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苏：胡适“新红学”研究范式及其发展变异
“新红学”虽一定程度上受乾嘉学风的影响，但本质上是现代学术的产物，更明确地说，是胡适在接受西方实证主义学术方法之后，用以指导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种存在。其核心观点是目《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方法要义是用实证的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进行深入考据，并据历史考据成果为小说中的人物找到现实原型，并将小说中的故事还原为历史上发生过的本事。因此首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通常小说研究史上的专书研究，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来说，这一研究都具有引领学术风气、建立学术范式的明确指向，从而与传统学术中流行的本事考证[1]划清了界限。此外，胡适还从材料上抛弃传统经典，选择古白话；从方法上以“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相结合，而以前者为出发点；从目的上追求通过“整理国故”达成“再造文明”，目现实功利高于学术真理。——可以说，新红学在表面上继承了乾嘉学术的范式，但在实际上恰好是乾嘉学术的反动。因之，新红学的诞生并非偶然，其内在原因在于，研究《红楼梦》既可作为胡适学术理念的最好表达，也正合于当时学术的发展方向。
胡适自述考证《红楼梦》的原因是：
“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而胡适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此前胡适的先秦哲学研究尚多被认为空疏，并被章太炎、梁启超等学术名家所批评。直到他《红楼梦考证》等文打响以后，胡适的学术方法论才真正得到了学界的承认，即使是旧派传统学者，也多对胡适表示赞许。其后，实验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基石，而古史辨派等学术思潮也在胡适影响下诞生并日趋壮大。因之，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维度看，新红学的范式是革命性、普适性的，也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而经典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红学已非单纯的新兴学术领域，而成为某种学术范式的代表性箭垛。——这种学术范式对学术研究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甚至说仍是现代学术的指导性思想也不为过。
但是，胡适的研究至少有两大缺憾：
其一，从认识论上说，胡适由于缺乏对文学-文化关系的理解，而单纯以“考据癖”“历史癖”进入研究，就导致其研究存在颇多与文学本质相违背处。体现在《红楼梦》研究中，就表现为考据与索隐在认识论上并无本质区别，看似言之凿凿，其实多有牵强附会或先入为主之处。——考据与索隐的差异人共知之，本文也不拟特别反对。只是希望说明，在表层的差异之外，仍有进一步可供发覆之处。
其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胡适的方法亦多有空疏主观、违背科学精神之处，对此拙文《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反思——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曾举例约略论之。这种空疏的产生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胡适本人原因的操作疏失，即对其方法未能加以严格之贯彻；更重要的则是这种空疏本质上受到上述认识论的影响，故存在内在的局限性。
在继承胡适学术范式与治学长处的进程中，对上述两点缺憾的沿袭与反动，也贯穿于“新红学”的发展史中。
胡适以后，随着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名家先后参与《红楼梦》的研究，新红学长期以来处于鼎盛期，其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长期居于红学研究的统治地位，并衍生出曹学、脂学等分支学科。其中，胡适以后的“集大成者”当推周汝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光大胡适新红学，完成了大量对曹雪芹与《红楼梦》史事的索隐与考据，他也带领“新红学”完成了优长与缺失的“俱分进化”。该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红学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梳理和考证，对曹雪芹生平、红楼梦地点、脂砚斋何人都进行了考述，进一步充实了胡适未能完成的诸多推论与猜想。在此研究的基础上，1982年，周汝昌在《什么是红学》中明确提出红学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小说研究，其核心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本文标志着“新红学”的体系建构日趋宏大，而其强烈的野心与排他性也已达到惊人的地步。
其说虽未得到红学界的共识，但却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红学家的思想态度。同时，人所周知的是，在此以后若干年间，由于现有资料几乎竭泽而渔，考据罕有新的发现与进展，从此新红学由“考据红学”而变为“探佚红学”，即转向运用推理方式来复原《红楼梦》的故事原型。——也就是说，“新红学”在集大成之后，出现了两大变化：
其一，曾经指导现代学术范式的“新红学”，一定程度上从追求普适性转向追求特殊性，以“红学构架”代替了《红楼梦》研究，并尝试与通常的古代小说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划清界限。在笔者看来，既然红学成为一种宏大而突起的特殊学问，那么其“学”也就难免近似于经学。提出“《红楼梦》毕竟只是小说”，其危险性有如在经学时代提出“《五经》毕竟只是先秦古典文献”。
其二，以批判索隐起家，标榜以客观之考据为宗的“新红学”，在其发展到极盛之时，所谓“探佚学”反而为索隐所摄，“新红学”考据为表，索隐为里的状态已被“新红学”家自我指认出来。——可以说，由于索隐派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完善，这种情况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两派合并，或可看作是索隐的胜利。即，索隐派“兼并”了考据派。尽管“自叙传”看上去比“猜笨谜”更高明些，但终究都是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的推断，从中或许可以看出研究者的文学修养与思维妙谛，但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具有科学性的学术研究。
对于第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周汝昌似也并没有认为一般意义的《红楼梦》研究不重要，只是强调其“红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为其他古代小说所不具备，因此在范式、难度、意义上都高于一般的小说研究。如果我们引入汉宋经学史上“子学→经学→理学（新子学）”的变动视野加以类比，或许能有如下启示：“新红学”的诞生是应指导学术发展之需，即以“特殊”指导“一般”；而当“新红学”范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但却限于材料无法进一步突破之时，若仍想继续获得话语权，就需要再从“一般”走向“特殊”，通过凸显特殊化以进行学术表达。毫无疑问，这种转向是经学式的，与科学性无涉。事实上，尽管《红楼梦》确实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但很多所谓的“特殊性”并不是本书的独特专利。最明显的就是，其“自叙传”性质，及索隐、考据的研究方法，都与成书更早的《儒林外史》具有相当多的相似性。但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过度的探佚却相对少见。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儒林外史》涉及的人物、情节较易征实；另一方面也是《儒林外史》研究并未建立“独立王国”。遵循传统“文史互证”的边界，对某些不恰当的“研究”能够起到约束作用。而且，脂本中更有若干明显反对自叙传说法的批语，足见《红楼梦》相关论证的有效性很可能低于《儒林外史》。
对于第二点，考据与索隐间的关系，前贤已多有论文指出。在这里想要谈的是，除了红学研究本身存在的特殊问题而外，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观念本身即蕴含了索隐与考据合流的可能性。清代考据学多以“小心求证”见长，直到民国时期，持旧式方法治学者如汤用彤等，尚多坚守“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2]的清学风格。此种态度细密而不易失误，但也容易陷入沉闷，缺乏创新。用库恩的话来说，此之谓“常态研究”；而用更传统的词汇形容则是“朴学”。朴学本身当然是一个偏向正面的形容词，但近代以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西来风雨迫使中学进行范式转换，甚至立刻通过学术走向“致用”，而朴学由于在方法上受到既有范式的先天局限，在这方面能做的就比较少。因此，很多精微的“朴学”会被目为“无用”[3]，其在新旧时代转捩之际遭到抛弃，并非无因。胡适在“小心求证”外，又标举“大胆假设”，盖因认为掌握了新材料与新方法，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4]。即使掌握了新材料，也很难认为胡适的学养要高于顾炎武、钱大昕这样的清学宗师，所以这里实际是说，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也许最重要的在于打破思想上的局限与拘束，谋求创新。这一观念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过程中自有其意义，但却也留下了问题——依照胡适的表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非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相反，由于胡适并未对此种“大刀阔斧”的怀疑之限度有详细的界定与论证，这种态度反而恰足以引人入歧途，特别是令人产生一种可以任意“大胆”的幻觉。
新红学的考据，正因为过度地使用了“大胆假设”，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索隐派的道路，而道路既歧，虽然红学家们尽可能地对史料竭泽而渔，但许多结论却适足以从反面证明新红学的局限性。索隐派的求证未必就均不及考据派“小心”，但其最本质的问题或许在于，为什么要按照这种方式来索隐？在小说本文或相关史料中有哪些支持？如果不能给出合适的解释，那么这种假设或许就没那么有“小心求证”的必要。在笔者看来，这是“大胆假设”的命门之一。
尽管胡适本人应该会不认同、也在实际研究中尽量避免了这一研究倾向，但胡适本身的研究也存有若干局限，其末流的客观影响更是不应忽视的。
更进一步说，既然红学史常见的“索隐派”、“考据派”之分，更多地在于观点差别，而研究方法上却有内在相似，那么似乎这种区别更近似于“门户之见”。特别是周汝昌等“考据派”宗师的“探佚”，完全可以同样理解为“支持曹雪芹著作权的索隐派”。这显然又回到蔡元培最初的意见去了。按照严格的学术方法来说，似乎应该将这些探佚驱逐出考据派的阵营。如此重写红学史当然能多有胜义，但同样也会出现新的不妥之处——除学术方法外，观点结论同样也是分派的重要标准；且一位研究者也会同时采取多种研究方法，既考据又探佚绝非自相矛盾。这样看来周汝昌仍然可以算作“考据派”。这些复杂性犹有待于红学史家更深入地研讨。
由于有了上述的倾向，在面对其他学术范式/观念进入《红楼梦》研究时，即使并未冲击到新红学的核心考据观点，红学家们也多对此持倾向于否定或漠不关心的态度。当以一元眼光看待《红楼梦》时，评点派等的冲击就已非学术争锋，而是异化为类似于传统经学门户汉学——宋学间的派系政治斗争。这一困境是否完全由某些研究者的偏执所决定？或不尽然。对《红楼梦》价值的先验认定不同，才是研究者考据结论针锋相对的根本原因，而其根本原因可追溯到新红学整个体系的建构——这个始于“科学”的体系，却在近百年的发展中走向了科学的反面。
如果以学术史的眼光看，正如1954年的那场批胡风波所揭示的一样，新红学并非单纯的科学考据问题，本质上是胡适学术与文学思想的集大成，即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表达。“整理国故”者，指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证（可为注脚者为胡适对于《红楼梦》研究中艺术评点派的评价），“再造文明”则是基于上述方法而建构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从目的与效果来看都堪称指导现代学术的“新经学”。因而，这种“新经学”也就会在建国之后被新的指导思想所批判冲击。因之也就易于理解，当这一体系受到冲击时，红学家们首先想到的反应并非展开新的范式转换，而是通过标举红学的特殊性，以声明新红学范式的合法性。胡适——周汝昌的“新红学”发展历程，如以考据学眼光观之，殆不符合科学精神；但如果以经学思维观之，则似乎易于理解其中发生变迁的缘故。
（注：本文摘自作者《经学·红学·学术范式：百年红学的经学化倾向及其学术史意义》一文，题目为编者加）
[1] 这里的考据本事，不仅包括前揭的经学方法，同时也包括传统文学研究中的诗文批评、笺注。这一点，是莱斯大学杨耀翔兄提示给笔者的。
[2] 见胡适1937年1月18日日记。
[3] 这里当然并非是说学术的优劣应由“有用”“无用”区别，只是想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学术。
[4]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作者简介：张昊苏，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从事清代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文献研究。点校过《吴兔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等。发表过论文《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反思——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红学与“e考据”的“二重奏”——读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红楼梦书名异称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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