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谈艺录》的启示——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品格

一

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度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年龄层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读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一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旧不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

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宗定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还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凭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或许还可以企及，至于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几个取得真经回？我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一种境界，道理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须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说有什么个性的话，那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16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61则谓《随园诗话》“无补诗心，却添诗胆”；第34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地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二

学者作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著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

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从翻开目录就可以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必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祧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致杨霁云》）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代，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曲），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判断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宁有是理。”（《谈艺录》第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订补本）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外，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俗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

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88则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象征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讣”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仅窥象征派冥契沧浪之说诗，孰意彼土比来竟进而冥契沧浪之以禅通诗哉。撰《谈艺录》时，上庠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596页）现在已没有人会否认严羽诗论的价值，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能道。颇有意思的是，他如此推崇严羽，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第371页）这样的看法，在今天恐怕会引得治批评史的人勃然而争之。但我是很赞同“佳诗”之说的，《诗品》的意义更多地是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系统化和精确化。

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概斥而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页）。因此他在论述竟陵派时特地将他作为一个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铖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郎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期，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濛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诀’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

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诗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曰：“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有曰：“具体储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第422页）

陈、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昧于诗史流变而致议论轻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致误的客观原因，严正中含有宽容和尊敬，表现出一位学者应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

读完《谈艺录》，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学问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态度和独立思考之上的。没有这点精神而侈谈学问，只能是对学问的亵渎，学问反过来也必将给予无情的嘲弄。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学者，著作等身，显赫一时，身后却留不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点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声背实，托飞驰之势，最终必然滑向邪道，令后人在鄙薄之余又生几分怜悯。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回顾中华民族的学术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学人的出处升沉、学术的隆替流变，令人好生感慨！向来被目为浅薄的胡适，就凭他独立不羁的学术精神，后人便能从他的遗产中得到许多真金。而一些精深似乎远过之的学者却只留下些过期股票。面对一大堆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我愈益强烈地感到，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学术品格对于一个学者、对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多么重要。已故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1897～1982），精于诗学与诸子学，早年著书多种，后来却几乎不写东西。据说是自觉不合时宜。这样一位学者，没能把毕生所得留传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这种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评法批儒时的那种学术繁荣不过徒致纷扰，添些拨乱反正的麻烦罢了。我的老师千帆先生常说，学者须能自甘寂寞。也许，选择学问作为终生事业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寂寞之途。如今钱钟书是名满宇内了，但他一直走着淡泊寂寞的路，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三

今人好谈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每有洞幽烛微之论。也难怪，谁让今天是个方法论的时代呢！但我始终以为钱钟书的所成，要在一个“学”字，博通今古，学贯中西。四册《管锥编》早已令中外倾倒，而《谈艺录》仅以它满纸的书名号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猎之广。对任注山谷诗、李注荆公诗、施注遗山诗三家的订补，引书数百种，特别是举前人后人之作相参证，更显出非凡的记诵能力。这种学养自然是与他们那一代人少受家学通国故、长游域外博见闻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今人再难有这种理想的学习条件。因为淹贯中西，钱钟书每从中西文学创作与理论中发现相同的艺术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共通的艺术感觉和心理内容。这在论王国维诗的时间意识、李贺诗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征、以人为诗说、山谷“行布”之说、心手相应与相乖等问题时，都为我们树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而在评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诗人时，渊博的学识同样使他能居高临下地洞见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浅得失。对苏曼殊每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他就认为：“至于拜伦之入世实践，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第50页）曼殊《本事诗》之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钱钟书在“订补”中又说：“窃谓'命如丝’只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仲则辈……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己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襮其短矣。”（第374页）这样的评论哪里靠什么观念或方法，纯粹靠驱使满腹书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许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见多识广自然能辨真假深浅，不受人欺骗。《谈艺录》里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于毫芒之间参究同异得失的，是像第28则论钟、谭之类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地方，渊博的学养还是每在不经意处显示出来：“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扞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第102页）这段文字辨析之精，诚然令人叹服，但我更欣赏的是下面小字夹注：“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为刘得仁、喻凫。”发现姚、贾与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晚唐名家。而刘、喻二人在唐代却是很少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们与竟陵的相近，就足见论者于唐诗涉猎之广、研读之细、体悟之深了。所以我说钱钟书的学问是最本分最老实的学问。如果更以第18则“诗用语助”而言，则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学问。悟性那么高的他，总是使用最机械的归纳法。在论古诗中用虚字的情形时，他指出：“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蒋石斋、复初斋二家集中恶诗，差足佐辅，亦虞廷庚歌之变相也。”（第78页）这一鞭辟入里的结论，并不是仅凭读几家集子加以推断，而是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296首诗作，由众多诗例的琐细比较中归纳出来的。这种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于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绝看不到这样的文字：

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弢叔与（黄）公度如使君与操。弢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频伽、铁云之体，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江弢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第347页）

能将一代诗家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只有靠多读、熟读，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沿波讨源，把握诗潮的流变。当然，这里还有个艺术鉴赏力的问题。敏锐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是学养与悟性的结合。在这方面，钱钟书的过人之处随时都流露出来。

四

由于涉猎有限，我无法对钱钟书诗学的深湛处一一评说，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李贺，《谈艺录》有数条论及，显见作者是深有见于其诗的。自杜牧序李贺诗有牛鬼蛇神之目，以为“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后人多有曲为之辩者。钱钟书举出姚羹湖《昌谷诗注》、朱轼《笺注长吉诗》，张箦斋《涧于日记》、刘须溪《评李长吉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舒梦兰《古南余话》诸书所论，指出“姚、陈、张辈谓长吉之诗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刘、胡、舒辈谓其妙在乎无理而正不须解；二说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之说”（第367页）。他首先跳出这有理无理之争，而从杜牧之论去寻绎长吉诗。既然同时代的大诗家认为贺诗无理，那么就体现了唐人的一种目光。通过对作品的考察，他认为“牧之议长吉'少理’，即黎二樵评长世所谓'于章法不太理会’也”。这不是主观的臆测，他对《恼公》所作的那段千余字的剖析会让你信服他的见解。进而他又拈出德国人所谓“挈领之才”与“铺张之才”的分限，以为长吉才质属于铺张一路，深中贺诗肯綮。如果光谈到这一步，那么钱钟书还不足以为钱钟书，他的识见卓绝之外更在后面：“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犿（左犭右卞）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俶诡，尟人间事。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第46～47页）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它是基于先进的文学观念吗？是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吗？都不是，这是博学广见的艺术素养的升华，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的深刻理解，是稀世独行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感通！

不用说，像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诗人是容易获得统治者和正统文人赏识的，苏东坡的旷达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现实的压抑中寻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鸣，可是太白、昌谷，他们天才的寂寞、绝望的反抗，是世间大多数所谓学者、诗人难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钱钟书的学问中总看到一种超然的东西，借他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眺望人生，这使他总是具有超脱的识见，透过一层境地洞达幽邃的真谛。看他论赵孟頫诗：“松雪诗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时作枵响。七古略学东坡，乃坚緻可诵。若世所传称，则其七律，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上不足继陈简斋、元遗山，下已开明之前后七子。而笔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强绕指柔作百炼刚，每令人见其矜情作态，有如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亦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第96页）赵孟頫性本柔弱，少刚正之气，其出处与书法风格都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作书不悖本性，还能成柔媚一体；“文以气为主，不可力强而至”，以柔弱之质而强作豪壮，自不免矫矜。这怎么能瞒得过钱钟书？正是在这种地方最显出他的目光如炬来。而以“骆驼无角，奋迅两耳”比喻赵孟頫品性与诗格的反差、矫张之态，又不由得让人想到《谈艺录》中所引的一句古话：“刻薄人善作文字！”其它如公安与竟陵有望道未见与有志未遂之别、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黄遵宪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等议论，均自出手眼，令人不能不折服他的识见之深和悟性之高。

清诗专家严迪昌说三十年前读旧刊本《谈艺录》，至“作诗学成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惟有江弢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敔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一段文字，甚觉新精，后读江湜《伏敔堂诗录》，深叹钱钟书所论之警策，“诚独具史家慧识”（《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谈艺录》中这种发人所未发、鞭辟入里的论断不胜列举。王渔洋诗，同辈均推崇其天分之高不可及，后来袁枚独不以为然，说“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随园诗话》卷三）。钱钟书则认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他马上又指出：“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他举了邹绮《十名家诗选》所收及《观自得斋丛书》中的《渔洋山人集外诗》作为例证。接着他分析了渔洋的弱点和长处：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故余尝谓渔洋诗病在误解沧浪，而所以误解沧浪，亦正为文饰才薄。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观其词藻之钩新摘隽，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然读者只爱其清雅，而不甚觉其饾饤，此渔洋之本领也。要之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可几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遗老“放恣”杂驳之体，如沈椒园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所云，诗若文皆然。“贪多”之竹垞，能为馈贫之粮，“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第97～98页）

钱钟书批评眼光之尖锐犀利，一似伦琴射线洞照肺腑，隐病结症，一一皆现。既能撕开绣花枕头表暴其秕糠之质；也能琢璞现玉、披沙拣金。上述论断，起渔洋于九泉也不能不心悦诚服，难以抗辩一词。只要我们不是仅凭世所传诵的几篇名作，而是通观渔洋全部诗作来衡量上述议论，就会同意钱钟书的意见。他没有提到渔洋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实际上这组作品已包含了渔洋诗风的基本特征，包括“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及“弦上无音”和“爱好”（赵执信《谈龙录》语）的成败得失。这个问题需要专文讨论。

五

叶燮《原诗》论诗人的素质，在刘知几论史家的才、学、识三品上加了个“胆”字。学者的素质同样也必须具备这四点。正直的学术品格就是胆，渊博的知识是学，超妙的感悟是识，而才则体现在思维的缜密、论析的谨严、表述的畅达。这在钱钟书可以说是集四美于一身，而机敏的谈锋、尖刻的谐谑更是他独特的魅力。综而言之，一切都是以学为基础的，钱钟书读书之勤，亲朋中流传的许多佚事可以作证。文学所的藏书，不少登记卡片上只有钱钟书一个名字。《烟画东堂小品》就是其中之一，而正是此书所收的《王贻上与林吉人手札》陶澎跋语，成了他“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这一诛心之论的依据。妙悟来自广泛的参学。“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第68页）这正可以看作是钱钟书的夫子自道。与时贤相比，他给严沧浪以更高的评价，显然是深有会心于此。

学风迭代递转。汉人守章句，宋人讲义理，清人尚考据，虽各有得失，而同务一个“学”字。十七年空谈主义，新时期专攻方法，却患在不学。以方法而言，钱钟书确是平淡无奇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学术笔记（《日知录》《陔余丛录》式的）和诗话（《瓯北诗话》式的）的路数，唯取材范围扩大到西籍而已。打个粗俗的比方，《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闭着眼睛摸一则都能据以敷衍成一篇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锦囊，没出息的任拈一段都可演绎成长篇大论，来个我注钱钟书；出息不大如我这样的也可以从中刺取一二，来个钱钟书注我。但是方法，你在哪里？

读《谈艺录》，我常有一种迷茫的感觉，就像大德上座，说得头头是道，听众却在云里雾里。盖悟入的境界，你悟得乃可印证，否则终为雾里看花。然而要求得证悟又谈何容易，他说钱箨石如何如何，蒋心余如何如何，我没读过他们的诗，又何知深浅？正因此我才顿悟，钱钟书学问的不二法门就是读，再读，读熟，读透。所谓“下学以臻上达”（第99页）。以他的悟性与专静，还有什么深奥不可解的东西？据我粗略统计，《谈艺录》引书达一千九百七十余种（不包括西籍），涉及诗人八百多人，且读而有得，决非前人诗话摘一二佳句泛下一二评语者可比。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感到奇怪和惋惜，钱钟书为什么不做些系统的研究，比如写部诗史之类的煌煌巨著，却做这种零星的、笨拙的功夫？读了三遍《谈艺录》之后，我才算明白，只有下这最笨的功夫才能臻这最上的境界！由此想到严沧浪指示学者的“遍参”、“熟参”，的确不是英雄欺人之谈。不过这只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种方法。凡臻最上乘境界的学问技艺总是无迹可寻，也就是古人所谓“至法无法”。金庸笔下最出色的剑侠，剑术造极之境是“无剑”。内力到处，木棒、柳枝乃至衫袖、手臂，动摇皆为兵刃。钱钟书的学问便给人这种白战不用兵刃的感觉，读他的书，你只觉得渊博、精深，在那一派真气浩然的学养和悟性面前，一切理论、技巧、方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像耐不住比拼的花拳绣腿！

六

不过，这种境界可以景仰，却难以企及。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从动机来说，钱钟书也许并不想做个职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最初读诗是为“资吾操觚自运”，所以只着眼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而不斤斤于评骘高下及注解、考证。专注于本文，使他对诗的理解达到很深的境地：“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闇契。”（第346页）写作《谈艺录》时，正值国难当头，偷生兵罅，“忧天将压，避地无之”，于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自序）。这是一种寄托，一种“不为无益之学，何以遣有涯之身”的无奈与自遣。每以兴会所至，信笔书之。或少年负气，一时技痒，不免有炫学之意（第346页）；或诙谐杂出，以资谈助；更多的则是以闻见折衷旧说，断结学术公案（如论韩愈、朱熹），了不似蓄意所作的专门研究。论其体例，实近于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于丧乱流离、图籍无存之际作此书，自序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确非故拟作《易》者而自大其体。它确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

建国后风云激荡，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五七干校的放遣，读书对一介书生来说已成了一种奢侈。爱书如命，在干校昏暗的棚屋中将登子放在炕上，人再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读书的钱钟书，学问对他还有什么更崇高或更功利的目的（如弘扬民族文化、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类）呢？惟其如此，倒使他的学问获得了一种自足性，学问的目的回到了它本身。总之，读书思索作为最愉快的人生体验，就与更高的合目的性——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起来，玩索学问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这种沉静的愉悦使他的学问能够超脱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进入一个纯净渊深的境界。那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学问来，我更佩服钱钟书的为人。当然，也仅限于佩服而已，从没想过仿效。实在也无法仿效，对四十岁出头就成为一级研究员的钱钟书来说，读书是使人生更充实的赏心乐事，学问不过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管天下今年收成如何了。而我辈就不同了，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的逼迫，使我们不能不急功近利，虽是花拳绣腿，也要上去练练。一面在心底对前辈的深沉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一面却还要摆出一副义无反顾的决战架势。这不免教许多老成持重者哀叹学风日下。我无意为此争辩，只是想指出，学风从来就不是在象牙之塔里袅袅漫起的篆烟，它总是被世风所左右。不止听到一个同辈人这么说：“等高级职称评上，就埋头读几年书，真正搞点实在的东西。”请注意，前提是高级职称评上。而高级职称评定，众所周知，大都是一本书主义，几十篇有见解的论文，绝不如一部炒冷饭的平庸著作分量重。这一现实只会逼迫人们去炒平庸的东西，根本别指望《谈艺录》这样的言必独创、涉笔皆新的深刻著作。说起来，钱钟书至今还没一部所谓专著呢，全是零星笔札与论文。我想他还不屑于去写什么专著，因为系统的著作难免要重复许多旧东西！那么，只有我们这些急于评职称的人大写专著了。等职称到手，人近中年，即使雄心犹在，只怕也过了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黄金时代。

我惟愿同辈人多读书，包括多读钱钟书，同时不要忘了福柯的话——“应该跟随少量的作者一同思考，一同工作，但是不要去写他们”。明知此言而呶呶不止，盖予亦未能免俗也。

原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收入《学术的年轮》，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