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孙皓迁都武昌（鄂州）成功，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孙皓甘露元年（266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徒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当年十一月，“皓至武昌，又大赦。"宝鼎元年（267年)十月,永安施但等劫持宗室孙谦,聚众数千人反叛。叛乱平息后，孙皓即撤都东归，只在武昌驻跸岁余就返回了旧都。“十二月， 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因为史书缺少步阐表奏的具体内容，关于孙皓此次迁都的原因，史家多有歧说。(汉晋春秋》曾述 “初，望气者云， 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家与山冈连者以厌之。”《资治通鉴》卷79也采纳了上述说法，认为“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故吴主徙都武昌。”

傅乐成先生对此提出异议:“孙皓虽荧惑巫祝，然以常理推之,步阐必不致以此种可笑之理由，表请徒都。”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则认为孙皓迁都武昌之目的，可能是为了“筹画北伐”。其所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第1章第10节云:“孙皓举措之出人意表，可以暂时迁都武昌为例。此事因听从居今湖北宜昌当时之西陵都步阐上表而起.皓迁都理由不详，想系为筹画北伐故也，”但此种观点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如陈金凤提出“以当时孙吴之国力，何敢轻言北伐，故此种推测尚存疑问。””孙皓徒都之前,魏军已入川灭蜀,而吴之西境屡次爆发军事冲突。炎兴元年（263 年)蜀亡之时，魏人曾挑动蛮夷东侵吴界，被武陵太守钟离牧所破。咸熙元年（264 年)钟会谋反被杀，孙吴欲乘乱西并蜀土，为驻扎永安的巴东太守罗宪所拒“蜀亡，魏吴均乘乱为 ‘浑水摸鱼'之举，孙皓徒都，又适在此二事之后。故如谓步阐以经略西方为理由，表请徙都，或为较近情理之推测。如此，则皓能遵循孙权之政策也。”

武昌因为地处长江中游的枢要地段，孙皓在此建都并屯驻重兵，可以居中调遭，兼顾东西两线，便于攻守调度与指挥联络，在军事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当年孙权的中军驻在武昌,形势利便“每 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而对岸曹魏豫州兵力较弱，“妆南、 弋阳诸郡，守境而已。权无北方之虞,东西有急，并军相救，故常少败。”而还都建业后，与中上游地区相隔甚远，进行联系和支援均很困难，其用兵方向也容易被敌人揣测。所以西晋名将杜预非常担心孙皓再次迁都武昌，认为会给晋朝的伐吴行动造成困难，故上奏朝廷请求迅速出兵。其文日:“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由此可见，孙皓迁都武昌在战略上是相当有利的，因此为敌人所忌惮。但是他在一年后又还都建业，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例如有物资供应方面的巨大困难“皓徒都武昌，扬土百 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还有官僚豪贵与百姓们的普遍反对，他们甚至编出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前述建业附近施但等人的暴动，也会使孙皓感到后方的局势不稳，需要回师弹压。另外，司马氏灭蜀后须巩固当地的统治，其兵员财力在这次战役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损耗，又因连续内乱而丧失了邓艾、钟会两员大将，故需要休养生息。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司马炎逼迫魏帝禅让，刚刚建立了晋朝，在当时不愿与吴国兵戎相见，因此施展缓兵之计，派使者诣吴以求结好。如陆凯所言“今强敌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实，而遣使求亲，欲息兵役。”此举起到了麻痹孙酷的作用，可能会使他错认为局势并不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巨大财力和以抵触臣民广泛意愿为代价来维续驻跸武昌。可以说是在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下，孙皓终于摒弃前功面返回建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