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的君子的人格素养及其形成途径
《周易》具有极为深刻的积极人格心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君子人格素养的概括及其形成途径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为人格心理学研究带来了一种新趋向，即关注积极人格(positive personality)的研究。Hillson和Marie(1998)在问卷研究的基础上将积极的人格特征与消极的人格特征进行了区分，认为积极的人格特征中存在两个独立的维度：(1)正性的利己特征(positive individualism，PI);(2)与他人的积极关系(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PR)。前者包括接受自我、具有个人生活目标或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感觉独立、感觉到成功或者是能够把握环境和环境的挑战，在这些正性的利己特征中，受到较多关注的是乐观;后者是指当自己需要时能获得他人的支持，在别人需要时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帮助，看重与他人的关系，并对自己与他人现有的人际关系感到满意(Medvedova，1998)。用上述眼光进行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对这种积极人格的探讨由来已久，追本溯源可至被尊为“六经之首”、“三玄之一”的《周易》：其中蕴含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积极人格心理学思想，这就是《周易》对君子人格的探讨，它主要体现在对君子人格素养的描述和形成途径的探讨两方面。
1 君子十德：《周易》眼中积极人格宜具备的素养
“君子”在《易经》和《易传》中所指代的对象是有差别的。《易经》中“君子”一词共出现20次(吕绍纲，2005)，其中意为具备或追求高尚道德的“君子”有10次，意为古代贵族或士的专称的“君子”有10次。《易传》里“君子”一词共出现104次，均指道德高尚之人。在《文言传》开篇中就有一段对“君子”素养的高度概括：“元者善之长人，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贞’。”(周振甫，1991)表明在《周易》看来“仁、义、礼、智”是君子的基本素养。通常认为，《易传》的作者是孔子及其门生。把本指“贵族”的“君子”理解为“有德之士”与孔子所持的“君子一小人”二分人格类型的观点(汪凤炎，郑红，2008)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种对君子的阐释方式亦不排除儒家弟子借助《易经》确立自己的地位，改变了“君子”本义。只不过追求美德也成为后世君子必备的人格精神，所以也少有人追究二者的差别了。之所以说《周易》所讲的君子人格即是现代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积极人格，理由至少有二：(1)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人格是达致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而《周易》认为君子具备了这些优良素质后方可获得“利”与“吉”的结果;(2)积极心理学家彼特森和赛里格曼(Peterson&Seligman，2001)指出，美德是积极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人格力量则是美德的心理因素(任俊，2006)。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周易》里有大量探讨。下面就按照《周易・文言传》中所提四项，以及书中所珍视的另外六项素养逐一进行解析。本文之所以用“素养”一词，是为了与传统人格心理学中的“特质”加以区分，意指美德和能力。
(1)仁爱。“仁爱”是《周易》首推的君子素养。《周易》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能够生发一切生命，君子的“德”也应像大地一样厚实来滋养各种天性，将天性转化成德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虽然“仁”字没有在经文中出现，但在传文中出现了10次。“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的本质体现，“仁”的内涵正是发源于《易经》的坤卦。君子何以用“仁”?《易传》认为君子应做到“显诸仁，藏诸用”，“仁”是“有为”的前提。
(2)正义。“立人之道日仁与义。”表明“仁义”是立人的根本，因此“正义”就是《周易》紧随“仁爱”之后所推崇的君子素养。《周易》中的“正义”有两层内涵，一为坚守心中的信仰，如《周易・明夷卦》中指出当君子处在黑暗的世道中可以坚持多天不吃不喝，“义不食也”，是道义使他不吃嗟来之食;其二是要体现出“适宜、恰当的行为”，如“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这种内涵后来被《中庸》继承和发扬：“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四书章句集注-中庸》)
(3)知礼。在《易传》中含有礼义之意的“礼”字出现了7次，《系辞传上》说“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把“礼”和“知”看成是天地一样，对应不可或缺。《乾卦・文言传》说“嘉会足以合礼”，《大壮卦・象传》：“君子以礼弗履”，《序卦传》说“物畜然后有礼。”等等，无不把礼看成君子为人的准则。“礼”作为“遵从一种等级制度”的含义，带有一定的封建思想的色彩，但其真正的内涵却是与仁、义紧密相连，仁义是礼的内容，礼是仁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子应当懂得“知晓礼节”。
(4)知几。“知几”是《易传》中所强调的比君子拥有更高境界的“圣人”的一项素养。在汉字史上，先有知，后有智，知与智在中国古代可以通用(汪凤炎，2009)。古文中“知”有“智慧”和“知识”两种含义。《中庸》中将“智”同“仁”、“勇”视为天下之达德，可见“智”与“德”的密切关系。智慧是才华和品德的合金，而“知几”正是智慧之中的洞察力的体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面作，不俟终日。”这种洞察力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能从事物各种细微的表面看到问题实质;二是根据所观察到的征兆随时调整自己的行动，做到相机而行，知难而变。具有“知几”素养的君子是“知存亡进退而不失其正者”，“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的人，可以到达“精义入神”、“利用安身”和“穷神知化”的境界。 (5)自强。“自强”是紧随仁、义、礼、智之后《周易》最为强调的君子素养。《周易》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的“自强不息”是对运行不止的天的效法，君子将这种刚健有为内化成自己积极进取的行为，体现了一种勤奋不懈、不言弃的精神。“自强”一面是对《周易》“生生不息”义理的人格化阐释，具备这种素养的君子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坚持到底获得成功;另一面也强调独立人格的保持，正如《蛊卦》上九爻辞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6)谨慎。《周易》认为“谨慎”是由“自强”生发出来的一种素养，因为“自强不息”不仅要求君子时时进取，还要求君子时时谨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最微小的事情能显示人的灵魂，故君子在独处的时候要坚持不干坏事。《周易》对君子谨慎的强调体现在行为和言语中(“慎于言”)，用刑中(“君子以明慎用刑”)以及择偶中(“君子以永终知敝”)。尤其强调在分辨事物时一定要小心谨慎，《未济卦・象传》：“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7)谦虚。“谦虚”是和“谨慎”紧密相关的一种素养，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谨慎”更多地体现在行为中，而“谦虚”则体现在君子的人格特征方面。《周易》对君子谦虚的素养十分赞赏，专设《谦卦》探讨谦虚的好处。《谦卦》是六十四卦中唯一没有凶、吝、悔、恶的卦，因为这种素养是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所以“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君子在谦虚时需要注意程度和表现形式上的区分：程度方面，君子要谦而又谦，永不自满;表现形式上要注意有声望而谦、勤劳而谦和发奋而谦。
(8)诚信。“诚信”是“谦虚”的保证，“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周易》认为“谦虚”需要以心中的诚意为前提，否则就成了一种形式。“诚信”也是《周易》极为看重的一种素养，在《易经》中“孚”即为“诚信”的意思，前后出现有36次之多。《说文》中，“孚”源自“卵”(臧克和，王平，2002)，意为“做人根本”。《中孚卦》中有“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表明“诚信”是目标达成的有力保障，拥有它的君子往往无往而不利。诚信也能够使君子在准备不足时获得好的结果，如《升卦》提到的“孚”是在祭祀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认为当有“孚”在心中时，即使贡品很少，神灵也会感动的。
(9)持之以恒。对人“诚信”，对己要“恒”，“诚信”与“持之以恒”是以“诚”为核心对人、对己态度两方面的体现。《家人卦・象传》有言：“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讲的是君子要有诚信和持之以恒的素养。《周易》中设《恒卦》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君子有恒的重要性：君子若能持之以恒，就会亨通顺利，即“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如果不能保持恒久性、或在坚持的过程中有所动摇，就会遭遇凶险、蒙受耻辱，即使做的`正确，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浚恒，贞凶，无攸利”、“振恒，凶”。要求“君子以立不易方”，即君子要坚定不移，树立不可改变的原则。
(10)勇敢。拥有“勇敢”的素养，君子才能坚守心中的信念，在困难的时候渡过难关，《周易》中有两卦的内容集中体现了这一素养。《困卦・象传》中提到：“君子以致命遂志”，讲的是君子虽遭遇险境，但意志坚强，为了目标的实现、愿望的达成不惜牺牲生命。《明夷卦・彖传》中所举的文王和箕子就是这样两位坚毅勇敢的君子，在蒙受大难时能够机智勇敢地在浑世中坚持自己、保全自己。
比照Hillson和Marie所区分的积极人格特征两个独立的维度，《周易》中所述的知几、自强、谦虚持之以恒、勇敢这5项素养均可归为“正性的利己特征”一类;仁爱、正义、知礼、谨慎、诚信这5项素养可归为“与他人维持积极关系的特征”一类，可见《周易》对君子积极人格素养的描述同积极人格研究的发现是相互印证的。同时，这十项积极人格的素养与彼特森和赛里格曼制定的《人格力量与美德分类手册》中列举的六项美德(任俊，2006)也有一定的从属关系：“知几”从属于智慧;“仁爱”从属于仁爱;“勇敢”、“诚信”、“正义”从属于勇气和公正;“谦虚”、“谨慎”、“知礼”从属于节制。虽然“自强”、“持之以恒”并没有被标示在24种人格力量中，但可从其内涵的联系上将其从属于“卓越”的美德(是一种信念和投入，致力于创造卓越的生活)，这也表明后两种特征更是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征的积极人格品质。
2 反身修己：君子人格素养的形成途径
“君子以自昭明德。”《周易》所提倡的君子人格的主要形成途径就是“反身修己”，这种启发来自于“天道”。“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在《周易》作者看来，既然天是自然之天，则天则、天道当是自然法则、规律，人只有效法天道，遵循天则，与天地同忧，乐天知命，方可幸福无忧(罗炽，萧汉明，2003)。所以，《周易・乾卦》明确提出“天人合德”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如何做到“与天地合德”?《周易》给出的答案是：个体要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而“内求”的关键在“修己”。“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周易》主张君子修德应表现在日常行为之中，通过多个方面美德的践履来达到“修己”的目的。同时还要做到修养德行和成就事业的统一，才能为人类社会谋福祉。可见《周易》所推崇的积极人格的形成途径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实践探索。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君子在心性、知、行、情、意五个方面的自我教育。
2.1 进行心性修养
《周易》认为君子修己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持久地进行心性修养”。《系辞传》有言“子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这句话表达了古人做人做事“尽善尽美”的追求。要想实现此目标，首先要做的是“安身”，安身是养心的前提。这与《大学》中“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观点是相通的。《周易》认为“安身”以“养”为主，《颐卦》主张“凡养贵静”，养身的过程也是养心的过程。除“静”之外，修养心性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乐于助人。《益卦》的卦辞说：“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提供帮助是于人于己都有帮助的事情，但对他人的相亲相助不可强求，应以自己宽容仁义的心对待别人，就像天子狩猎，网开一面(“王用三驱，失前禽”)，因而助人的过程也是感化他人、升华自己的过程。第二，去同取和。《睽卦》重点讲的就是有所差异的两种人交往时，“不同”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应做到“去同取和”。所谓“和”就是各种异质东西的和谐统一之义(徐复观，1987)。《坤卦・文言传》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认为将内在的中和表现于形体，发扬为事业，是最美不过的。“君子以正位凝命”，君子只有心正才可肩负使命、行使职责。 2.2 坚持知识学习
“易其心而后语”，君子心性稍定之后，学习是重要的一步。《周易》十分强调君子要不断学习，认为学习前人的知识和经验是君子获得美德、养成“知几”能力的重要途径。《大畜卦・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提出了学问与人格素养的关系问题。人格素养由学而至，由学而大，多多学习前贤的言行，美德会由此而养成。美德来自学问，学问须落实到美德上。具体而言，《乾卦・文言传》中提及获“知”的方法有“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也就是通过学习积累知识，通过询问来辨别知识，以胸怀宽广来包容知识，以存心仁厚来实践知识。如果不学习，后果就是“童观”――看问题片面简单，这对于小人而言“无咎”，但对于君子而言就是“吝”。学习知识也能使君子获得“知几”的能力，做到“知微知彰，知柔知刚”，把握事物之间内在的规律，从而达到“知而获智”(汪凤炎，2009)。这一点后来被儒家学说继承和推崇，如苟子所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校释・劝学》)，《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都是讲智慧的根基在于学问，可见君子优良素养的形成和知识学习有密切联系。
2.3 加强情绪管理
在学习前人经验和知识的同时，君子要学会控制、调节自己的情绪，“惩忿窒欲”是君子的重要修养。《节卦》和《损卦》为人们阐述了这个道理。“节”即节制、控制，《节卦》提醒人们做事情要控制自己的行为，使其有一定的限度，不宜过分。君子要做到“安节”和“甘节”，方能获得美满人生。《损卦》中提到君子要适当控制自己过激的情绪或者贪婪的欲望。苏轼《留侯论》中说的“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I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唐宋散文选评・留侯论》)正是“惩忿”的意思。儒家向来主张人应当控制私欲，而不是消除一切欲望，因为“好底欲”是正当的，可以拥有的。正如《朱子语类》卷十三所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食，人欲也。”(黎靖德，1986)如何加强情绪管理呢?《震卦》认为情绪的控制需要历经一个过程，起初可能“震来�虢”，之后是“笑言哑哑”，而有了经验之后就可以做到“震惊百里却不丧匕鬯”。在这个过程中君子的做法就是“以恐惧修省”，平日里在头脑中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做到处惊不乱。如果是能够进行良好情绪管理的君主，在突发事件降临之时就能在众人面前镇定从容，就起到安抚民心的效果。合理的情绪控制能够使君子做到“知礼”，时时保持谦虚的心态，也有助于持之以恒品格的形成。“小不忍则乱大谋”(《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一个成熟的人会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长久的计划，控制好情绪是使计划按时完成的保证。
2.4 磨砺坚强意志
除了管理情绪，《周易》认为“磨砺坚强意志”也是君子形成良好人格素养的必要条件。“困，德之辨也”，困难正是可以辨别一个人品德的好机会，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困境可以磨砺人坚强的意志，“困，穷而通”。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当心志、筋骨、肚肠、身体等方面都受到磨难，行事也不顺的时候，这才能触动灵魂、坚韧意志、增长才干。身处困境时君子应向尺蠖和龙蛇学习，“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一方面要保存实力，耐心等待，另一方面要寻找契机使自己能够实现“飞龙在天”的梦想。当生命与信仰不能兼得的时候，君子要做到“致命遂志”，豁出性命，实现夙愿。因此，困境中的磨砺有助于勇气和正义等品质的形成。这种磨砺不仅体现在逆境中，也应在顺境坚守。《易经》倡导在顺境中的君子应做到居安思危。《乾卦》和《坤卦》都有这方面的提醒。“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要求终日谨慎、朝夕戒惕;“履霜，坚冰至”提醒防微杜渐，务必使自己保持在顺乾而行的坤柔状态。《周易》所指的“居安思危”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感官享受的愉悦不能长久，“盱豫，悔”;二是，自我克制才是使和乐局面保持下去的关键，因而“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周易》认为唯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种居安思危的状态有助于谦虚、谨慎、自强不息等品质的养成，具有忧患意识的君子才能使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国家长治久安。
2.5 养成良好习惯
君子在心性、知、情、意四方面都具备后，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最重要。《周易》认为培育积极人格必须要养成良好习惯，付诸行动的努力，具体应做到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多为善事，不为恶事;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上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周易》认为常为善事抑或常为恶事是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别，若想成为君子需要牢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因此“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在出现过错的时候，小人往往执迷不悟，君子却能及时改正。“频复，厉，无咎”，通过改正能最终避过灾祸。君子对过错还有一种“能担当”的责任感，即使不是自己犯下的错误，只要不利，就会及时处理。《蛊卦》中的一个细节就是父王一代的问题被继位的儿子发现了，及时弥补，最终排除隐患。“复，德之本也”，知错就改是修养道德的根本，也是君子面对过错的积极态度。第二，行动前考虑周密。“君子以非礼弗履”，君子没有正当的理由、成熟的考虑就不要贸然行动。《需卦》讲述的就是这个道理，“需”在此有“等待”之意，“停留在野外，有利于久处，无害”表明当时机未成熟时需要养精蓄锐，慢慢积蓄力量。第三，采取行动时要果断坚决。《蹇卦》描述的就是一个在国君处在困境之时，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国君的君子最终获得了好的命运，正如《蒙卦・象辞》中所言“君子以果行育德”。第四，言而有信。《系辞上传》提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认为言语行动是作为君子的关键，将影响到君子或荣或辱的名声，因此必须要谨慎对待。《乾卦・文言传》关于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这样说的：“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表示“言信行谨”是君子存其诚的重要修养。 3 《周易》君子人格观对当代中国积极人格教育的启示
长久以来，中国教育的关注点有二：知识技能的教育与道德教育。从德育实践看，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生缺乏道德自修的动力，教育者苦口婆心，学生却不感兴趣，教师的价值引导无法转化为学生的道德自主构建。如何促使学生进行道德的自主构建?从道德发生学的角度看，只有当人从内心体验到某种价值，产生认同、敬畏、信任的情感，或产生拒绝、厌恶、羞愧的情感时，才谈得上道德学习和道德教育的实存性，因此“培养积极人格”不失为一条可以探索的路，也就是说，道德教育可以从积极人格教育开始。《周易》中丰富的君子人格观点为积极人格教育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之处，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点启示。
3.1 关注真、善、美辨识能力的培养
《周易》认为“天地，生生不已”，只有对天道和地道加以适度把握方可获得“生”的真谛，因此对天地万物规律的体察能力是形成积极人格的重要前提。如何拥有这种能力?在《周易》看来关键在于“感”、“应”二字，所谓“感”即“类天下万物之情”;所谓“应”即异类排斥，同类相从，去除自身与天相异者，设法与天同声同体(叶岗，2004)。实质上这种“感”、“应”能力即是对真、善、美的辨识能力。“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而“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可见真、善、美辨识能力是“君子”、“小人”重要的差异所在，也可以说是对积极人格和消极人格区分的重要标准。这就提示我们在积极人格的教育中应鼓励学生走出课堂、体验生活，通过学生与自然环境的接触的增加，提高其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达到以自然之生养积极之心的目的。
3.2 重视内在动机的作用
《周易》认为积极人格素养形成的根本途径是“反身修己”。许多杰出的仁人志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自我素养，如曾国藩立“课程十二条”，以早起、静坐、读书、谨言等为恪守之道日日坚持。这一点与积极心理学的主要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积极心理学强调，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个体主动建构的过程，增进个体的积极体验和培养个体自尊是积极人格形成的最主要途径(张文新，高峰强，司继伟，2006)。因此应在培养青少年积极人格的过程中，重视内在动机的作用，充分调动青少年塑造积极人格的主体意识，从心性修养起步――适应现有环境、乐于向他人提供帮助、求和而存不同，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通过健康的日常修为增强积极的自我体验、提高自尊水平。
3.3 持有积极人格的整体养成观
《周易》在论述积极人格培养途径时有两个显著的“整体观”：一是没有出现偏废一方(单独强调某种品质的培养)的现象，而是兼顾整体;二是强调与环境相一致的人格体现。这与全书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强调个体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同时要保持心理受动性和主动性的统一，即在接受着客观条件的影响的同时也在改造客观条件(燕国材，2004)。具体到对青少年积极人格的形成，要注意对其仁、义、礼、智、勇、自强、谨慎、谦虚、诚信、持之以恒等多方面的培养，重视与社会环境相容性的方面，综合培养出善于交往、乐于合作的性格。同时，积极人格的教育离不开对学生知识技能的提高和思想品德的教育，双管齐下才有助于积极人格的养成。因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应坚持知识教育同道德教育的统一，将两者共同整合进积极人格的教育中。
总之，《周易》中蕴含有丰富的积极人格心理学思想，其所概括的君子素养为塑造积极人格提供了规范和向导，其所提出的君子人格“反身修己”的形成途径体现了古人“与天地合其德”、类物以情的创造性思维成果和积极主动的个体意识，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在推进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今天，《周易》中的积极人格心理学思想对塑造积极人格、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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