命，父亲在西阳街上帮茶馆——打工，大姐到常熟城里当保姆，我和二姐主要靠母亲种田，卖竹笋，摇棉纱织布来维持较低生活水平。冬春日短时一天吃两顿粥或面条，夏秋日长时一天吃三顿，早饭是稀饭，中午是菜饭，晚饭吃粥或菜面。

总之，我在幼年时期，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菜粥汤，穿的是破衣裳。贫困生活中成长，直到临解放前（1949年前），赎回了二间半房子和四五亩地，家庭生活略有好转。解放后，1950年土改时，我家仍被评为贫农成份。

2、  少年时期（9——15岁）

仍在家乡妙桥镇欧桥村刘家巷我家居住。

9岁到10岁曾在私人办的土学堂读书，11岁到12岁停学在家参加一些家务和田间劳动。13岁到15岁又在公立小学（洋学堂）欧桥小学、妙桥中心小学读书。

在1941年——1948年我少年时期，经历了读书——劳动——边读书边劳动阶段，我的主要特点是三热爱：

首先是热爱劳动：我从小就热爱劳动，当时因家庭生活贫困，参加一些为解决家庭生活的劳动，如挑野菜、拾野柴、摸螺丝、捕鱼虾、提水、烧饭、家庭打扫等劳动，也参加一些简单的田间劳动，如锄地、种菜、车水、平田、拔秧插秧、耘耥、收割、坌地、种麦等农活。又因父亲很少回家种田，我主要协助母亲、二姐种田，多收获，以维持家庭生活。

其次是热爱读书：我在私塾和新式小学读了5——6年书，都能认真读书，功课很好，被先生（那时称老师为先生）和学校评为“品学兼优”，平时写的作文周记，先生批为“超”和“超+”（那时先生批学生作业分为“超+、超-、超、上、上中、上下、中下、劣”八个等级），我在欧桥小学妙桥中心小学读书时，学期考试基本都是全班级第一名，只有一学期是第二名。我当选为班级级长、儿童团团长。

班长的主要任务是：一是点名，一天早、中两次点名，同学是否准时上学或迟到早退等；二是上课下课向先生行礼，上课喊‘起、礼、坐’，下课喊‘起、礼、退’；三是每周一开晨会，每周六开晚会；四是组织课外活动，负现上操站队，文体娱乐活动；五是辅导同学读书，互教互会，共同进步；六是搞好班组清洁工作，学生轮班批扫课堂和指定场所，包括擦黑等。当全校儿童团长的职责是带好同学，遵守校规，整队上操，升旗降旗；办好墙报，组织课外活动等等。

再是热爱祖国，我在五岁时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日本鬼子来到了西阳，母亲带我和二姐逃难到了金家村、周家院，直到我13岁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接着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在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1949年4月27日常熟人民获得了解放。

我在这一段时期，经历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也听到传闻有“毛泽东、共产党、新四军”等是人民的大救星，我在欧桥小学读四年级时，一次写毛笔字时，我曾写了“拥共、打鬼、蒋倒”六个大字。被先生批阅时发现了，找去训了一顿，并把我写的字也撕掉了。

1947年我15岁时，从妙桥中心小学毕业，第一次拍了一张照片，贴在高小毕业证书上。当时，妙桥没有中学，只有塘桥有中学，如到塘桥中学读书，离家较远，只能吃住在学校，这就增加了伙食费住宿费，再加上学杂费，家中贫困，读不起中学，就停学在家做家务务农，到1951年3月正式成为乡干部（民兵队长）后，才停止务农，当了革命干部至今。

1、  青年时期（1949——1957，16——25岁）

也是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头八年，根据我在八年中担任的职务，简录如下：

一是农会会员，解放以后，西阳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是由贫雇农组成的农会，我家是农会会员，当时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主要任务是向地主富农开展“减租灭息”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

二是民兵班长。我参加了民兵，当了班长，主要任务劳务结合，白天参加劳动生产，晚上站岗放哨，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维持社会治安。

三是村长。1950年3月，我经过村民大会民主选举，当了欧桥村村长（当时称为西阳乡第五村村长），主要任务是领导全村人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评成份、分土地”；当时全村120多户，评为小土地出租者1户，富裕中农15户，中农30多户，贫农70多户，雇农6户。我家评为贫农成份。此外，也领导全村农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发展农业生产（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土改、镇反、生产”三大运动的胜利。

四是团支部书记。我于1950年10月，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现在的共青团），入团不久，就任西阳乡青年团支部书记，领导与组织30多名团员，在“土改、镇反、生主”三大运动中起先锋作用，成为全乡青年学习的榜样。

五是民兵乡队长。由于我在任村长、团支部书记时工作积极，不计报酬，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于1951年3月，提拔就任西阳乡民兵乡队长，是国家半脱产的革命干部性质，月工资为100斤籼米。

民兵乡队长的主要职责是搞好人民武装工作，抓枪杆子，保卫胜利果实；其主要任务，一是做到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落实、思想落实、军事落实。全乡有13个民兵分队，120个民兵班，1200多名民兵。二是成立了一个武装基干民兵班，有15个人组成，配有10多支步枪、100多发子弹、10多个手榴弹，每夜到西阳港口、乡与乡交界处巡逻，严防阶敌人破坏，维持全乡社会治安。

我们还加强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监管，每周五进行一次训话，只准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造谣破坏。

那时正赶上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纠集所谓联合国16个国家侵略朝鲜，进而想要进攻中国，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国青年纷纷参军参战，我领导的以武装基干民兵班为骨干，有2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经体验合格后赴朝参战（我因工作需要未被批准参军上前线）。

六是党支部书记。1952年8月，我参加了中共常熟县委党训班（设在东张镇），通过一个月培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后，本人申请，顾金生、钱振芳二位同志介绍，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间为1952年9月，预备期半年，于1953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当时，西阳乡共有五名党员：我、蔡小米、马关元、蒋三保、陆秀华，建立了西阳乡解放以后的第一个党去部，我由中共福山区委批准任党支部书记，成为西阳全乡人民的领导核心，完成了“抗美援朝、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秋粮征购、党抓武装”等各项任务。

七是区委秘书。1953年7月，我被调到中共福山区委做秘书工作，从此一直离开了家乡西阳。区委秘书工作主要是当好区委的参谋，一方面，通过电话，要20个乡汇报各项运动工作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供区委负责同志作为指导全区工作的依据，按月向中共常熟县委办公室作一次全区工作书面报告；另一方面，把县委、区委对各项工作的指示或文件通知等，钢板刻字后油印发给各乡贯彻落实。此外，还要负责改发文、接转党团行政关系，接待人民来信来访以及下乡调研等工作。

八是区委组织委员。1955年上半年，我调任中共福山区委组织委员，负责全区组织工作，主要任务是抓好党的建设，一是发展新党员，在20个乡中发展党员2000多名，二是开展整党，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员队伍，三是选拔乡区干部，调整乡区领导班子，四是抓好中心工作主要负责全村片五个乡（金村、杏市、四安、郑桥、周院）中心工作，办好合作神，粮食统购统销，完成农业社会义义改造。

九是区委副书记。1955年上半年，福山区同大义区合并为谢桥区，原2个区的30多个小乡合并为10个中乡，我被任命为中共谢桥乡区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那时我分管的工作是，一继续抓好建党整党工作，二是办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全区农业合作化，三是推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完成粮食征购销任务。我除分工在汤桥乡、毛桥乡工作外，主要负责大义片三个乡的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十是乡党委书记。1957年下半年，县委决定撤区并大乡了，原谢桥区十个乡合并为四个乡，即大义乡、妙桥乡、谢桥乡、福山乡，我被县委任命为大义乡党委书记。从此在大义工作了八年。

（第二阶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