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从狂禅中走出的侠僧—— 鲁智深形象新论
《水浒传》的流传过程中，有关鲁智深形象的阐释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以影响最大的两种评点――李卓吾的“容与堂本”和金圣叹的“五才子书”来看[1]，二人的理解实有相当大的差异。
李卓吾的代表性评语是：
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 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
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无一个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鲁和尚却是个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模样。[2]
其着眼点是鲁智深言行中体现的特殊的佛理。而在全书的夹批中，凡遇到描写鲁智深的文字，李卓吾差不多都要批上一个“佛”字，有时意有未尽，还要加上“真佛，真菩萨，真阿罗汉，南无阿弥陀佛”之类。
而金圣叹的代表性批语是：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 生世 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3]
句句使人洒出热泪，字字使人增长义气，非鲁达定说 不出此语，非此语定写不出鲁达。……使我敬，使我骇，使我哭，使我思。写得便与剑侠诸传相似。[4]
其着眼点是鲁达（注意，金氏这里不称“智深”）言行中流露的侠情。金圣叹不仅盛赞，而且感动、共鸣，批语中也流露出燃烧的义侠血性。
这两种阐释在后代均得到了认同与发挥。循前一思路的如清初邱园《虎囊弹》传奇所塑造的鲁智深形象，其中《醉打山门》一折，让鲁智深自我表白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 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这段《寄生草》唱词深受曹雪芹喜爱。他在《红楼梦》的“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先是浓墨重笔地写宝钗对这支曲子的激赏，然后写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并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语“解悟”，“亦填一支《寄生草》……自觉无挂碍，中心自得”[5]。淑女薛宝钗、贵公子贾宝玉欣赏鲁智深的自白，并从中得到共鸣与启示，这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深入分析却自有其道理。
循后一思路的如当代台湾学者乐衡军在《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一文所讲：
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忠之卖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这一种救世的怜悯，原本是缔造梁山泊的初始的动机……水浒其实已经把最珍惜的笔单独保留给鲁智深了，每当他“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
这显然是着眼于鲁智深的侠肝义胆。
这两种阐释看似差距很大，其实各有其道理，因为在鲁智深的形象中原本就包涵着两种与之相关的因素。
在《水浒》的人物中，鲁智深形象的演变过程最为奇特。早期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称“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语不甚详，给人印象似乎与“精精儿”、“空空儿”有些类比的关系。《宣和遗事》则仅有“僧人鲁智深反叛”数语而已。另外，《醉翁谈录》虽有《花和尚》的说话名目，详情却无从查考。就现有的资料看，早期的鲁智深故事中，既未发现佛理，也无侠情的踪迹。
到了元明杂剧中，鲁智深的性格出现了复杂的色调。他不仅具有“喜赏黄花峪”的雅兴，甚至还“难舍凤鸾俦”。当然，此类色调并没有被吸纳到《水浒传》之中。
至于“佛理”、“禅味”的掺入，其演化原由自非一端，但最主要的却是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作者参照了禅门大德丹霞天然和尚的事迹，从而为鲁智深的形象涂上了别具意蕴的一笔。
天然的事迹主要见于《五灯会元》卷五“石头迁禅师法嗣”（文中序号为笔者所加，功能下文自见）：
邓州丹霞天然禅师……偶禅者问曰：“仁者何往？”曰：“选官去。”禅者曰：“选官何如选佛？”①曰：“选佛当往何所？”禅者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②。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见祖，师以手拓幞头额。祖顾视良久，曰：“南岳石头是汝师也。”遽抵石头，还以前意投之。头曰：“著槽厂去！”③师礼谢，入行者房，随次执炊役，凡三年。忽一日，石头告众曰：“来日剗佛殿前草④。”至来日，大众诸童行各备锹镬剗草，独师以盆盛水，沐头于石头前，胡跪。头见而笑之，便与剃发，又为说戒。师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谒马祖。未参礼，便入僧堂内，骑圣僧颈而坐⑤。时大众惊愕，遽报马祖⑥。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师即下地礼拜曰：“谢师赐法号。”因名天然。
……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⑦，院主呵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元和三年，于天津桥横卧，会留守郑公出⑧，呵之不起。吏问其故，师徐曰：“无事僧。”留守异之，奉束素及衣两袭。
……长庆四年六月，告门人曰⑨：“备汤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屦，垂一足未及地而化。[6]
在《水浒传》的有关鲁智深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与之十分相似的情节，其中有的描写甚至具体文字都有某种影响痕迹在。下面按上文中序号对应顺序列举有关情节：
1) 第六回，反复写智深在“选佛场”中念念不忘作官，道：“本师真长老着洒家投大寺讨个职事僧 做，却不教俺做个都寺、监寺……”“洒家……杀也要做都寺、监寺！”
2)第四回，“智深回到丛林选佛场中”。
3)第六回，智深先到五台，后被智真长老介绍到大相国寺智清长老处；讨“官”未得，方才去管菜园。
4)第四回，智真为其剃度时，口念：“寸草不留，六根清净。”
5)第四回，智深对其他僧人无礼，长老却“只是 护短”，“说道他后来证果非凡”；又，他醉后把“下首的禅和子”“劈耳朵揪住”。
6)第四回，智深闹禅堂，“监寺慌忙报知长老，长老听得，急引了三五个侍者直来廊下”。
7) 第四回，智深打坏了山门金刚，长老 道：“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只得回避他。”――金圣叹就此批道：“真正善知识！胸中便有丹霞烧佛眼界。”
8)五十八回，“鲁智深却正好来到浮桥上，只 见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过来。’鲁智深道：‘俺正要寻他……’”“虞侯……对鲁智深说道：‘太守相公请你赴斋。’”
9)九十九回，“鲁智深笑道：‘……洒家今已必当圆寂。烦与俺烧桶汤来，洒家沐浴。’……道人烧汤来，与鲁智深洗浴，换了一身御赐的僧衣，自迭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众头领来看时，鲁智深已自坐在禅椅上不动了。”
如果以上情况仅出现一、二则，那不妨以偶合视之。但象列举的这样，丹霞天然事迹的主要环节几乎全在鲁智深的故事中以相似乃至相同的面目出现，便无论如何也不可漠视了。当然，这并不一定说明作者是完全自觉地以天然为原型来塑造鲁智深的形象――如果要说原型的话，智深的原型也不止一个，至少《西厢记》的“法聪／惠明”和尚可算其一。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十分熟悉丹霞天然的事迹，而且欣羡得很。所以在总揽旧有之“花和尚”材料进行再加工、再创作时，天然的这些极富个性的言行便自然流入笔下了。
鲁智深的身上带有了丹霞天然的影子，其意义绝不止于使故事更加丰富、生动，而是使人物形象以致作品的相关部分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早期“花和尚”的形象不过是一个武勇、反叛的僧人，没有更多的文化内涵。而融入天然的投影后，也同时摄入了半部禅宗史所有的思想内涵。丹霞天然是禅宗由祖师禅向越祖分灯禅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自石头希迁门下，却与马祖道一有极深渊源[7]，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有禅宗这两大统系的特点。他的“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之说，骑僧颈、焚佛象之举，夸张地表达了主体至上、任性率真、蔑弃戒律、破除迷信的新的禅学观念。这种即心即佛、当下解脱的修养观、人生观，大受为宗法礼教所困的才士、狂生欢迎，“吾子天然”、“烧佛取舍利”的事迹也就在他们之中广为传颂，并成为“呵佛骂祖”的狂禅作风的催化剂。当小说中的鲁智深作出类似丹霞天然的“壮举”时，这些读书人同样体会到任性之痛快，解脱之愉悦，有的甚至会产生禅学的联想――于是，人物形象的深层文化内涵便由此形成了。
说到惠明和尚的影响，虽不如丹霞天然这样显豁，却也颇有踪迹可求。
当然，惠明的形象本身也有一个演化过程：“王西厢”的惠明是由“董西厢”的法聪而来。“董西厢”流传之时，恰是《水浒》故事酝酿、累积的时候。所以，追踪寻迹，应从法聪说起。
董解元偏爱法聪的形象，给他的“戏”相当多（与“王西厢”比，这一点尤为明显），既有挺身而出的场面，又有与孙飞虎及其部将几场大战的正面描绘。其中，三个方面可以看到鲁智深的依稀身影：
一是性格的基调。
法聪的形象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武勇，二是侠烈。作品浓墨重彩渲染他的武勇过人。为表现法聪这方面的超凡绝伦，作者多次使用反衬手法。先写一员敌将，“担一柄截头古定刀，如神道”，“雄豪，举止轻骁”，看起来十分威风。可是与法聪交手，不过“三合以上”，便是“气力难迭”，“把不定心中拘拘地跳”。而法聪“叫声如雷炸”，“只喝一声，那里唬煞”。然后写孙飞虎，不仅是“担一柄簸箕来大开山斧”，“雄烈超古今，力敌万夫”，而且诡计多端，惯于暗箭伤人。可这一切在法聪面前全不堪一击，法聪“铁鞭举大蟒腾空，钢箭折流星落地”，“禁持得飞虎心胆破”。于是，作者作一总评道：
粗豪和尚，单身鏖战，勇如九里山混垓西楚王；独自征战，猛似毛驼冈刺良美髯公。[8]
至于侠烈的一面，作者则主要通过法聪的心理活动来表现：
大丈夫之志决矣！既遇今之乱，安忍坐视？非仁者之用心也。[9]
而当他不顾安危，挺身而出时，僧众齐呼：“愿从和尚决死！”这也直接衬托出法聪之侠烈品性。
熟悉《水浒传》的读者都知道，鲁智深的性格基调也正是侠烈与武勇。
二是故事的骨架。
“董西厢”中有关法聪的情节主要是：1、一个强徒率众来抢民女为妻，2、法聪和尚挺身而出，3、法聪主张“我若敷陈利害，必使逆徒不能奋武作威”，4、法聪与强徒大打出手，并战而胜之。巧得很，在《水浒传》有关鲁智深的故事中，几乎可以一一找到类似的情节。最明显的如桃花庄：1、周通率众来抢民女为妻，2、智深和尚挺身而出，3、鲁智深提出由他先向强徒“说因缘”来敷陈利害，促使其回心转意，4、鲁智深与周通大打出手，并战而胜之。再如“拳打镇关西”，其主要情节也是强占民女――挺身而出――战而胜之。
显然，如果把这些全视为巧合或互不相干的“套子”，是忽略了宋元之际《西厢记》的广泛影响，是难以服人的。
三是文字的细节。
大家知道，鲁智深的随身武器是镔铁禅杖与戒刀，而法聪的武器也同样是铁棒与戒刀。如果说这可能是行脚僧的通常“装备”，那么进一步的相似处就难以轻轻放过了。《水浒传》在写到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以相当细致的笔墨描绘了他到镇上打造随身武器的情状。其中写鲁智深要打造重达百斤的铁杖，工匠认为太重；鲁让步为八十一斤，工匠仍不同意；而最后工匠提出六十二斤，鲁智深便欣然同意了。这一段从情理分析颇有莫名其妙之处，特别是这六十二斤的依据是什么，工匠并未加任何解释，而鲁智深竟痛快答应了。如果我们对照“董西厢”，这原因可就随手拈出了。因为“董西厢”特意写法聪吓敌将道：“待不回去只消我这六十斤铁棒苦。”
更为有趣的是，“董西厢”中竟也出现了名唤“智深”的人物。此人虽非重要人物，但与法聪同寺修行，同堂议事，文中称为“执（职？）事僧智深”。而《水浒传》写鲁智深到大相国寺，对清长老道：“本师真长老着洒家投大刹讨个职事僧作。”两个“智深”皆称“职事僧”，其间有无瓜葛，亦不应漠然视之。
至于“王西厢”中的惠明，形象与法聪大体相同，只是作者的笔墨更空灵些。王实甫侧重写他的豪情、侠胆，对具体的战争场面就虚化省略了。最为传神的笔墨如：
“瞅一瞅古都都翻了海波，晃一晃厮琅琅振动山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扳得忽剌剌天关撼。”
“绣旗下遥见英雄俺。”[10]
其中神韵颇与《水浒》之“倒拔垂杨柳”、“怒打镇关西”差相仿佛。另外，关于惠明性格的一些细节似乎也投射到鲁智深身上，如平时“则是要吃酒厮打”――吃酒、厮打，几乎可说是鲁智深在五台山生活的全部；如惠明自言“这些时吃菜馒头委实口淡”，《水浒》中智深也自叹“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口中淡出鸟来”；又如称惠明“从来欺硬怕软，吃苦不甘”，写众僧临事无能以衬托惠明武勇等，也都可在鲁智深身上找到一些影子。
综合以上种种，说《水浒传》的鲁智深直接脱胎于《西厢记》中的法聪以及惠明，证据可能仍嫌不足，但广义的血脉相通则应是确凿无疑的了――特别是在“僧而侠”这一点上。
一个人物形象，涵摄了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元素，却毫无抵牾、分裂之感，原因何在？
首先，这与鲁智深的形象基础有关。他的最初始材料是“僧人／强盗”，僧人自然可以包容禅意，强盗也不妨演化为侠盗。当然，如果从创作过程分析，毋宁说作品的写定者正是由“僧人／强盗”的奇特身份才会产生联想，从而把自己熟知而又感兴趣的材料组织到形象中，使其丰富、生动起来。
不过，另一个原因恐怕更重要一些，就是狂禅与武侠在内在精神上的相通。南宗禅在“自性本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不重打坐，反对偶像与教条的崇拜，主张“即心即佛”、“本来是佛”、“一切现成”、“当下即是”，把主体的地位提升到至高无上。当这种倾向趋于极端时，就表现为惟我独尊，反对任何清规戒律，认定“率性不拘小节，是成佛作祖根基”，于是一切率情任性，务求惊世骇俗。世人遂称之为“狂禅”。 而这一“狂”，所有的外在束缚全部摆脱，心灵实现了空前的解放，主体生命达到了一种极致的自由（当然，这只是理想化的说法，事实上，“狂禅”中装疯卖傻者大有人在）。而所谓“侠”，则“以武犯禁”，置个人于社会之上，以个人的力量充当正义的代表，以个人的意志充当道德的裁判。其实质也是追求个人自由意志的张扬，从而蔑弃权力的偶像，轶越既有的轨范。所以说，在放大个人、张扬主体、超越常规、自由行动诸方面，狂禅与武侠的精神是相通的。金圣叹分析鲁智深言行、性格时，曾以“菩萨，英雄也”来概括[11]，正是感觉到二者在鲁智深身上的融合，可惜未作深论。
唯其如此，“禅”与“侠”才有可能在同一个艺术形象身上并存而不悖。
但是，可能性并不等于实然性。鲁智深身上的“禅”与“侠”的妙合，还得力于作者恰如其分的处理。
“禅”与“侠”相比，前者虚而后者实，前者静而后者闹，前者远不如后者之“有戏”。“禅”如写不好，极易成为“释氏辅教之书”。察鲁智深身上的“禅意”之所以能够圆融，乃在于作者虽借用了天然和尚的行迹却未刻意写“禅”，“禅”的味道全在若有若无之间。不过作者又唯恐读者一无所感，“浪费”了这一重意味，于是时而点醒一二，为读者提供联想到狂禅的思路。如第五十七回中鲁智深的诗赞：
自从落发寓禅林，万里曾将壮士寻。臂负千斤扛 鼎力，天生一片杀人心。
欺佛祖，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
“欺佛祖，喝观音”、“不看经卷”固然是狂禅作派，“一片杀人心”其实也是“狂禅”常说的话头[12]。又如第一百十九回，鲁智深杭州六合寺坐化前，作偈道：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其中禅悟的意味就更为显豁了。
另外，《水浒》中的一些看似无稽的笔墨，却因其乖悖而产生意味。如第九十回，宋江和鲁智深来见智真长老，长老一见鲁智深便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鲁智深的反应是“默然无言”。长老的话与鲁智深的默然都似有弦外之音。 最有意思的是第五十八回，宋江与鲁智深第一次相见时道：“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今日得识慈颜，平生甚幸。”“清德”“慈颜”云云，用在杀人放火的鲁智深身上未免可笑，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宋江顺口掉文，但结合上引几段来看，说作者此处是有意嘲谑调侃固然未尝不可，但再进一步，从中读出些许狂禅意趣，似乎也未尝不可。
由此而反观鲁智深的故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李卓吾、曹雪芹等会从中读到禅味、禅趣。其实，今天的读者同样可以从花和尚醉闹五台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痛快与决绝中，读出禅的顿悟，而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侠的豪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水浒世界里少了鲁智深，那么它在文化内涵上会明显减少，整体品格上也将是一大降低。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已无剩义。不过，我们不妨再做一联想，增加一点思考的趣味。《水浒传》究竟作于何时，学术界是有不同见解的。彼此间甚至差异很大。但有一点大家看法一致，就是这部著作的广为流行，并产生大的社会影响是在嘉隆万的百年之间。从特定的意义上讲，也不妨说《水浒传》的“社会生命”从此开始。而在这一时段里，另一部伟大的白话小说《西游记》也开始了它的“社会生命”。我们细品《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它的形象基本特征与鲁智深可以说是“异性同构”：疏狂、打翻秩序而终成正果，忠诚、扶弱除强而正义无畏，正是“狂襌与义侠”的结合。这对于认识那个时代的风潮，思考文学创作／传播的某些规律，可能都不无启迪的意义。
[1] 容与堂本的批语，或以为出自叶昼之手。非是。参见拙著《李贽》（春风文艺出版社）。
[2] （明）李贽评点：《忠义水浒传》，见《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第4卷，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 （清）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6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4] （清）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94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 《红楼梦》，303～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五灯会元》，第5卷，261～264页，中华书局，1984。
[7] 马祖为怀让弟子，石头为行思弟子。而天然剃度于石头，却得法号于马祖。详见《五灯会元》卷5。
[8]《董解元西厢记》，卷二，见《西厢记》，2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9]《董解元西厢记》，卷二，见《西厢记》，2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0] 王实甫《西厢记》，77~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1] （清）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90页夹批，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12] 如《无门关》第则：“如夺得关将军大刀入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於生死岸头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见电子佛典《大正藏·诸宗部》，T48，No.2005。
作者简介：陈洪，南开大学“南开讲席教授”，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另任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校兼职教授；担任《文学遗产》、《天津社会科学》等报刊编委，《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明清小说、文学与宗教等诸多方面，著作主要有《结缘：文学与宗教》、《中国小说理论史》、《金圣叹传》、《六大名著导读》、《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李贽》、《漫说水浒》、《画龙点睛》、《浅俗之下的厚重》、《沧海蠡得》、《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雪鸿閒辑》、《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书话题》、《中国小说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论读本》、《大学语文》、《诸子百家精编》、《古典诗词名句鉴赏》等。学术论文主要有《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红楼梦〉因果框架简析》、《论〈红楼梦〉疯僧跛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脂批“囫囵语”说的理论意义》 、《<红楼梦>与<吴江雪>》《〈西游记〉与全真之缘》、《从孙悟空的名号看<西游记> “全真化”环节》、《宗教文字与〈西游记〉的版本演变》、《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论》等数十篇。曾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宝钢奖、国务院授衔专家等荣誉，入选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论著获国家及天津市社科成果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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