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杯”有奖征文｜走进战火硝烟的女兵
“老山杯”有奖征文
走进战火硝烟的女兵
文｜唐雄
女兵，军队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无论是青春年少的新兵，还是已为人母的老兵，都如一朵朵铿锵玫瑰，悄然绽放于军营的每个角落。
在南疆戍边的日子，因在师机关工作的缘故，我零距离接触到了师总机班、师宣传队、师医院和到边防体验生活和慰问的女兵。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女兵耀眼的光芒。
27军79师老山十姊妹救护队
慈母刘薇
“彩霞飞舞红旗扬，风吹树叶哗哗响。我们的步伐多雄壮，歌声(那个)嘹亮走向练兵场……”。每当我听到或唱起《走上练兵场》这首歌，眼前就会浮现出著名词作家刘薇老师那慈母般的笑容，忆起与刘薇老师在一起的短暂时光和谆谆教诲。
刘薇老师我见过的女兵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时为。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一级编剧她1922年出生于北京，18岁投笔从戎，1942年参加八路军，为我军第一代歌词女作家。她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出3000多首歌词。其中有80多首获全国、全军及省市级优秀创作奖，合作的10余部大型组歌，有的已被拍成电视音乐片，还有两首队列歌曲被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她德艺双馨，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她出版的歌词集《战斗的歌》，是我国第一部歌词集。她的《老房东查铺》、《看见你们格外亲》、《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士想的是什么》、《打靶歌》、《走上练兵场》等歌曲，写出了士兵的真实生活，烙在了战士们的心里。
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一级编剧、著名词作家刘薇
1986年12月，陆军第27集团军赴老山前线轮战，60多岁的刘薇得知后，立即找到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坚决要求到前线体验生活。本来，首长们已安排她搭乘飞机，但她却非要坐军列。无奈，首长便专门为她安排了软座。那知她却跑到闷罐车厢，和战士们挤在一起，颠簸了一个星期才到达昆明。一个月以后，她与作家王晓岭合作的大型声乐组曲《战地之光》上演。该曲以新颖的形式，深刻的哲理，浓郁的生活气息，夺得全军第五届文艺会演优秀创作奖。
1987年12月的一天，师政治部刘道湘主任通知我，陪他到麻栗坡县一个叫“老地房”的地方观摩实弹演习。在师部驻地坪寨的那些日子，耳听前沿阵地的炮声隆隆，我却不能亲临目睹，整天呆在宣传科整理材料、撰写纪录片脚本，心里感觉特别不是滋味。而每次随刘主任下部队，最远也只能到团部，根本不让我上一线阵地。这次能有机会观摩实弹演习，实在难得，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军用吉普绕过崇山峻岭到达“老地房”后，刘主任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作曲家，径直走进了指挥部，我则和军作训处参谋闻益群在外面溜达。刚溜达到指挥部门口，只见军长钱国梁握着一位身穿军装的老太太的手，连声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我私下问身旁的闻参谋：“那位老太太是谁？看军长那神态，好像特别尊敬她？”闻参谋告诉我：她就是《走上练兵场》的词作者、饮誉军内外的著名词作家刘薇。
啊！她老人家就是刘薇！我不禁又惊又喜。看到钱军长也走进了指挥部，赶紧小跑到刘薇老师身旁，敬了一个军礼：“刘薇老师，您好！我是80师宣传科的干事，之前在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工作。” 刘薇老师打量了我一下，说“小鬼，你是写诗的？有没有写过歌词？”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还没有写过歌词。”刘薇老师安慰、鼓励我：“没关系。你还年轻，可以学着写。诗与词是一对孪生姐妹，无论是写诗还是作词，都要情真意切，催人奋进。”她老人家还告诉我，中国音乐文学学会设立了“全国青年歌词创作奖”，她把自1977年恢复稿酬制度以来所获得的稿费收入，都陆续捐赠给了这个奖项。“你要慢慢学着写歌词，争取拿到这个奖项。”她老人家一再教导我。
忽然，她老人家好像想起了什么，拉着我的手往站在高处的几个年龄较大的军人走去，嘴里喊着：“小王，小王，给你介绍一个写诗的小朋友。”
几个军人闻声走了过来。刘薇老师指着其中一位高个男军人介绍说：“这位是王石祥，就是写《十五的月亮》的石祥”。接着，她指着石祥老师旁边的女军人介绍道：“这位叫茅迪芳，电影《阿诗玛》的舞蹈编导。”
石祥？茅迪芳？这可都是军中文艺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啊！
石祥1939生于河北清河，1958年入伍，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先后创作了上千首歌词。他创作的歌词《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祖国一片新面貌》、《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可谓久唱不衰。
茅迪芳1935年生于浙江，1951年开始从事舞蹈事业，1959年从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进修回国后，历任云南省歌舞团、兰州军区歌舞团、北京军区歌舞团编导和教员，是著名的舞蹈编导家。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大型音乐剧《赶摆》、《吉祥天女》、《绣金匾》、《阿瓦人民唱新歌》、《青年友谊圆舞曲》、《景颇刀舞》，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等的舞蹈编导，其电影《阿诗玛》还获国际电影节舞蹈片大奖。
茅迪芳（左一）、石祥（左二）、杜柏桦（左三）、刘薇（右一）
一下子认识这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令我受宠若惊。特别是中午进餐时，刘薇老师拉着我坐在她身边，给我倒酒、挟菜，就像一位慈祥的老母亲。我的心里，感觉暖洋洋的。
几天后的一天中午，我正准备午休，关门的那会，忽然发现勤务兵带着刘薇老师走到了房门口。刘薇老师进屋后，坐在床上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说：“我马上就要回北京了，特地过来和你告个别。”刘薇老师德高望重，却专程过来与我一个无名之辈告别，令我十分感动。临别时，刘薇老师千叮嘱万叮咛，要求我好好学习，多写些作品。她老人家还送给我一支笔，让我把战士们这些血染的风采记录下来，铭刻在心里。接着，她写下她家里的地址，叫我到北京一定要到她家里做客。遗憾的是，我除了在1988年替文山州西畴县文工队填过一次词，获得文山州建州30周年文艺调演创作二等奖外，就再也没有作过词。也一直没有机会去北京，拜访这位尊敬的老前辈。后来，在武汉工作时，我写了一篇题为《她的歌为什么能唱遍全国》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籍此表达我心中深深的敬意。
近三十年来，我无时不牵挂刘薇老师这位与时俱进的巾帼词家。特别是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每当战友们唱起她老人家创作的嘹亮军歌，我就想起了在南疆戍边的那段日子，忆起与刘薇老师在一起的短暂时光和她慈母般谆谆教诲。
刘薇老师，我们曾经是人民的子弟兵，行进在辉煌永恒军歌中的战士。不管岁月如何变幻，我们兵心依旧、真诚永远！
军中百灵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歌喉甜美的演唱者，与百灵鸟媲美，称之为“百灵”。军中的歌唱演员，自然便是“军中百灵”。在老山前线，用歌喉给战士们带来美的享受的，除军、师宣传队的歌唱演员外，还有前来慰问的总政歌舞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歌唱家。他们，把军队的传统教育融入娱乐，用歌声鼓舞士气，既舒缓了士兵的心理压力，也增添了部队的文化氛围。
1987年11月的一天，刘主任派人通知，说总政歌剧团到了师部驻地坪寨，叫我陪《云南法制报》到师政治部采访的记者刘琨一行观看慰问演出。当时，坪寨没有居住的当地居民，师直各单位分散驻扎在几座小山的斜坡上。小山的两边，各有一条小水沟，水流不大，属于那种“冷浸水”。两条小水沟之间，是一块块高低参差的水田。师政治部对面驻着师防化连，师防化连下方近山坡的地方，有一大一小两丘田。那丘小田搭成彩门后，刚好是一个标准的舞台；而大丘田则十分开阔，适合战士们坐在小马扎上观看慰问演出。根据首长的安排，我需在舞台对面的山坡上，不时调整拍照的角度。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在老山前线见习的杨腾驰干事，看到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也跟着跑到山坡上，用相机记录这段难忘的历史。
总政歌舞团到边防慰问慰问，战士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平常，大家看的是师宣传队的演出，虽然身受鼓舞，但远不及总政的歌唱家名气大。因此，师直各单位刚刚排队坐好，大家便开始相互拉歌，展示部队高昂的斗志：“侦察连，来一个！”“指挥连，来一个！”“防化连，来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然后，一阵“呱唧、呱唧”的掌声。
主持人示意拉歌结束之后，著名女歌唱家张越男走到台前，对台下的将士们说：“我是一个入伍40多年的老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为战士们唱，那时候我还小。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前线我为战士们唱，那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我已经老了，但你们正年轻。今天，我代表后方的母亲，为大家演唱一首《两地书，母子情》。”张越男老师1934年出生于河北文安县，不到12岁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录制和演唱的歌曲有《北京颂歌》、《井冈山颂》、《海上女民兵》、《祖国处处有亲人》、《娄山关》、《眼望红旗满情怀》、《家住安源》。她刚柔自如、吐字清晰、歌音亲切的演唱，情深意切，让战士们的思亲念家之情，油然而生。
慰问团在前线慰问演出
据驻守在八里河东山主峰的战友说，张越男老师和慰问团上东山主峰演唱《两地书，母子情》时，说的也是这么一段话。这首颇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悲壮情怀的军歌，唱出了战士们的心声。是啊，戍边的男儿哪个不想家？哪个不思念自己的母亲？那天，天降大雨，张越男老师和演员们在雨中演出，各个阵地派出的战士代表提着录音机在下面录音。战士代表说，那些坚守在阵地上保家卫国的战友，都喜欢听《两地书，母子情》，委托他们录下来带回去放着听。他们戍边，既是履行军人的神圣职责，也是为了祖国母亲的安宁，为了国家的日益强盛。
事实也是这样。无论是前来老山前线慰问的歌唱家，还是坚守国门的宣传队员，他们演唱的军歌，同样都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抒发了人民子弟兵忠于祖国、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高尚情怀。
我们步兵第80师的宣传队，是个连级单位。大部分队员是部队赴老山前线轮战时，从河北或云南、湖北等地特招的。宣传队副队长王爱丽，是湖北人。在八里河东山主峰旁18号阵地牺牲的王爱军烈士，和她的名字相差一个字，也曾经叫过她“姐姐”。作为我军某部赴祖国各地演讲的英模演讲团的成员，王爱丽演讲的英模人物，就是王爱军，以致人们都误认为她是王爱军的亲姐姐。其实，王爱军的亲姐姐叫王爱新，当时在北京军区卫校学习。
有一次，我看到宣传队几位女队员从政治部的板房旁经过，其中一位一边哼歌一边走。那嗓音，如同夜莺一般，悦耳动听。在她们经过政治部门口时，被刚从屋子里走出来的刘主任叫住了。女队员们闻声，向刘主任敬了不太标准的军礼：“刘主任好！”刘主任疑惑问：“刚才是哪个小鬼在唱歌？声音这么好听，是专业的吧？”一名女队员回答“报告首长！我们都是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刚才唱歌的是专业演员，曾在歌舞《丝路花雨》里担任B角。”刘主任关切地问：“部队生活比较艰苦。特别是在边防，条件差，环境恶劣，你们都还习惯不？有什么困难，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刘主任谆谆教导：“军队文工团或宣传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点，相信大家在电影中看到过。女兵们的小竹板一打，嗓音一亮，战士们的疲劳顿消，精神抖擞，劲头十足。现在，你们已经不是地方上的歌舞演员，而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人民军队里的一员。军人，就得唱威武雄壮、坚定有力，豪迈嘹亮，气贯长虹的军歌。嘹亮的军歌，是鼓舞战士勇往直前的号角，人民军队强大精神力量的催化剂，也是军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们要用甜美的嗓声，唱出军人的最强音。”
刘主任的教诲，提纲挈领，触类旁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让我感同身受。也许，这便是他三十多岁就能成为全师主管宣传的最高首长缘故之一吧？
指尖舞者
有人曾形象地用“插孔虽小，洞见时代风云；塞绳虽短，连系千军万马”写照在指尖上蹈舞的话务女兵。她们，在没有战火硝烟的“三尺机台”，每天插拔塞绳上千次，用青春谱写永远的绿色乐章。
师通讯营一排长刘忠刚，是总机班女兵们的头。因为是老乡的缘故，我经常去通讯营找他。每次去刘忠刚那里，都会看到那些值班的女兵，头戴耳麦，口里不停地问：“首长，您好，请问您要哪里？”那声音，甜美规范、流畅动听。她们用纤巧的手指左右开弓、分秒必争地在总机控制台上的洞孔里熟练地插来插去，在视为履行神圣使命的疆场，用一串串数字，凝固成军人的忠诚。正因为有了她们，前方的消息才能畅通无阻，最前沿的部队才能及时得到后方的炮火支援。
总机班的女兵中，1986年10月份入伍的居多，有几位的父辈，还是部队师一级的领导。在家里，她们一个个都是青春年少的乖乖女，倍受父母宠爱。穿上军装，成了军人，她们便从稚嫩走向成熟，从依赖走向独立，从漂浮变成坚定，从懵懂变得刚毅。
由于工作的特殊，我有幸参观了男兵们不敢涉足的总机班女兵闺房。与男兵相比，女兵们的住宿条件较为优越，两间宿舍，每间摆六张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整齐，地面干净整洁。有的床边，还挂着“红棉”吉他。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女兵的床边都挂着一面小镜子。在部队，女兵是不允许涂胭脂抹口红的，但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在镜子里梳拢刘海，整整军容，也未尝不可。
我好奇地问姑娘们：“入伍之前，你们在家中都是娇滴滴的公主。现在，你们都已经蜕变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了。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角色转换的？”一旁的山西长治籍女兵杜秀红，抢着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军人的后代，从小就生活在军营，耳濡目染，对部队和军人有着深厚的情谊。因此，当我们穿上军装，很快就进入了军人的角色。我们的工作，其实就像战争年代里的‘传令兵’、‘通讯员’一样，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只不过，那个时代靠人骑马或步行传达，而我们坐在‘三尺机台’就可以将部队的一项项重大决策、一次次重要行动，在不断重复的一插一拔瞬间，传令到各单位。让我们的部队，永远耳聪目明。”
我是师宣传科，拨出电话比较多的一个，姑娘们基本都转过我的电话。每次我用手“呜呜呜”地摇通电话，开口说“你好！”，姑娘们就会问我“唐干事，请问您要哪里？”为此，我好奇地问：“为何我每次打电话，你们知道是我？”
回答我的，还是杜秀红。“坐在‘三尺机台’前，我们必须做到‘人在电话通，不停一秒钟’。对于我们来说，师部各单位、每个团分配在几号线，都要记得滚瓜烂熟。哪几号线经常有哪些首长要，我们也摸得比较清楚，因为你要的电话多，我们也就记住了你的声音。也就是说，在没见过你之前，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
将豆蔻年华的话务女兵，喻为指尖舞者，像独自绽放在深山的幽兰，默默地散发着芳香。应该说，这不仅是对话务女兵的高度赞誉，更是她们无私奉献自己青春的真实写照。
白衣天使
和地方医院一样，军中医务工作者穿的也是白大褂，被称之为“白衣天使”。其中的女医生和护士，亦有“当代南丁格尔”之誉。
南丁格尔是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士兵死亡率高达42%。南丁格尔排除各种困难，为伤员解决必须的生活用品和食品，认真护理，仅仅半年左右时间使伤病员死亡率下降到2%。她还发起组织国际红十字会，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及“提灯女士”、“提灯女神”。
当年的80师医院
部队医院，是女兵较为集中的单位。女兵的主要任务，是救护伤员，开展巡诊、送药、理发、洗衣服、宣传卫生防病知识等服务活动，还和战士们联欢，促膝拉家常，说说心里话。老山轮战期间，我经常随刘主任去80师医院慰问伤员，观摩师宣传队在他们那里的慰问演出，并在被235团团长秦天接到该团时，受79师师长马立达的邀请，到该部驻地曼棍洞，结识了79师医院的女兵。
80师医院的驻地，位于分驻在几座山山坡上的师机关和警卫连、侦察连、指挥连、防化连、通信营等单位的下方。那几座山与山之间分隔的小水沟，依山势蜿蜒而下之后，汇聚成一条小河。小河通过往船头和八里河东山方向的公路桥后，转了一个“7”字弯。弯旁，便是师医院的板房和帐篷。医院河对面是工兵营的驻地，为一栋两层的小楼。工兵营见习教导员李德福，是国防大学的教员，为南开大学毕业的硕士。没有随刘主任外出任务的时候，我时不时去工兵营找他。有时，我偷偷从工兵营拐过小桥，看望师医院李力和吴静、小韩、徐萍等女兵。
李力是北京人，当兵已十年，干部，27军赴老山轮战时才从非作战部队以技术骨干的身份补充到80师，是女兵中的“大姐大”。吴静是我老乡，老家湖北红安，典型的“红二代”。她和李力一样是干部，也是以技术骨干的身份补充到80师的。她的姑姑吴晓恒，是第一军医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得知，吴晓恒是我军1988年授衔的女将军。小韩也是干部，一直给一名男军医当助手。那名男军医牺牲后，她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走出悲伤。安微六安籍女兵徐萍，则是新兵，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显得特别可爱。
我曾目睹小护士们精心护理受伤的战友，在小河边清洗血染的纱布，闻过她们冒着炮火从前线抢救伤员返回后留在征衣上的硝烟，了解她们的心路历程。师报道组为她们写了一篇《当代南丁格尔》的文章后，我应邀也写了一篇题为《红土地上的绿橄榄》的文章，表达心中的敬意。
曼棍洞因位于麻栗坡县天保农场曼棍村而得名。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洞竟然走出了55位将军，被喻为当代黄埔军校。位于曼棍洞口下方河畔的芭蕉林里的79师医院，有支游走在一线阵地的女子救护队，叫“老山十姐妹救护队”。队员有赵慧、李占军、贺志华、刘洪、王蕾、赵冬梅、徐晓红、蒲秀娟、张萍、董春艳。她们在云南边防期间，深入最危险的前沿阵地抢救伤病员，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受到指战员的好评。除队长赵慧荣立一等功外，其余的队员全都荣立三等功。1987年夏天，队长赵慧和67医院护士刘亚玲一起，在那拉口营指救护所的猫耳洞里，整整生活了40个昼夜，被誉为“战地女神”。
老山十姐妹救护队
2007年7月，我曾和79师的徐晓红一道到昆明拜访云南文山州原文联主席、《含笑花》诗报主编黄士鼎。黄主席笔名瑙尼，《含笑花》诗报登载的诗歌，激励了一支又一支参战部队的将士奋勇杀敌。当他得知徐晓红是“老山十姐妹救护队”的，激动地说，你们救护队在老山闻名遐迩，真的很了不起，能在20年后再见到你，实在是太高兴了。那天，封尘了20年的记忆被打开，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老山前线的事，谈到了27集团军政治部原主任朱增泉中将那首著名的诗《猫耳洞人》、战地诗报《橄榄风》、1987年的老山战地诗会。临走，他还送给徐晓红一套保存完整的《含笑花》诗报。2014年4月，我重返麻栗坡参观“老山作战纪念馆”时，赫然发现墙上张贴着几位“老山十姐妹救护队”队员在前沿阵地用肩扛躺在担架上的病员的照片。这张照片，曾印在27军1987年的月历上。
每位白衣天使，都像圣洁如雪的蓓蕾，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她们不但给一线的战友治伤疗伤，还用女子般的柔情激发了一线将士们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信念和决心，显得更加美丽而强大。同时，她们以实际行动，铸造了伟大与光荣。
后勤之花
部队女兵主要集中在通信、文艺、医疗卫生单位，人数最多的，要数后勤部。后勤部不仅管部队官兵的吃喝拉撒、物资供应和运输，还管医院、军人服务社和招待所。
80师“军人服务社”，有两名年轻的小女兵在那里卖烟酒、副食等，一个叫葛建文、一个叫石雪莉。
我当年抽得最多的烟，就是在“军人服务社”买的一元钱一包的白皮反装“试制”红河。那时，我没有烟瘾，但为了早日完成政治部的两部记录片，每晚熬夜困了就抽烟提神。秘书科梁有为科长是河北作协会员，见我加班辛苦，经常塞些诸如“红塔山”、“阿诗玛”这样的好烟给我。当年的烟，没有现在的品种多，大部分是云南的“春城”、“蝴蝶泉”、“红梅”等，再就是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烟，我还抽过东北的小学生们用零花钱买的“人参”烟，上面写着学生所在的学校、班级和姓名。
买烟的时候，我曾经和两名女兵闲聊，得知两人的家都在石家庄，还是初中、高中同学。1986年10月入伍时，葛建文在师医院，石雪莉在师宣传队，两人不知道彼此在同一个师。石雪莉意外发现后，就申请调到师医院和葛建文做伴。
说起她们要求赴老山前线参战的壮举，着实叫人感动。
80师接到赴老山轮战的命令时，她们在家属院的卫生所工作。干部科郭干事给她们做工作，要求她们负责保障赴老山前线的将士们子女上学和放学时的安全，并把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拍成录像，送到老山前线，让在前线的将士们安心保家卫国。还说，再怎么打仗，也轮不到她们女娃娃两个上前线。这话，葛建文可反感了，也听不进去了，想起自己的大伯是在解放包头时牺牲的，她也一直都希望像父辈一样，走进战场接受战火的考验。情急之下，俩人用手术刀把手割出了很多血，在白毛巾上写下“誓死上前线”五个大字，并写下自己的名字。河北获鹿籍的新兵康新革、山西武乡籍的新兵张英菊、1985年底从北京入伍的朱玉梅知道此事后，也把名字写在上面，强烈要求和她们一起上前线，并把白毛巾交给了留守的姜副师长。就这样，葛建文、石雪莉、康新革、张英菊、朱玉梅最终被批准上老山前线。葛建文、石雪莉随师部到了坪寨，在“军人服务社”工作；康新革、张英菊、朱玉梅三人则留在麻栗坡的师招待所。
云南的气候独特，每年的5月至10月的夏秋节为雨季，天气多变，晴雨无常，6、7、8三个月的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0％。11月至次年4月的冬春季节，为旱季。1987年雨季的那场大水，雨水裹着泥沙从山上经过侦察连驻地的小水沟直泻而下，堵住了服务社的门。在北方长大的葛建文和石雪莉，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一下子被吓懵了。服务社的房子里，堆放的都是烟酒、副食等，若被雨水浸泡，等于报废了。两个身材单薄的小女兵开始与时间赛跑，累得汗流浃背才把货物全部搬到高处。忙碌完了之后，俩人大眼瞪小眼，傻啦：门被堵死了，出不去！还是葛建文机灵，打开屋后没有拦杆的窗户，跳了出来。
留在麻栗坡师招待所的三个女兵，我接触得最多的，是张英菊。
当时的麻栗坡县城，不是很大。从老城区下来，走过畴阳河上的一座小桥，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广场上，驻扎着担任纠察任务的一个连；左边沿河是一溜二层的铺面房，还没有粉刷完毕；右边是县武装部。穿过广场，从那栋二层的79师招待所旁边上坡，是县委县政府。而80师在麻栗坡的招待所，则在县城往船头方向公路旁的一条小石子路上，是一栋长形的二层民居，与79师招待所、菜市场隔畴阳河相望。
湖北汉川籍烈士王爱军的父母和姐姐来部队处理王爱军的后事时，我曾陪同他们在麻栗坡的师招待所住过，也因此认识了接待我们的张英菊。
张英菊在招待所有一个小房间，陈设十分简单，桌上除了一台小收录机和小电子琴外，便是一些日常用品，别无他物。我去的那天，小收录机里正在播放北京武警文工团双胞胎相声演员李博成、李博良作词作曲弹唱专辑：《老山前线日记》。专辑的封面，是兄弟俩身穿军装，怀抱吉他对坐的弹唱姿势。也许是身临其境的缘故，专辑中的《因为有她才有你》、《决不放弃一寸地》、《别看我个子小》等歌曲，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赶紧跑到麻栗坡街上买了几盒空白磁带，将专辑录了下来。
张英菊和我聊天的时候，只说她是山西长治人，父母都曾是军人。直到2015年9月，我才知道她是在姑妈家长大的，是姑妈的养女。姑父、姑母都是老八路，姑母王九焕，竟是我国首位女扮男装的八路军战士。她是一个十分淳朴的女孩，不善言辞，却热忱有加。前不久，我整理过去的资料，忽然发现几张发黄的信笺，其中写着：“1987年11月14日，星期六，阴雨。服务员小张，86年参的军，挺好的一女孩。这几天感冒了，每天都要吃药。她把自己的杯子借给我，还给我提了一瓶开水，真可谓服务周到。在小张的值班室，我问她想妈妈不？她说想，刚才都哭了，离家这么远，想妈妈想的不得了。她用小电子琴弹《妈妈的吻》，弹《心声》等。她，是前线女兵的缩影。”知道我们很少有机会到麻栗坡县城，张英菊还利用空余时间带我熟悉边城麻栗坡的风情。
后来，在师军务科和机要科当参谋的老乡邀我上老山主峰，叫我叫上几个总机班或师医院的女兵一起去。总机班的杜秀红和师医院的女兵们都遗憾地说走不开，唯张英菊有时间。当她得知将上老山主峰，高兴得头天晚上就赶到了达坪寨。临上车时，还把自己掐了一下，证实不是在做梦。1987年12月31日是我26岁的生日，张英菊特地请假从麻栗坡赶到坪寨，并约上杜秀红，一起为我过生日。前几年，杜秀红在电话里和我说，她刚搬完家，好多东西都扔了，但一直保留着我生日那天送给她的笔记本。
2014年4月我重返老山后，写下了《永远的老山，永远的麻栗坡》一文。杜秀红、徐萍、葛建文、张英菊及众多战友看到此文后，纷纷给我打电话或在QQ上留言，补充细节，并把他们当时的一些照片发给我插在QQ空间里。张英菊发给我的照片，就是当时上老山主峰时拍的。看到那些照片和补充的文字，那早已逝去的记忆，战火岁月中的一幕幕，仿佛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时光只解催人老，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刘薇老师已是95岁高龄、茅迪芳老师也已82岁，张越男老师则于2015年过世。而当年的小女兵们，亦已届中年。但是，在祖国危难之时,在特定的战争环境里，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像男儿一样，守护着祖国的安详，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稳定与繁荣，彰显了中国女兵血染的风采，永远值得钦佩和景仰。
军营，因女兵而多彩；女兵，因奉献而璀璨。
致敬！走进硝烟的女兵！
作者在老山前线（弹吉他者）
在老山前线时，作者（左）在侦察连营地后面拍的一张照片
作者简介：唐雄，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廉政内参》海南课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大海南》杂志总编。1986年12月-1988年6月，随军赴老山轮战。著有散文集《恋上海南》，策划、主编、编著作品十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