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快与慢》| 徐玲解读
关于作者
卡斯·桑斯坦，是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知道的那本经典的《助推》，就是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两人合著的。桑斯坦曾长期在美国政府任职，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桑斯坦主持成立了白宫社会与行为科学小组，直接推动了很多助推政策的落地。
关于本书
这本书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沿着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方向，进一步揭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而是把焦点放在助推所引发的伦理学争议上：助推到底是不是一种家长制政策？它有没有伤害公众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
核心内容
一、为什么助推政策这么受欢迎，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纳？
二、各国公众是怎样看待助推政策的？
三、为什么说非教育型助推也能增加公众的自主性？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助推：快与慢》。
听到这个书名，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没错，“每天听本书”解读过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两本经典著作《助推》和《思考：快与慢》。这本《助推：快与慢》呢，就好像是这两本经典书的拉郎配，有点“奥特曼大战孙悟空”的意思。我一看这书名就犯嘀咕：该不会是出版社为了蹭热点，出的什么山寨书吧？
拿来仔细一翻，还真不是。这本书的作者卡斯·桑斯坦，是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知道的那本经典的《助推》，就是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两人合著的。同时，卡斯·桑斯坦也是《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合作者之一。现在，桑斯坦又出新书，他会在这两大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对行为经济学理论有进一步推进吗？
读完全书，我发现这本书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沿着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方向，进一步揭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而是把焦点放在助推所引发的伦理学争议上。
我们知道，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了，真实的人类不是“经济人”，不会时时刻刻像个机器一样去精确计算利弊、选择“最优方案”。实际情况是，人类的决策系统是有缺陷的，我们常常会被经验、直觉、冲动、惯性所引导，从而做出不那么理性、甚至是不利于自己的决定。所谓助推，就是政策制定者利用人类的认知缺陷，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在香烟盒上用图形化警示的办法，来让人们少抽烟；再比如，通过改变自助餐厅的菜品陈列方式，来帮助人们控制体重等等。
桑斯坦曾长期在美国政府任职，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桑斯坦主持成立了白宫社会与行为科学小组，直接推动了很多助推政策的落地。同时，桑斯坦的搭档，也就是理查德·塞勒还为英国卡梅伦政府提供助推政策建议，获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世界上已经有130个国家开始采用助推政策。可以说，助推是迄今为止应用最广的经济学建议之一。
但是，在逐渐普及的同时，助推政策也遭到了批评和质疑。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人需要对自己的事情自主决策，并且为决策后果承担责任。人们担心，助推政策虽然增加了社会福利，但同时伤害了公众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助推到底是不是一种家长制政策？助推政策真的应该被广泛推广吗？桑斯坦写作这本书，就是为了对这些质疑进行正面回应。桑斯坦的结论是，助推政策不但没有伤害人的自主性，反而是扩大了人的自主性。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面对这些质疑，桑斯坦是怎样为助推政策进行辩护的。
首先，我要给你交代一下背景，为什么助推政策这么受欢迎，会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纳？
前面说了，人类的认知系统存在缺陷，这导致人们做出的决策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想要增加社会福利，就必须想办法让人们采取更加理性的行为，比如，让人们改掉不好的习惯，更加注重健康、环保、公益，等等。具体该怎么办呢？可以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直接命令。比如环境保护法、禁烟令、禁酒令，等等。但是，面对命令或者禁令，人们可能阳奉阴违，可能钻法律的漏洞，导致执法成本很高，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
比如在100年前，美国国会认定，酒是引发犯罪的根源，于是颁布了《禁酒法案》，规定凡是制造、售卖或者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的饮料，都是违法。但是，禁酒令并没能让人们戒酒，相反，禁酒令让美国的私酒泛滥、黑社会横行、犯罪率不断攀升，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再比如，美国于1970年代颁布了《濒危物种保护法案》，规定一旦某片树林被认定为濒危鸟类的栖息地，林场主就必须把这片树林保护起来，不能随意砍伐。结果呢，法令一颁布，林场主们就赶在环保人员进行认定之前，大量伐木，不让鸟儿栖身，这导致濒危鸟类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了。
看来，直接颁布法令，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办法，就是不强制命令，而是以金钱为激励手段，来促使人们改变行为。比如，无偿献血的人不够，导致血库紧张，那么，就把无偿变成有偿，用金钱激励人们献血；再比如，学生不爱阅读，就用金钱激励他们，每看完一本书奖励1美元；还有，针对问题少女早孕的社会现象，好办，只要她们不怀孕，每周奖励7美元。这些都是美国政府推出过的真实政策。
一般来说，金钱激励比直接命令的效果要好，对人们行为的改变立竿见影；但是，金钱激励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这就是“挤出效应”，用外在动机挤掉了内在动机。
比如，付钱给学生去阅读，学生自然而然会认为，阅读是一项辛苦的工作，而不是有意思的活动。他们会想方设法去找篇幅更短、内容更浅显的书籍来“欺骗”这个系统，以实现经济回报的最大化。这时候，金钱动机就挤掉了阅读带来的内在乐趣。而且，一旦你停止付钱，学生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从事这项辛苦工作了。所以，短期内，金钱激励确实会让学生看更多的书，但从长期看，反而不利于学生培养起热爱阅读的习惯。看来，激励手段也必须慎用。
那么，除了直接命令和金钱激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有。行为经济学家认为，既然人类的决策系统有缺陷，那么，政策制定者根本没必要与这些缺陷做无谓的斗争，而应该换一种思路，巧妙地利用人类决策系统的缺陷，引导和推动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助推”。
比如，想让人们吃得更健康，不可能直接颁布法令，金钱激励也不太合适，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自助餐厅里，把绿色健康食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而把最不健康的食品放在犄角旮旯，这样就能让人们少吃很多垃圾食品。再比如，想要改善公共厕所里小便池的卫生状况，只需要在小便池里面画一只苍蝇，据说能够很好地激发男士们的瞄准兴趣，从而显著提高卫生状况。
还有，想鼓励人们适当储蓄、为养老做准备，而不是当月光族，该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在劳动合同中设置一个默认选项，把工资的一定比例自动存入养老基金。如果员工什么都不做，那么他就自动加入储蓄计划；如果员工不愿意参加，他可以修改默认选项，退出储蓄计划。这个政策实施后，员工的储蓄率明显上升。
你看，有了助推，政府既不需要颁布法令来限制人们的自由，又避免了金钱激励带来的副作用，轻轻松松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政策效果，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难怪助推政策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
那么，各国公众对助推政策持什么看法呢？本书作者桑斯坦对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15个主要国家的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各国公众对大多数助推政策都积极支持。而且，有一点我没想到，根据桑斯坦的调研，助推政策的公众支持率最高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韩国。
不过，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助推政策在广受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舆论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助推政策的用意也许是好的，是为了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但是，助推方法实际上是在暗中操纵人们的行为，这既是对公众的不尊重，也伤害了他们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有个叫沃尔德伦的哲学家说：“我希望自己被塑造成一个更好的选择者，而不是有人利用我当下的无知和可怜的直觉来牟利，即使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还有人担心，如果政策制定者采用激励机制，那么至少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激励”，我们会有所警惕或者抵制；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采用助推方法，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助推”，万一这个政策有损我们的利益，或者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怎么办？
面对这样的质疑，桑斯坦作为助推政策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会怎么回应呢？
桑斯坦回应批评的第一点是，批评者对助推理论的认识是片面的。
这就要说到丹尼尔·卡尼曼的那本《思考：快与慢》。我们知道，卡尼曼在那本书里，把人类的认知系统分为两类：系统1，也叫做快系统，这是依赖直觉的、无意识的思考系统；系统2，也叫做慢系统，这是需要投入注意力、去有意识思考的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快系统常常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快系统的直觉思考模式也存在缺陷，会导致各种认知偏误。
换句话说，快系统是比较容易受外界信号干扰的系统，而助推政策往往是针对快系统来设计的。比如，默认规则就是利用了快系统的惰性和惯性，而自助餐厅的菜品摆放则利用了快系统的选择性注意缺陷。助推政策利用人的认知缺陷来达到目的，这也是它受到批评的根本原因。
但是桑斯坦指出，上面说的只是助推政策的其中一种。实际上，助推政策有两种，一种就是前面说的、针对快系统的助推，包括图形化警示、默认设置等；而另一种是针对慢系统的助推，包括信息提示、事实披露等。桑斯坦把针对慢系统的助推称为“教育型助推”，因为它对公众有教育作用；而把针对快系统的助推称为“非教育型助推”。
举个例子。在有些国家的香烟盒上，印着肺癌患者的肺部特写，看起来非常惊悚，这种图形化警示的目的在于激起人们的恐惧反应，这是针对快系统的助推，也就是非教育型助推；而有些国家的香烟盒上印着“吸烟有害健康”，或者每年有多少人因吸烟而死亡，这种信息披露是针对慢系统的助推，属于教育型助推。再比如，将打印机的默认模式设置为双面打印，这就属于非教育型助推，而举办讲座让公众了解节约资源的好处，这属于教育型助推。
桑斯坦说，如果你认为非教育型助推是利用了人类的认知缺陷，那么，教育型助推总该不是吧？实际上，教育型助推是通过提供更多信息，引导公众去思考之前自己从未关注的问题，从而提升公众的认知能力。桑斯坦推测，教育型助推比非教育型助推更能受到公众的欢迎。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桑斯坦设计了一系列调查问卷来测试公众的偏好。在第一轮问卷中，桑斯坦设计了34项助推方案，询问公众意见。结果，其中有22项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有12项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让桑斯坦非常意外的是，无论是受欢迎的助推还是遭到反对的助推，都是教育型助推和非教育型助推各自参半，并没有出现教育型助推就一定受欢迎、而非教育型助推就一定遭到反对的情况。
比如，同样是教育型助推，要求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含盐量和转基因成分，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要求在包装上标注产品是否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则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再比如，同样是非教育型助推，婚后妻子自动改随夫姓的默认规则，获得大多数人支持；而婚后丈夫自动改随妻姓的默认规则，则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也就是说，桑斯坦发现，当公众评估一项助推政策是否合理时，并不是按教育型和非教育型的框架去思考问题的，而是看这项助推政策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和主流价值观。这是不是表明，其实两种助推方式在公众心目中是等价的，公众并没有特殊偏好呢？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桑斯坦又设计了第二轮问卷。在这轮问卷中，桑斯坦针对同一个助推目的，同时设计了非教育型助推和教育型助推两种方式，并询问公众更倾向于哪一种。比如前面提到的鼓励戒烟，有图形化警示和信息披露两种方式；再比如鼓励储蓄，有自动储蓄计划和对员工进行理财培训两种方式；等等。假设两种方式中只能选择一种，公众会更倾向于哪种呢？
根据桑斯坦的问卷结果，公众通常更喜欢教育型助推。在鼓励戒烟的选项中，有55%的人选择了信息披露；在鼓励储蓄的选项中，有57%的人选择了理财培训。也就是说，和桑斯坦之前的假设一致，公众认为教育型助推能起到教育作用，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自主选择，所以更倾向于这种方式。
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没什么稀奇，但接下来就有意思了。在接下来的问卷中，桑斯坦在提供两种助推方式的同时，还附加了一条额外信息，就是非教育型助推比教育型助推要“显著高效”。比如，图形化警示能降低20%的吸烟率，而信息披露只能降低5%；自动储蓄计划让至少90%的员工加入了储蓄，而理财培训只能达到55%。
这里得补充一句，这条附加信息是有数据支持的。证据显示，在大多数时候，非教育型助推的确成本更低、收益更高；而教育型助推虽然能够很好地影响人们的理念，但很难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也许这就是俗话说的“知易行难”吧。
在知道非教育型助推更加高效的情况下，人们对非教育型助推的支持率明显上升，支持图形化警示的人从原来的45%上升到57%；支持自动储蓄计划的人从原来的43%上升到55%。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成本收益，公众的偏好会发生改变，支持非教育型助推的人会占多数。
好，总结一下，桑斯坦的研究结果是，在不刻意区分教育型和非教育型助推的情况下，人们对两种方式的偏好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如果非要人们从两种方式中二选一，那么人们会更倾向于教育型助推；但是，如果有明确证据显示，非教育型助推的效率更高，人们也同样支持非教育型助推。
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考虑成本收益因素，单就从维护人们的自主性来说，教育型助推就一定是好的、而非教育型助推就一定不好呢？桑斯坦的回答是，不一定。这就是桑斯坦对批评者的第二点回应。他认为，有的时候，非教育型助推反而比教育型助推更能维护人们的自主性。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自由选择是好的，而没有选择是不好的。但要注意，由于人们的时间、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们只愿意对自己感兴趣的和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出选择，而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出计算和选择。但是有时候，教育型助推恰恰要求人们在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上，付出很高的学习成本、占用相当的“大脑带宽”去进行选择，这其实是损害了人们的利益。
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你到一个大城市出差，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这时候，司机问你：想走哪条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司机给了乘客更多的选择自由，但对我这样的路盲来说，这个问题很烦人。我并不想花费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该选哪条路去机场，这不是司机应该考虑的事情吗？更何况，如果我回答“不知道”，那么没准儿司机会认定我是个外地人而故意绕远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乘客需要的其实是一个不进行选择的“默认设置”，直接由司机来决定路线，除非乘客主动要求走另一条路。
再举个极端情况下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因车祸身亡，他的亲属必须决定是否要捐献他的器官。这个决定对亲属来说是很难的，他们不知道遇难者本人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而且在那个时刻，他们从情感上也不愿意去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种助推政策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每个人拿到驾照的时候，就默认他同意成为器官捐献者，除非他本人明确表示不愿意。这样一来，遇难者亲属就不必再面对艰难的选择。当然，这只是作者提出来可以探讨的方案之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通过上面这些例子，桑斯坦想表明，教育型助推鼓励人们积极做出选择，在大多数时候确实是增加了人们的自主性；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时间精力不够、缺乏相关知识、面对情感困境等，选择反而成为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时候，人们不愿意做出选择，甚至愿意花钱去让别人为自己选择，比如雇佣各种经纪人。
教育型助推要求人们必须做出选择，这等于是剥夺了人们不选择的自由，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家长制政策吗？相反，非教育型助推是自动运行的，它能够很好地尊重人们不选择的自由。
而且，正如桑斯坦所说，“人们想要保留自己的认知资源，他们珍视思想的宁静。生活中最珍贵的礼物很简单，那就是时间。”非教育型助推给人们节省了最宝贵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关注那些他们认为更加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增加了人们的自主性。
好，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来简单回顾一下。
政策制定者想要改变公众的行为，有三种方式：直接命令、金钱激励和助推。直接命令的执法成本很高，有时候适得其反，而金钱激励可能会带来“挤出效应”的副作用。相比起来，助推政策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但是批评者认为，助推政策虽然提升了公众福利，但它是通过利用人们的认知缺陷、在暗中操纵人们的行为来实现的，这损害了人们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
对此，桑斯坦有两点回应。第一，助推政策实际上分两种，非教育型助推确实是利用了快系统的缺陷，但教育型助推并不是，它是针对慢系统来提升人们的认知能力的，这两种助推方式在实践当中都有广泛运用。第二，即使是非教育型助推，也可以增加人们的自主性，因为它尊重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不做选择的自由，还为人们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关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
桑斯坦推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会有更多个性化的默认规则出现，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处处充满默认规则的助推世界。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一项技能，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去主动选择，什么时候该依赖默认规则来“助推”自己。
撰稿、讲述：徐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