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吏胥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
清代吏胥集团是一个在人数上数倍于官员的群体，他们与官员等其他利益集团一样，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吏胥群体的组织形式中，主要以与自然性相关联的血统、地域等古老的社会关系为表现形式，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以对人的依赖关系为标志，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种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它通过建立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和趣缘等关系纽带，以保持其共同体内的团结，共同应付官场局面，获得较大的利益。有关清代吏胥群体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如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缪全吉的《清代胥吏概述》、周保明的《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日本学者加藤雄三的《清代胥吏补缺过程中的交易》①等，都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点予以探究。本文以此为基础，从两个视角——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官僚士大夫，另一方是吏胥——来看待吏胥的社会关系，以期对该问题有一个合理的分析与评估。
一、吏胥之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指因血缘和婚姻联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中国古代的帝王，从私有观念出发，希望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使家天下能传之无穷；官僚权贵希望永远保有居于社会上层的地位；民间艺人也有传子不传女的习惯，希望某些技艺永为己有，这些做法都是力图让既有利益能够在家族中长期存在下去。吏胥也不例外，他们对吏职的承替逐渐形成了一种掌控力量，以致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一种血缘性的顶替，即让吏胥之职在父子、兄弟、子侄、姻亲之间相承袭，这虽无制度支持，而且为法令所严禁。但是，吏胥之职在家庭成员间继承实际已成为各级官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宋代政论家叶适就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②苏东坡在言及官员宜久任时说：“夫吏胥者，皆老于其局，长子孙于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长子孙之吏，此其相视如客主之势，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③南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居官者迁徙不拘岁月，而为吏者，传袭及于子孙，以数易不常之官，御生长子孙之吏，坐曹而问，莫究源流，涉笔以书，唯牵例比，顾虽弊蠹百出，何暇爬梳……吏强之患，实基于此。”④虽然其语境是谈论官弱吏强的缘由，但也可看出两宋吏胥不乏家族传承的现象。至元代，成宗年间的江西所辖路府州县，其司吏多为“小土豪之家”，他们本身为吏，又将“兄弟子侄亲戚人等，置于府州司县写发，上下交通，表里为奸，起灭词讼，久占衙门，不肯出离乡土”⑤，这些吏胥久于其职，熟悉人情，以血缘为纽带盘踞衙门，把持狱讼。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明代的情形时，与宋人叶适持相同看法：“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因为官员任职要回避本籍，回避亲族，官员又有升降流动，而吏胥则既是本土的，又在实际上世代相承，如同固守某地的封邦一样。黄宗羲针对当时的情形说：“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而后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⑥反映出京城的吏胥录用经常在家族内传承，甚至私自顶替。著名学者顾炎武也指出，明代州县的一大弊政在于“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⑦。万历年间，吏科署理给事中张延登上疏，认为吏部铨选之官应久于其任，不应频繁迁转，原因在于“吏胥之窟穴其中者，皆长子孙，亲戚相传，云仍世守”，以“席不暖、突不黔之官，御子孙相传世守之吏”，“安得不受侮于吏哉”⑧？从该奏疏中可见，明代京师即便是吏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所用吏胥也是子弟承继。
吏胥之职在家族间传继，至少也是前任所选定，这种情形已历经若干世纪。清代的情形也莫不如此。清初文人侯方域言：“吏胥之子孙相沿袭，亲若友相援引者更迭为之。”⑨雍正朝名臣陈宏谋指出，吏胥往往“子弟亲戚，转相承授”⑩。乾隆朝刑部右侍郎阮葵生言：“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若孙；官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即年满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11)尽管朝廷设置了吏胥服役年限，并禁止重役，可是吏胥还是能久于其职，世守其业。道光年间，京城各衙门书吏盘踞职位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他们即便退役，接替者也都是亲戚子侄。御史万启心言：“近来京师各库及税务衙门书吏，当役满告退之后，其接充者，非其子侄，即其亲戚。如银库书吏，大半皆系史姓，崇文门税务书吏，大半皆系张、王等姓，盘踞把持，已可概见。”(12)京师官署所用书吏中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关系，户部银库的吏职多为史姓占据，崇文门税关的吏职则多由张、王等姓把持，直到几十年后的光绪朝，户部银库最有名的书吏仍为史姓，如史恩涛。不仅中央官署如此，地方衙门也有依靠血缘关系承袭吏胥职位之事。道光十二年(1832)，在浙江绍兴府，已革库书潘鸣皋在被处徒刑遇赦后，仍有能量“令亲戚子侄辈王耀如等三四十人，充当各房书吏及各班头役、杂役”，因为绍兴府的差役、幕友、绅士，皆为其羽翼，当他庞大的家族人员供职衙门后，每遇公事，潘鸣皋仍能“入署关说”，索贿于人。另一库书徐燮堂，在自己被革后，也是令妻弟任炳南出名充当库书，他则“在身后主持”。此二库书终因他案东窗事发，在道光皇帝的干预下，他们的子侄亲戚如库书王耀如、粮书潘治平、潘召棠、户书徐廷椿等人，都一并斥革，徐廷举、徐载扬则被退回，永远不许更名复充。潘、徐二人也被发边充军(13)。同治朝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濬颐批评说：“至于吏役，则京师及各行省，无不父以传子，子以传孙，一若官俾之世其业者。”(14)嘉道时期思想家包世臣认为，唐宋以来，“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遍及天下”(15)，指出了吏胥任用制度上的欠缺。其他文献也多有“(书吏)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16)，“夫衙役有额设者也，江南则千百成群，各有顶首，占踞衙门，吞噬百姓，一役而父子兄弟传为世守”(17)，“吏则祖孙父子相传，几视为一成而不可易”(18)，“(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19)等类似记载，均能说明清代吏胥承袭中的血缘关系，表明官府的管理并不到位。嘉庆时期河北天理教起义的首领林清曾任书吏，其职即为承袭其父而来，其父隶籍顺天府大兴县黄村宋家庄，任顺天府南路厅黄村巡检司书吏，父死之后，林清一度继任黄村书吏。
有时候吏胥未能世袭其职，便出租该职位，即以“缺主”的形式继续把持其职，向顶职者收取“缺底钱”，或称“顶首银”。如林清的父亲死后，曾将黄村巡检司衙门书吏之缺顶与他人，顶缺者每年给林清的母亲京钱五千文，后因其不肯给钱，林母便向南路厅控告，终将书吏缺底归还，由林清接充(20)。这种现象皇帝早已知道，雍正就在上谕中说：“书办尚有更换，缺主总无改移，子孙相承，竟成世业。”(21)嘉庆皇帝也说：“书吏役满，继充之人出钱顶补，名曰缺底，竟有盈千累万者。”(22)在坚守自己的私利方面，吏胥可谓不遗余力，而朝廷竟也屡禁不止。
吏胥之间还通过联姻，密切其群体关系网络。例如，州县吏胥与督抚司道吏胥之间，沟通固结，“姻娅而往来”(23)。又如光绪朝御史陈恒庆曾记京城范、陆两书吏联姻之事，两书吏各以80抬聘礼和嫁妆示众，不料因铺张炫富，招致一对新人日后被贼人打劫(24)。
清代在官员任用上有血缘回避制度，凡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官阶低者需回避，以防范官员徇私舞弊，而在吏胥的任用中却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现象(25)，这种血亲之间的顶替，破坏了公开招募吏胥的录用原则，与朝廷为防止吏胥盘踞衙门而令其五年退役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吏胥的这种有意行为，是出于长期盘踞衙门、借以谋利的需要，也是对五年退役规定的变相否定。显然，朝廷对吏胥承充年限的规定有其不合理性，所谓吏胥服役五年必须退役，且不得再次充役的制度设计，是沿袭“服役”的思路而来，实则胥吏也是公职人员，其中书吏更是有专业技能的行政人员，朝廷为了避免吏胥长期服务于官府所带来的营私舞弊、操纵政务，便采取缩短其服务年限的办法，而官府对熟练的专业人员不可一日或缺，官员对重役现象、“缺主”现象并不真的追究。事实上由于制度设计未尽合理，吏胥自然就有了应对之策，出现了吏胥重役、长期服役以及子弟承袭的局面。当然，无论如何这种血亲之间的顶职行为都是官场毒瘤，它既制约了吏胥群体素质的提高，也破坏了吏职任用中的公平性，使吏胥的选用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继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
二、吏胥之地缘关系
地缘是因出生、成长于同一地域而结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地缘、职缘都是类血缘的组织形式。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26)。在明代中晚期的官场中，吏胥因血缘和地缘结成的关系网络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京师大小衙门中，其吏胥多为浙东绍兴人。据万历时期地理学家王士性言：“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27)“越”指绍兴一府八县。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说：“(京官)一入衙门，则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28)万历四十年，吏部文选司主事董应举上疏条陈铨政九事，其中多款事涉吏胥，他说：“吏部当该书办，独浙人为之，或仍本贯，或冒北籍，俱以农民私相引授，胶固盘结，牢不可破。于是本部堂二月有条禁冒籍吏役之疏，欲令四司当该，皆拣两考实历，不许私引，已得旨矣。而是月即有稽勋司侍亲科当该吴应祥私引扬王庭、验封司实拨科革出当该徐继仕私引潘鹤龄。”(29)其时，吏部的当值书吏都是浙江人，他们为延续地域小集团的利益，便在同乡间私自袭替，暗中接受了并不合乎条件的继任者的顶首银两，这类事情竟是“牢不可破”，可知浙江籍吏胥在京城衙门经营已久，已形成地缘优势。在中央各衙门中，尤其是户部多吴越之人，天启时期广西布政使谢肇淛说“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吴越人也”(30)，此前沈德符也说到“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31)，这应与吴越地少人多、精于计算、师徒相传等因素有关。据清朝乾嘉时人昭梿的看法，此事与明代万历时期的大学士朱赓有关，在朱赓执政时，“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32)。朱赓是绍兴府山阴县人，昭梿认为，在朱赓主政的万历中期，京师官署多用绍兴书吏，此习俗遂沿袭至清代。《民国萧山县志稿》也记载，万历时期绍兴人多奔走京师，他们“图为幕宾，为掾房，为仓场，为库务、巡、驿、尉、簿之属，岁以千计”(33)，可见绍兴人乐于迁徙，到京师谋生者众多，其就职范围颇广。
明代中晚期的京师衙门除多用绍兴人为吏胥外，也有同一官署的书吏被某省同乡垄断的情形。对此，嘉靖朝吏部尚书许讚批评说：“人之常情，孰不庇其乡里，孰不庇其亲戚。党与多则弊端滋，耳目广则关节易。若使一司之吏，尽用一省之人，或六七人，或十余人，自然有坏事体。”(34)在中央各衙门书吏任用中，旧吏将缺位卖与同乡、亲属，以致一个部门中全用一省之书吏，乡党之间自然更便于联络感情，相互庇佑。由此也可知，并非只有绍兴籍书吏盘踞衙门的情况。
至清代，京师衙门吏胥多为绍兴人的情形并无大的改观。顺治初年，当朝廷派往各地榷关的差官一出，必定要招募数十名书吏，结果是“绍兴棍徒，谋充书吏，争竞钻营”(35)。在乾隆朝京师的工部衙门，“部中书办籍隶绍兴者多”(36)。乾隆四十三年，刑部挖改城票骗银案的涉案书吏冯士杰，也是“籍隶浙江绍兴”(37)。光绪间因索贿被长官革究、反过来却请御史将其长官劾倒的户部银库书吏史恩涛，亦绍兴人。据记载，史恩涛任户部经承六年，家赀数十万，其房屋连亘，院落数层，日有伶人为其烧烟，饮食精致，烹饪豆腐用鸭汤煨入味后，再以金华火腿屑作寿字，饮酒则用陈年绍兴酒，可见其生活奢华，且饮食习惯保持着浙绍之风(38)。嘉道时期思想家包世臣也说，曾有中央部臣提出，六部经承，“皆绍兴客户，盘踞为奸”(39)，招权太重，建议将他们都驱赶回籍。清代中晚期有一首竹枝词言：“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40)说到京师六部绍兴书吏善于谋划，生财有道，还在家里请有贴写相助。这些都一如咸丰朝有经济之才的官员金安清所说：“向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自明即然。”(41)近代名士、山阴人李慈铭也说：“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42)近代学者夏仁虎在记清末北京风俗时写道：“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43)其中论及书吏中绍兴人居多，他们“世世相袭”，因此，相对其他地域的人而言，浙绍人更具习吏的地域优势。
与京城衙门多绍兴籍吏胥、幕宾的情形相一致，清代京畿附近寄居着一批绍兴人。如林清的父亲林先就是由绍兴迁来顺天府大兴县黄村宋家庄定居，充任黄村巡检司书吏，其父死后，林清继任黄村书吏，后转赴江南丹阳县衙充任长随(44)。户部银库吏史恩涛也是绍兴人，其索贿一事案发后，他“惟恐递解回籍，则都中狡窟不能守，因冒籍涿州”，这样当他禁羁一年释放之后，仍能往来京城和涿州之间，“豪富自如”(45)。雍正二年浙江巡抚黄叔琳在上奏中说到京师“各部书吏绍兴人冒籍顺天等处”(46)，说明顺天府所属县聚集着很多绍兴人。雍正年间，世宗痛恨幕宾、讼棍为害朝政，将京城的师爷赶至顺天府涿州县，该县城外遂形成大绍村、小绍村，寄居着大量绍兴人(47)，在这个绍兴人寄居之地，应该也会吸引到京城吏胥往来或居住于此。
绍兴人同乡意识浓厚，绍兴籍吏胥既来自同一地域，就会有同乡间的活动，用以联络感情，相互帮扶。清代辽宁朝阳县的绍兴书吏和幕友，就在其任职的朝阳县捐资修建了绍兴庙，他们“系清初浙绍人随县尹”而来(48)。每到农历七月十五中元日，朝阳县的绍兴人都要举办盂兰会，焚香致奠，敬礼神明。这也是远在异乡的绍兴人交流情感、寻求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
吏胥既多绍兴人，又子弟相承，呈现出血缘和地缘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职业特点。有了这种血缘和地缘紧密连接的纽带关系，吏胥可以相互援手，互通声气，同进同退，在官府构成一种政治性力量。当然，这只是吏胥关系网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组织形式还是业缘共同体。
三、吏胥之业缘关系
业缘是指因从事同一职业而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它是血缘意识和地缘意识的泛化，吏胥通过职业活动也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清代各级衙门中，吏胥人数众多，所办事务类似，有共同的利害存在，而且上下级衙门之间有垂直的行政联系，在频繁的公务往来中容易产生私交。以清初上海县衙门的书吏姚廷遴为例，康熙四年(1665)大年初六，松江知府的差役来县署要该县应差图分册等，知县便命工房吏姚廷遴接待府差，并与他商议对策。康熙三年，姚廷遴到苏州了解杉炭价格，事情结束后，特意借道松江，拜访了松江府工房吏周奕甫。姚廷遴常与抚院、道、府、镇江将军、海防厅及华亭、娄县等衙门的差友一起办理公事，然后相互宴请。一次，姚廷遴去松江府城办差，得知江苏巡抚衙门的差役正坐镇督办该事，他希望能顺利办成此事，于是请知府衙门的差友帮忙周旋，费银几两仍无效，海防厅差友继贤又出面在家中宴客，“为我即请府房包玉衡、周奕甫相商。其家内亦体面，是夜设酒三席，十大十小，列东、西、南而坐，总是为我，约费他三两有余，亦见多情”(49)。由于上下级衙门吏胥之间多有公务上的联系，自然就使各级吏胥之间由工作关系而演变成私人交谊，有些吏胥也会尽量将上下级同行变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这样遇事时能相互支援。
除了公务往来及由此而生的人情往来外，吏胥为了共同的利益，也需要呼朋引类，互通声气，上下沟通。光绪二十七年上谕云：“惟闻各省院司书吏，亦多与部吏沟通，其各府州县衙门书吏又往往沟通省吏”(50)，鲁一同也说：“州县之吏，与督抚司道之吏，其势必相为首尾，交通固结，姻娅而往来”(51)，所以才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即“吏胥之有罪者，县发觉之则入于府，府发觉之则入于道，道发觉之则入于院，至于院而人不敢复问向之所为，府者县者转而与之抗礼，道者降而接之以温颜”(52)，甚至“在外省罪迹已著，则潜入京师”(53)，因为衙门越尊贵，越容易隐藏巨奸。当他们结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时，各种受财鬻狱的事情就轻易无人敢发，无人能发了。以咸丰年间杭州城内的禁赌为例，有“段青天”之称的浙江按察使段光清亲自驱逐了桥头街边的小赌局，但是大的赌场仍然存在，原因是县府差役及营署员弁都接受了馈赠，官府便听之任之。这位按察使早已知情，遂带数差往拿。赌局得知，颇觉讶异：“谁来拿赌？”想到官府都拿过他的规费，局家仍不以为意。按察使却是认真办事，原来赌局是布政司衙门的书吏和县衙门的差役二人合伙开办。当按察使将二人带回臬署时，街上的人不免发笑，因为近年来还没有听说官府在杭州城中禁过赌的。当晚，按察使命署中值日头役暂将二人看管在家，不料夜间亲自到该头役家来打探者，灯火络绎，可见两名书差气焰夺人，关系网强大(54)。
体制实际赋予了吏胥以行政权力，于是上司衙门的吏胥也就可以压制下级衙门的长官及吏胥。道光朝留意实学的举人鲁一同说：“以今言之，州县之吏病民而止尔，司道之吏能病官，督抚之吏病大吏”(55)，鉴于上级衙门的吏胥逐层欺压盘剥下级官民，他建议从改革现有行政架构入手，先裁去道和按察使司，再将督抚之权交与布政使，而布政使不得越过知府与州县相通，要加强知府及州县的权力。“故裁道与按察而减督抚之权者，非徒省官而少事也，所以掘发豪胥横吏之巢穴，使州县之吏惝然失其所恃，而后可以独断而有为。”(56)一旦减轻上宪之权，则所依附之吏胥之权亦减，从而州县官的职权得以伸展。显然，这样的改革并不符合朝廷在地方管理中广置机构以相互监督、制约，不致一方崛起的设官原则，在决策者的眼中，行政机构设置的安全可靠远比其行政效率重要得多。
为了加强吏胥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增强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意识，吏胥普遍开展同行之间的活动，并有共同遵奉的行业神。早在宋代，京城各官署的吏胥就有这种职业认同意识，他们以传说中汉字的创造者苍颉为祖师爷，每至秋天，必凑钱演剧酬神。据南宋高宗朝户部尚书叶梦得言：“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曰苍王。盖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门里，皆于中间用小木龛供佛，曰不动尊佛，虽禁中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罢斥，以为祸福甚验，事之极恭。”(57)京师各衙门吏胥既以苍颉为祖师爷，又在衙署正门内，摆上小木龛，供奉“不动尊佛”，希望能长久服役，其职业如不动尊佛一样难以撼动。由于吏胥中不少人掌管簿书案牍，故奉苍颉为行业神。在中国古代，百工技艺都有自己的崇奉偶像，如伶人尊唐玄宗，木匠祀鲁班，酒家奉葛仙，茶业供陆羽。在清代，吏胥则以汉相萧何、曹参为行业神。乾隆朝大学士纪昀言：“胥吏祀萧何、曹参”(58)，因萧何、曹参都曾任秦朝沛县狱吏，故后代吏胥以此二人为祖师爷。乾隆朝文学家李绿园在《歧路灯》第五回中，记河南布政司衙门上号房钱书办家中“正面桌上伏侍着萧、曹泥塑小像儿，满屋里都是旧文移、旧纸结糊的”，该书办家中供奉的正是萧、曹塑像。吏胥还定期举行活动。如每年农历二月二日，湖北长阳县“书役作会”(59)，地点就在衙署内，为期三天。在河南封丘，“吏胥有萧曹会”(60)。咸丰五年(1855)，陕西洵阳县署九房吏胥捐资建成三贤祠，“三贤”即萧何、曹参和张良。从所立“九房公议成规碑”看，每年四月二日为办会日期，九房分成三家，每三房为一个承办单位，轮流办会。所需花费每千文钱中，户房认200文，仓、架房各认150文，刑、礼、承房各认100文，吏、兵、工房各认66文。招募习书要交纳入会钱。经常在衙门办公并曾捐资修祠的书吏，其子弟如读书有成，会内将给予公帮钱八千文。“成规碑”还规定，各房招募习书，每人要交入会钱16 000文，认师钱3 200文，给庙夫钱800文，吏房规成钱4 800文，并在庙内置酒三席，通请各房先觉(61)。在隆重的祭拜仪式以及办会、入会的过程中，能使人际关系融洽，提升自尊心，增强归属意识和安全感，并能起到规范书吏的作用。
吏胥还经常聚集在各衙门附近的酒肆茶楼和戏园游馆，很多违法之事往往在此交易。道光朝官至陕西巡抚的陶廷杰说：“臣闻(京城)酒肆茶房，戏园游馆，无日不有书吏充斥其间。或逢人撞骗，或借生事端，或密札交通，或得钱舞弊。”(62)四川也是如此，当民众在茶坊酒肆讲论买卖地亩之事时，“差役必从中百计纵恿”(63)，进而得利。有鉴于此，官绅们反对吏胥集聚在一起。晚清学者谭献即言：“禁止官寺前后茶社酒家，比屋张设。若辈群聚，非罗织小民，即窥伺官长。少一群聚之地，省事必多。”(64)但是，由于“若辈羽党众，窟穴深固”(65)，他们因职业而形成的各种关系网非一日可以打破。
由于行业内部利益的共通性，因此，吏胥不但多有群体违法的事件发生，还有集体罢工的情形出现。雍正初年，广东潮阳县衙役不满新任知县的管束，竟集体罢工，“登东山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返”(66)，知县魏某只得请豪绅出面，好言劝回众衙役。雍正六年，在保定府容城县，因知县李钟俾惩役过严，也发生过吏胥挟官罢工事件，“六房书吏及三班衙役俱各散去”，雍正帝得知后批评其藐视法律，应予严究，还说“昨者山东亦有类斯一事”(67)。显然吏胥是以共同进退的方式来要挟官府，而且往往能达到目的。
吏胥之间不仅仅是同行伙伴，也是竞争关系，加之吏胥更重利益，故而也存在着彼此相争的一面。“胥吏惟利是视，同侪喜相排挤，鲜能敦朋友之谊，不避患难，挺身相救者”(68)，可见其业缘关系的复杂和多样性。
吏胥在职业互动的过程中，也会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走到一起，这也可视为趣缘关系。光绪十四五年间，京师有一个由票友组成的戏班颇为有名，创办人是理藩院书吏韩季辰，人戏称“韩票”。其班中人才很多，最负盛名的是陈子芳和魏曜亭，陈唱旦角，是兵部书吏，魏唱花旦，也是某部书吏。韩季辰自饰小生，演技尚可。他们排演过很多新戏，如西湖生、德正坊、福寿镜本戏等。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凡堂会、团拜诸举，无韩票反为减色。只不在戏馆出演，每逢堂会，谭鑫培、孙菊仙时加入串演(此皆本家所约，非韩票所能致)。张文达(之万)当国时，最喜听韩票，因之各大员及各名流多附和之。若寿子年(耆)、准仲莱(良，彼时皆为编修)、宝湘石(棻)、那琴轩(桐，彼时皆为户部司官)，各家每逢生日或喜庆事，无不以演此为荣，因之哄动九城矣。”(69)清代规定，京官禁止入戏园酒馆，但是在每年元旦团拜时，可在衙署或会馆延请戏班演剧，即唱堂会，此时团拜者就请来书吏韩季辰的戏班。此外，翰林院编修寿耆、准良，户部司官宝棻、那桐，其家中有生日或喜庆之事时，也以请该班演剧为荣。该戏班属玩票性质，其创办者和主角都是部院书吏。他们在职业相同的基础上，又找到了相同的爱好，建立了自己的戏班，以此作为交流情感、编织人脉关系的一种助力。
四、结语
清代吏胥以血缘、地缘、业缘乃至趣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政治利益集团。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署中，吏胥多为父子兄弟相承袭，他们不但久于其职，世守其业，而且即便离役，也能把持“缺底”，以“缺主”的形式继续操纵用人，最终使吏胥的选用变成赤裸裸的“权力继承”。这种血亲之间的顶职行为，破坏了吏职任用的公平性，阻碍了吏胥群体素质的提高，成为吏胥任职制中的一个毒瘤。吏胥的任用还体现出地缘性特点，在京师衙门，浙江籍尤其是绍兴人充斥于吏胥职位中，他们更具地域优势，以致盘踞衙门，结成牢不可破的“绍兴人脉”关系。吏胥也有着较为广泛的业缘关系网络，某些吏胥在州县作奸犯科案发后，能转入府城衙门继续为吏，在知府衙门事发则转入道员衙门，在道员衙门事发则进入督抚衙门，直至潜入京城，上下级衙门的吏胥之间往往相互庇护。吏胥有共同的行业神崇拜，有入会、办会的仪式以及建祠立碑的行为，借助这类血缘、地缘和业缘纽带的助力，他们可以在官场互通声气，相互援手，同进同退，结揽把持。对利益的追求是他们结成政治联盟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当然，在官员队伍中也有同年、同乡、师生等关系纽带，官员也有各自的利益集团，但它显然与吏胥的情形有所不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也更为严格，其制度设计更为周密，官员任职必须回避本籍和亲属，虽然也有结党营私者，毕竟难以在血缘和地缘方面形成突破口。
鉴于吏胥讲究乡党戚谊，其袭替往往在血亲间进行，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故而朝廷上下有“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遍及天下”的巨大忧虑，各种官私文献中频繁出现对吏胥群体的激烈批评意见，官府也屡加禁革，却并无成效。
对这种现象的担忧和抨击当然值得充分重视，事实上它也是清代政治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但是，我们对此还需辨明其另一个层面，即从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和吏胥的合理诉求方面再加分析与评估，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评判的标准。首先，如果从吏胥自身的角度考量，他们之所以固守血缘、地缘、业缘等纽带关系，是要获得来自群体内部的支持和庇护，以保持其利益，这也是对朝廷五年即役满离职规定的一种否定，其实正是朝廷忽略了吏胥合理的利益诉求，未给予其应有的上升空间，才迫使他们从制度外寻找出口，牟取不当利益。其次，由于吏胥有其遭受社会主流意识歧视之处，他们才会努力寻求各种社会关系并隶属于它，以弥补心理落差，消减官府和社会舆论给予的轻贱色彩，而各种纽带关系越多，其内部的凝聚力就越强，也就能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并取得社会制度不曾赋予的某种程度的个人尊严。当我们从上述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之后，就有可能正确评估掌握话语权的君主和官僚士大夫的批评意见，在吏胥群体的不当利益追求与合理诉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而不致顾此失彼。
注释：
①参见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缪全吉：《清代胥吏概述》上、下，载(台湾)《思想与时代》1965年，第128、129期。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69页。加藤雄三：《清代の胥吏缺取引につぃて》(一、二)，載《法學論叢》第147卷第2號、第149卷第1號。
②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吏胥》，《四部丛刊》本。
③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七《治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十之三九，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⑤《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吏制·司吏》，元刻本。
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胥吏》，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⑦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九篇》，载《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16页。
⑧《明神宗实录》卷五八四，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⑨侯方域：《额吏胥》，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⑩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序，清同治七年(1868)楚北崇文书局刻本。
(11)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七《论吏道》，中华书局1959年，第182页。
(12)《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七，道光十九年十月庚辰，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3)潘鸣皋、徐燮棠案，参见《清宣宗实录》卷二一四，道光十二年六月己亥。
(14)方濬颐：《世吏世役说》，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5)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三《说储缘起》，清包氏小倦游阁钞本。
(16)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三《驭衙役》，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金陵濂溪书屋刊本。
(17)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清钞本。
(18)无名氏：《驭吏刍言》，载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9)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习尚》，载夏仁虎：《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20)托津等：《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一，清嘉庆武英殿刻本。
(21)《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六《吏部·书吏·承充》，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本。
(22)《清仁宗实录》卷六十五，嘉庆五年四月庚申，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3)鲁一同：《胥吏论四》，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24)陈庆溎：《谏书稀庵笔记》，载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25)其实在幕宾选用中，也存在着血缘和地缘上的纽带关系，如子承父业习幕，或同乡之间相互援引，绍兴师爷遍天下等。据朱寿鹏《光绪东华续录》卷一二二记载：“刑、钱两席，各省皆有党援，大半皆浙绍人，私为世业。”幕宾中还更多一层师徒关系，据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二所记，嘉庆年间，绍兴人王立人在云南行幕多年，云南幕宾“皆其门下士”，他则俨然“幕宾盟长”。
(26)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72页。
(27)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第71页。
(2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京师名实相违》，中华书局1959年，第610页。
(29)董应举：《崇相集》卷一《条陈政事疏》，明崇祯刻本。
(30)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298页。
(3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算学》，中华书局1959年，第889页。
(32)昭梿：《啸亭续录》卷五《明末风俗》，中华书局1980年，第512页。
(33)《萧山县志稿》卷二十八《琐闻》，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
(34)许讚：《正国典明选法以便遵守疏》，载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35)《清世祖实录》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36)《清高宗实录》卷822，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庚子，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37)《清高宗实录》卷1069，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甲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38)事见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之《谏书稀庵笔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39)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三《说储缘起》，清包氏小倦游阁钞本。
(40)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载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5页。
(41)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部曹才学》，中华书局1984年，第59页。
(4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记，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手稿本。
(43)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习尚》，载夏仁虎：《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44)托津等：《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一，清嘉庆武英殿刻本。
(45)陈庆溎：《谏书稀庵笔记》，载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46)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六，雍正二年七月，齐鲁书社2005年，第393页。
(47)详见谢国桢《明清史谈丛·断简残篇话宫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48)《朝阳县志》卷八《寺观二》，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
(49)姚廷遴：《历年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7页、第91页。
(50)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八《职役考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02页。
(51)鲁一同：《胥吏论四》，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52)侯方域：《额吏胥》，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53)《雍正上谕内阁》卷一三四，雍正十一年八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九年条，中华书局1960年，第146页。
(55)鲁一同：《胥吏论四》，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56)鲁一同：《胥吏论四》，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57)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第68页。
(58)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0页。
(59)《长阳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60)《封丘县续志》卷二《地理志·风俗》，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
(61)《洵阳县三贤祠创治章程碑》、《洵阳县署九房公议成规碑》，载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96～200页。
(62)陶廷杰：《请辑六部稿案以杜吏弊疏》，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63)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页。
(64)谭献：《衢言》，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65)无名氏：《驭吏刍言》，载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66)蓝鼎元：《鹿洲公案》偶记上《五营兵食》，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2页。
(67)《雍正朱批谕旨》卷四十四下，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宜兆熊、刘师恕奏，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
(68)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卷二《法戒录上》，清同治七年(1868)楚北崇文书局刻本。
(69)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