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条有韧性的世界遗产保护之路

作者：柳森 日期：2021-09-19

玉河水潺潺流入丽江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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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 森

1987年12月11日，在第1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中国的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本该是中国遗产保护界非常重要和值得纪念的大事。然而在当时，国内媒体上未见报道，大多数民众更不知“世界遗产”为何物。

时至今日，世界遗产不仅成了我国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文旅行业追逐的热门资源，普通民众也对此津津乐道。

“世界遗产在中国丛书”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分册领衔问世。该分册主编之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讲述该书“十年磨一剑”的故事。故事背后，一条不平凡的遗产保护进阶之路，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向无限宽广的未来延伸。

一开始，没多少人明白“世界遗产”意味着什么

读书周刊：翻开《历史城市》分册，由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前主任弗兰西斯科·班德林撰写的序言，由丛书主编、复旦大学杜晓帆教授撰写的后记，都格外引人关注。其中，单霁翔和杜晓帆都提到了一件往事：1987年，当中国有6个遗产地首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时，“很多人包括进入名录的遗产机构，都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怎么看这一现象？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是怎样的？

邵甬：确实如同这两位老师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国内媒体那时还不够发达，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价值；另一方面，当时我们跟国际上的接轨还比较少。对“世界遗产”这个概念的关注和了解，仅限于学术圈的专业人士。事后，专家学者们可能也没有向公众做更多宣传，让公众对这件事有更深入的了解，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习惯吧。

1987年，我还在读高中，对这件事也是一点都不知道。1989年，我考入同济大学，接触到“世界遗产”这个概念，是上大三、大四以后的事了。

那个时候，学校里还没有专门讲遗产保护的课。差不多在1992年、1993年，阮仪三先生给我们上城市建设史课，专门讲述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还记得，阮先生告诉我们，他最开始也是通过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才慢慢发现，先人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如此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此深厚。他也是从发现这一点开始，慢慢走上了他个人的“遗产保护”之路。

读书周刊：您如今长期从事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与发展、城市更新等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实践工作，当时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邵甬：细想起来，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居住环境很有关系。历史上，在宁波的老城里，环境最好的一个区域叫“月湖”。月湖街区有个叫“天一阁”的地方，我小时候就住在天一阁边上。

那一带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宁波传统院落。我小时候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潜移默化之中，对传统的空间、传统的建筑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也对院落里邻里守望相助的生活很有感悟。

刚刚说到，我差不多在上大二、大三时，上了阮先生的城市建设史课，因为对这门课特别喜欢，就做了课代表。后来，阮先生也觉得，这个学生比较好问，主动跟我讲，“你可以来读我的研究生”。现在，大家可能比较难以理解，阮先生怎么会主动来跟一个学生讲这事。很大程度上，那可能是因为当时阮先生的这个研究领域还真的是个“冷门”。

读书周刊：阮先生是在为“冷门学科”争取学生。

邵甬：可以这么理解吧。改革开放以后那段日子百废待兴，城市建设的浪潮汩汩而来，“破旧立新”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很多地方拉开了旧城改造的序幕。

大家的关注点基本上都在“破旧”上。一时之间，那些老的房子被简单地与“落后”“破败”等同，被认为“不能代表现代”“终究是要拆除的”。拆除的目的，就是腾出空间建造高楼大厦。

那时，可能不光是老百姓，就是在专业人士的眼中，高楼大厦也是现代化的象征。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提“遗产”“保护”，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在学术界，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人有着国际的视野，他们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这个世界遗产名录的意义是什么。阮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差不多在1993年、1994年，有一些老先生觉得，我们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已有数年，但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基本上都属于考古遗址型，不是活态的遗产。中国历史上，前前后后出现过两千多个历史城市，竟无一入选。他们觉得，这跟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丰富的城市形态很不匹配。于是，他们就在全国寻找合适的申报城市，结果发现，有两个城市相对来讲属于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一个是平遥，一个是丽江。

阮先生正式开始深度接触“世界遗产”相关工作，应该就是在平遥和丽江申遗时。平遥和丽江在1997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此之前，阮先生已为之准备了多年。

申遗成功意味着“无限期的责任”

读书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理解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和意义？

邵甬：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但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上世纪60年代初，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时，尼罗河水将淹没阿布辛贝勒神庙的原址，为保护神庙这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和文化瑰宝，世界各国展开了积极的合作。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同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以及一系列的申报和保护措施，正是希望通过各国人民合作，确认、保护、保存、展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将其代代相传。

可见，该公约的初衷，真的不是说，因为你很有名、很有价值，就颁给你一项荣誉，让你变得更有名，不是这样一个概念。而是说，入选名录的世界遗产要承担起保护全人类的文化瑰宝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逐渐成为共识，并展开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我也很幸运，因为跟随阮先生学习，从开始懵懵懂懂地将申遗等同于“争取荣誉”，到慢慢理解这项工作的初衷。等到我全面思考“申遗成功以后怎么办”，差不多是2000年以后了。

这真的是一个颇大的变化。2000年以前，大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申报成功，对申报成功以后的责任并不清楚。到了2000年以后，大家慢慢意识到，申报成功以后，要源源不断地、无限期地为遗产保护工作努力。

比如说，哪里坏了就要去修，定期、不定期地去修、去维护。然后，要建立完整的安全监测体系，以确保遗产地的建筑不被火烧、不被水淹、不被人为破坏。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保护人员具有非常强的责任意识，而且要时刻保持警惕。

读书周刊：相关人员意识到如此重大的“责任”，是因为某些案例出现、付出了代价，还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更深层的觉悟？

邵甬：这两种情况都有。有一些是蒙受了损失。比如前两年，一不留神，巴黎圣母院遭遇火情，引发重大损失。同时，随着大家对国际规则越来越熟悉，对相关的责任也有了更深的领会。每一年，世界遗产中心还会通过议题设置，不断深化大家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推动世界各国专业人士形成共识。

而且，经过多年努力，世界遗产大会逐步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监测制度。今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举办。本届大会对200多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进行了审议。会上，《世界遗产名录》等各项清单发生重要更新。除了有34个项目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个已列入项目实现重大拓展，还有1个项目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成为过去10年遭除名的首项世界遗产。

出现被除名项目、多处遗产项目收到“黄牌”的情况，意味着世界遗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各国当引以为戒。这提示每一个缔约国，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和义务，不是说拿到这块“牌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文化遗产地的日常生活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

读书周刊：从2000年至今，一晃又是20多年。在这20多年中，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经历了哪些重要进展？

邵甬：首先，世界遗产大会的议程在不断完善，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构的工作机制、工作程序也在不断完善。在每一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咨询机构都会对现行的遗产制度提出建议或质疑。2000年前后，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缔约国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到近几年，“如何让世界遗产更可信”成为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

其次，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如何与遗产地所在的社区紧密联系，也成为备受重视的议题。简单来说，就是当一项文化和自然遗产申报成功后，不应该“高高在上”，而应该和当地的社区紧密合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促使遗产保护工作在复兴社区文化、转向可持续发展的路上，做出更坚实且影响深远的贡献。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从原来的注重申报，变为将申报工作与后续保护工作结合起来考察。能否在申遗成功之后，使项目进入科学、合理、可持续的保护进程，成为衡量一个项目能否入选名录的决定性要素。

读书周刊：2002年，您主持编制《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规划》，2006年主持《平遥古城保护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这两份规划的名称里都有“保护”二字。

邵甬：是的，这两份规划都属于“保护规划”。在保护规划里，我们需要审慎探讨：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保护的范围是什么、保护的机制是什么。这些内容都要通过保护规划来理清。

为了制定保护规划，我们对丽江、平遥做了大量实地调查与研究，把项目范围内数千个院落一个个跑了下来。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保护“活态遗产”的重要性。在这些活态遗产中，我们不能仅仅保护物理的空间，还要保护当地人在这些空间中不断生成着的生活。这些生活本身，还有当地人和遗产地之间的关系，都是构成遗产地价值的重要部分。

比如，我们挨家挨户跑的时候就发现，一些院落的前世和今生有很大不同，院落里发生的故事能够折射出这个城市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一些建筑空间的结构或基本格局，因生活在其中的人发生变化而变化。通过这些生动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整座城市不同时期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方式等方面变迁的痕迹。这种生活场景与遗产地传统建筑、城市空间之间的高度依存性、共生性，往往体现出一种古人处理人地关系的智慧，使其成为一种传统的人类居住地的杰出范例。也正是其中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让这些遗产地具备了有别于其他文化遗产的特殊魅力和价值。

对于这一类遗产地，我们无法做到像故宫那样进行封闭的“博物馆式保护”，但我们可以把此间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所依托的物质空间合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保护与发展。

世界遗产城市就是这类活态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历史城市》分册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做了专门而详细的介绍。

十年磨一剑见证遗产保护理念进阶之路

读书周刊：听说这套丛书在2006年前后开始酝酿，首个分册《历史城市》与读者见面已是今年。

邵甬：这套丛书确实很早就开始酝酿了。我在2008年加入了这套丛书的撰稿者队伍。

当时的背景是，尽管“世界遗产”主要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但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和遗产保护理念已逐步成熟，实现了从“跟着别人的思路走”“有什么报什么”到“更多发挥申报主动性”“拓展申报遗产类型”的转变。申遗“要强调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申遗成功意味着“责任多过荣誉”渐成共识。

策划这套丛书时，大家都觉得，国内介绍世界遗产的书已经不少，如果只是围绕遗产地做一点泛泛的介绍，没有太大价值。经多次讨论后，一个以同济大学、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主体的编写团队组建起来，参考《世界遗产公约》和操作指南的分类，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将整套丛书共分为12册（综述1册、遗址1册、遗存4册、传统生活2册、文化景观和混合遗产2册、自然遗产2册）。其中，遗存包括建筑、工程和石窟寺等，传统生活包括历史城市和历史村镇。当时，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申遗才刚启动，因此，文化线路这一类型作为预备清单名录，放在了工程一册。

截至今年，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已有56处。而在丛书策划之初的2006年，我国虽然已经拥有30处世界遗产，但世界遗产中的一些新类型，比如文化线路，还没有成功的案例，一些新概念也尚未完全形成共识。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各自领了撰稿的任务。我们都有在第一线工作的实践经验，在遗产保护领域有长期的研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学术成果。大家相信，只要通力合作，是可以把“世界遗产在中国”这个主题阐述得比较清楚的。

差不多在2012年，《历史城市》分册的第一稿基本完成。但我自己觉得不够完善。一方面，中国“世界遗产城市”队伍继续壮大；另一方面，学界对世界遗产城市价值和保护实践的探讨也不断深入。比如，在平遥，我们编制的保护规划落实、推进得相对较缓慢，丽江也遇到了过度旅游等新问题，如何对此进行引导，成为新的研究课题。而澳门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些棘手的现实挑战。后来，鼓浪屿申遗成功，需要纳入写作计划。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关于遗产地特征的理解、对遗产地价值的理解、对工作方法和保护措施等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调整、完善。不仅申遗成功后的保护问题非常复杂，保护规划光落地还不够，要经由时间和实践来验证其有效性。那些得到验证、被实践证明其有效性的设想，那些既符合国际规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才真正值得记录和总结。这本书体现的仅仅是我们实践体会的一小部分。一路走来，深感“十年磨一剑”的必要与不易。

当地人和当地社区的力量让遗产保护更具韧性

读书周刊：您曾说，在各种类型的世界遗产中，作为活态遗产的历史城市保护变化最多、挑战最大。如今，我们找到应对挑战的好办法了吗？

邵甬：历史城市保护的最大挑战，来自城市的变化是绝对的。在持续变化的过程中，不仅有城市本身的发展问题，还有当地人的心理变化，多种因素交织，非常复杂。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对变化保持敏感，另一方面，对变化要有很强的调适能力。面对不断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保护规划、保护政策都要积极应变、不断做出调整。2018年，我们针对平遥上一轮的保护规划，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从中发现，当地在遗产保护工作中既有一些做得很好的部分，也存在一些新问题。目前，新一轮的保护规划已经启动。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我带学生去平遥做了一次田野调查。这一次调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疫情发生后，在平遥当地，那些完全为旅游业服务、走纯流量经济路线、对商品品质不作打磨的店铺受到的冲击较大。反而是当地居民、手艺人爆发出的一股韧劲，较好地扛住了疫情的挑战，找到了一条不仅可以“活”下来、还能“活”得蛮好的新路。

历史上的平遥古城曾经富甲一方、能工巧匠云集。一些传统手艺虽精美绝伦，却因不擅长包装推广，光芒逐渐被一些更擅长吸引人眼球的新店铺掩盖，步履匆匆的游客很少会关注到。恰恰是在这次疫情中，他们由于表现出人无我有的独特性，并开始尝试通过网络直播等新技术平台介绍自己、传播自己，获得了迎来重生的好机会。一些非遗传承人告诉我们，借力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他们收到的订单比疫情前多了很多。一些年轻人还在网络上推出自己的传统手工艺课程，赢得了不少新粉丝和新订单。这深深启发了我和我的学生们，印证了我之前一直强调的“以人为核心”的保护路径，也让我们愈发相信，那条最可持续的遗产保护之路，一定是怀抱着当地的文化传统，通过当地人和当地社区的力量，自发地破土而出。而且，这样一种力量因其本地性、自发性，更扛得住未知的风雨。

如果下次再有机会完善书中关于平遥的部分，我想，我可能会更多解读“人”与“城”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人，尤指本地的居民，包括历史上和现在的。

专家学者之于遗产保护地，终究是外来的。搞几场活动，拉动一些流量，只能暂时吸引眼球。当地政府和常住居民才是保护工作当仁不让的主体。当地政府的力量，当地人的力量，当地社区的力量，对遗产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专家需要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努力将地方的保护力量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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