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会馆纵横谈：会馆繁昌记
京城会馆纵横谈：
会馆繁昌记
北京城里到底有过多少会馆？这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问题。
按道理说，只要有科举制，有全国的会试，各地的人都赶到京城里来，难免就要产生会馆。元朝的时候已经有了科举制，那时候的北京城叫做大都，也是天子脚下，按说就该有会馆。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如今既无文献佐证，也无遗迹可寻了。
明朝的时候北京城里肯定是有了会馆了，而且还为数不少。直到1949年，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的会馆里边，还有33 座是始建于明朝的。
明清两朝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尤其是清代中叶以后，全国各省、州、府、郡、县争相在北京城兴建会馆，购置产业。到了清朝后期，北京城里的同乡会馆曾达到500多所。直到1949年建国初期，建于清朝的会馆还有341所。再加上民国期间兴建的17所，1949年的登记数目是391所。
北京城里的会馆都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内城、外城都建有会馆。清代光绪年间的《京师坊巷志稿》载：“朝阳门北小街，旧有云南会馆”，“小甜水井有镇海、慈溪会馆”。
到了清朝进关以后，实行了满汉分城居住的政策，禁止在内城兴建会馆。这么一来，外城的宣武、崇文两区就成了会馆最集中的地区。如今的宣武门外大街，从南到北222个门牌，其中就囊括了山西的永济会馆、灵石会馆、翼城会馆；江西的建昌会馆、南昌会馆、永丰会馆；陕西的韩城会馆、咸长会馆、关中会馆；福建的全闽会馆；河北的直隶会馆；江苏的南通州会馆；湖南的善化会馆；湖北的天门会馆；河南的河洛会馆、郏汝会馆；安徽的歙县会馆、徽州会馆；河南的孟县会馆；以及四川会馆等22座会馆，占地十分之一还要强。宣南的粉房琉璃街，一条百十个门牌的小小胡同，就有山西的解梁会馆、汾水会馆；福建的晋江会馆、延平会馆；四川的龙绵会馆；山东的汶水会馆；广东的新会会馆、廉钦会馆、阳江会馆；安徽的怀宁会馆；江西的萍乡会馆、万载会馆；以及天津会馆、湖南会馆、江苏会馆、河南会馆等16座会馆。江西一省的在京的会馆就有70余所；广东、浙江、安徽、山西籍会馆的房产全都在2000间以上。由于各省相互攀比，大肆兴建会馆，以致清代问世的《水曹清暇录》载：“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昂贵。”
老北京的外城，包括今天的宣武、崇文两个区。自从明朝中叶建起外城以来，会馆的建设和坊巷街区的建设基本上是同步的，甚至有些街巷就是因为会馆而得名。福州会馆始建于明末，位于东城区。清代初年被迁建于宣武区的南下洼子一带。《闽中会馆志》载，这地方原来是一块没有地名的空地，从此以后，福州馆街就成了它的名字。晋太胡同也是属于南下洼子的一块地方，由于地势低洼，历来是北京城市排水系统的下潲，所以早年间从来都是乱草蓬蒿，泽国一片。后来，山西省太平县在京的乡人在这儿建起了太平会馆，还修建了一座高庙，供奉关老爷和财神爷，人称晋太高庙。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定名为晋太胡同。
民国以来，内城不得建设会馆的禁令失效，自1946-1949年间，新建的会馆也有建在内城的。但由于科举制度已废除，这一期间新建会馆的数量极为有限。
会馆本来是乡人共同捐资兴建的公益事业，多数会馆都是为科举考试而设立的试馆，但全国各省、州、府、县在北京建立的会馆却数量不一，规模也不等。各地会馆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在朝廷里的高官有多少，政治力量的大小，以及经济力量的强弱，和原籍的同乡是否支持。与此同时，会馆的数目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个地区封建文化的发展水平。
明清两朝各省会馆数量及状元人数比较表
| 省份 | 会馆数量 | 明清两朝状元人数 |
| 江苏 | 29 | 66 |
| 浙江 | 54 | 40 |
| 江西 | 72 | 20 |
| 福建 | 25 | 15 |
安徽
| 33 | 14 | |
| 山东 | 12 | 11 |
| 河北 | 11 | 9 |
| 广东 | 43 | 6 |
| 湖北 |
42
| 5 |
除了大陆省份以外，台湾省也在北京建有会馆。一处是宣武区后铁厂的全台会馆，一处是崇文区大江胡同的台湾会馆。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台湾的会馆由福建会馆代管，1937年交由台湾旅平同乡会自管。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台湾会馆就成了台湾旅平同乡会的聚集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由崇文区房管局接管。为了使北京的台胞有一个接待海外人士的专门场所，1986年1月，在北京市政协和有关单位的努力下，台湾会馆的房产全部收回并重新修建，交由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管理。
北京会馆的规模相差很大。大型的会馆往往由十几个院落连缀组成。屋宇相连，鳞次栉比（如丞相胡同的安徽休宁会馆）；最小的却只有一进三合院，平房十来间（如棉花胡同内的江西吉安惜字会馆）。
会馆的房地产业有两个来源。一种是众人集资分批购置的，还有一种则是居京的官员，或是本乡人士捐赠的。清代道光六年（1826），我国近代思想家、诗人和文学家龚自珍曾寓居于宣武门外的上斜街。5年后，他把这处房子卖给了番禺巨商潘仕成。潘仕成则将这处房产进一步扩张，改建成了番禺会馆，专门用来接待来京的番禺乡亲（参见《 龚定庵先生卖屋帖》与《潘仕成舍宅捐馆文》）。为了维持会馆的日常用度，有些会馆还将房地产转手出租，使会馆的产业不断扩大（参见排子胡同凤阳会馆《房地产碑》）。
这种文人试馆的作用本来是接待进京赴试的本乡举子，所以举子们是会馆的临时上帝。每到了大比之年的开春，所有的会馆都住满了应试的举子，大有人满为患之势。当然，举子们考中了进士，也要拿出一些钱来捐给会馆。要是考中了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捐的钱就要更多一些。至于什么样的人该捐多少钱，每个会馆都有自己的规定（参见《福建龙溪会馆喜金规定》和《福建邵武会馆公订捐金简章》）。
会试每三年一次，若不是会试的年头，会馆的房子就会空出许多，这些空房允许在京的同乡们借住。但一到试期临近，这些人必需搬走，给进京的举子们腾出房间来。两、三个月后试期已过，这些人再卷铺盖重来。
为接待进京举子，一般省级会馆的建筑格局中都设有举子楼，有迎接各路宾客的会贤堂，以及供奉本乡先祖的敬贤堂。魁星楼里供奉的魁星，是专门主管考试的神仙，会馆里的花园，则是专为每年中秋邀请乡人团拜、赏月而修建的。每逢过年过节，会馆里都要祭神祭祖，摆宴唱戏，同乡们团聚一起，同叙桑梓，敦睦乡谊。会馆成了在京同乡人的大本营。
人有生老病死，外地人长年居京，客死异乡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远离故土的人，一旦过世了，就有埋骨陵园和修坟扫墓的需要。在京的各大会馆，都有自己的义地。这些义地大都分布在城南的荒僻之处，象西便门里的广西义园、四川义园、浙绍义园；左安门里的广东义园、江西义园、镇江义园；广渠门里的安庆义园、休宁义园等等。会馆内有专人管理义地，每年扫墓祭奠，死者的家属和同乡也就减轻了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