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圣张仲景立医极 著《伤寒》功泽千秋
在南阳医圣祠的长廊上镶嵌着自伏羲以来117位历代名医的石刻画像，据说这也是我国目前最大容量的名医画像宝库。
这些人，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个个都名震天下，活人无数，是不同历史时期生命和健康的最智慧的守护者。而故去以后，他们化为中国医学天空闪烁的繁星，光耀后世。
历史上，疫病曾无数次疯狂袭击我们这个民族，试图阻挡中华文明进步的脚步，正是这些人一次次扶正祛邪，护卫着我们的祖先将灾难踩在脚下，一路走过数千年沧桑曲折而又辉煌壮丽的岁月。
注视着他们的画像，一部别样的中国古代史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古老的中医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
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中医学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应用古朴深邃的哲学思想总结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创建了一套以中草药、针灸、按摩、导引等为主要手段的综合自然疗法。
张仲景集前代医学之大成，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了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四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他所提出的“六经分证，八纲辨证”的辨证论治理论，为中医学建立了基本规范和框架，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中医的支柱性理论。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出现了《黄帝内经》，这部医书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
但是，当时临床医学尚处于幼稚阶段，处方用药也以单味药为主。
到了西汉，仓公在诊籍中记载了若干临证治疗的具体方法，处方用药也已过渡到以复方为主，在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不但分类记载了几百种药物，而且论述到方剂学的理论。
然而，真正系统总结我国汉朝以前临床医学丰富经验的却还是一代医圣张仲景。
我国古代医生看病很注重辨证施治，也就是首先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复杂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及发病学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在张仲景之前，许多医生虽然早已经在实践中遵循这一原则了，但并不是自觉的，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一套临诊方法。
到了东汉末年，经过张仲景的科学总结才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在这方面张仲景是有过教训的。
有一次，两个病人来找他看病，都说头痛、发烧、咳嗽、鼻塞，张仲景在辨证时都确诊为感冒，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用以发汗解热。
第二天，张仲景到第二个病人家中探望，病人说服药后出了一身大汗，病好了一大半。接着又来到第一个病人家里，出乎意料的是病人说服药后出了一身大汗，但头痛反而比昨天更厉害了。
张仲景这才记起，昨天诊脉时只考虑到两个病人表面的症候一样，脉搏的差别也不大，却忽略了其中一人手腕上有汗，而另外一个则没有。
原来，麻黄汤适合患有实症的病人服用，而已发汗的病人患的是虚症，只有服用桂枝汤才有效。
张仲景吸取这个教训，从此以后更加重视辨证施治的原则。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
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
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症候群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也就是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也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
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症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就是以六经统病症，周详而实用，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持简驭繁，应付各种复杂的症候都能稳操胜券。
除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
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疗原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疗原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祛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
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外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
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据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两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
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就足以使张仲景成为万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
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以为医。”
后该书流传海外，也受到外国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
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已经超过千家。
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两百家。
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
那么，张仲景对于后世医学发展都有哪些影响，他的理念在当代社会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医学的发展轨迹从来都与社会的现实医疗需求密不可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战火绵延，大规模的疾疫多次流行，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作为医学上予以回应的代表人物，便是被后世尊为“医圣”的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一般认为系南阳郡人(现河南南阳)人。其生卒年不详，只能推测其生活于东汉末年。据传曾以举孝廉的身份入仕，后来官至长沙太守，因此又被称为“张长沙”，其方也由此被称为“长沙方”。还有传言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每逢初一、十五便停止办理公事，专门为百姓疗疾，但这些都并无确切的证据。
张仲景年轻时曾向同郡的医家张伯祖学医，可惜的是，张伯祖的事迹也不可考。张仲景习医与其家族所遭遇的不幸有关，据他自述，其宗族原有两百多人，但在当时疾疫流行的情况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亡，其中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伤寒”。在相继痛失亲人的刺激下，张仲景立志发奋钻研医学，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既十分注重吸取前人的经验，刻苦钻研《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等古代医学书籍，又广泛搜集当时医家、民间的实践医疗经验，同时又结合个人丰富的临证经历，最终凝聚成《伤寒杂病论》这样一部医学史上的经典著作。
《伤寒杂病论》原书共有16卷，从书名可推测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伤寒”与“杂病”两部分。但乱世之中书籍保存诚为不易，该书很快便散佚不存。西晋时，王叔和对其进行了搜集整理，将与伤寒有关的内容编排整理为《伤寒论》，而杂病部分的内容却不知所终。直到宋代朝廷对医书进行大规模整理时，偶然在书库中发现一本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其余部分则论述杂病和妇科病。于是整理者删去伤寒内容，保留杂病和妇科病，并把方剂分列各证之下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刊行于世，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伤寒论》《金匮要略》都经过后人编选，即便二书合为一编，也与《伤寒杂病论》原著面貌不同，但仲景学说和思想能够赖以保存，也算得上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伤寒论》一书10卷，计397条，全书专门论述伤寒。按中医学所说的“伤寒”并非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伤寒，也并不是某一疾病的专门病名，广义上是古代对多种外感热性病（包括现代医学的多种急性传染病）的通称。《黄帝内经》中对其性质与转变过程已经有简要的论述，秦汉时期的医疗实践中也不乏相关的探讨，张仲景的贡献在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六经”伤寒，即根据临床症状等的不同，将外感性疾病进程划分为三阳(太阳、阳明、少阳)和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个阶段，三阳与三阴的名称与经络学说中的名称一致，故此称为“六经”。
确定以六经论伤寒的意义不言自明，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外感性疾病，医家可以据此来分析疾病症状证候，根据六经病症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等不同情况来确定治疗原则，表证用汗法，里证用下法，虚证则补，实证则泻等，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辨证论治”。比如说太阳病阶段，为伤寒的第一阶段，病邪尚浅，主要症状包括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脉浮等。治疗上如果表虚有汗，则可用桂枝汤解肌，如果表实无汗，则宜用麻黄汤发汗等。
与《伤寒论》相比，《金匮要略》则专论内、外、妇科等杂病，其中又以内科杂病为主。该书同样也遵循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只是其分证并不以六经划分，而是以病症分篇，以脏腑论杂病，依据病机相同、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者数病一篇，这实际上确立了中医脏腑辨证论治的原则，在医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金匮要略》对于病因的分析也很精到，认为纵使千般疾病，其因不外三条：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因；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是外因；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为不内外因。后来南宋医家陈言所提出的“三因学说”，便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而成。
《伤寒杂病论》还被称为“方书之祖”，这一评价很好地体现出了张仲景对于方剂学的卓越贡献。《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均保存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方剂，除重复的药方外，两书共载方269首，使用药物达214味，基本上涵盖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白虎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小柴胡汤等均是代表性名方。除了存留之功外，这些方剂大多严格遵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法度严谨，同时又能根据病情变化有所加减，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在临床实践中疗效可靠。《伤寒杂病论》中所载药方经历代医家反复应用而长盛不衰，体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因此又被尊之为“经方”，医家中宗其方在学术观点上自成一派者便被称为“经方派”。
总体而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医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医学经典之一，特别对于中医学的临床医学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不仅是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东亚各国医界莫不将其奉为至宝加以研读，在日本的汉方医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
中医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人体脏腑的具体功能，如心脏主血脉运行、肝脏主藏血及疏泻，肾脏主生殖等等；第二部分，是认识中医及分析中医时需要的工具，如气理论、阴阳理论、五行理论，甚至易经理论、孙子兵法等。作为中医理论元素的气、阴阳和五行，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从阴阳说起！
当人类开始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就会感受到一天的昼夜和温度变化，即白天和黑夜，并用阳代表白天、阴代表黑夜；继续扩展这种认识，天是阳、地是阴，上是阳、下是阴，热是阳、寒是阴等等。一切事物皆可分为阴和阳两个对立面，于是朴素的阴阳矛盾观念就逐渐形成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发展阴阳不够用了，不能准确的来表述事物的发展程度，如一杯水可以分为热水和温水，还可以分为冰水及凉水。于是，阴阳又被拆分，阳分为太阳和少阳，阴分为太阴和少阴，以表示事物性质的多和少。
社会在发展，认识在改变。古人思考，从热到温，从寒到凉，甚至是从热到寒，中间总会有一种东西在发挥着作用（如能量守恒），促进着这种变化。于是古人在太阳、少阳的基础上加入了阳明；太阴、少阴的基础上加入了厥阴；三阴三阳理论正式面世，也成为中医学，尤其是《伤寒论》的理论根基及架构！中医人把三阴三阳的这种关系，形容为门理论，即阳明是门轴，太阳和少阳是开门和关门状态；厥阴是另外一扇门的门轴，太阴和厥阴是开门和关门的状态！
医圣张仲景，以三阴三阳的六经理论为根基架构，写出《伤寒论》，衍化为现代的经方派；而后世的其他医家，以五行理论为根基，逐渐丰富其内容，形成了现代的时方派。经方派和时方派，可以独立治病，也可以相通互用！
医圣仲景，遵六经理论，弃五行而不用，仍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医圣者，原因就在于此！
《伤寒论》中张仲景为什么对病症的原因没有过多的分析，而着重说了症和方？
中医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黄帝内经里也有大量的运气学论述，有六经体系的痕迹。南少林火功推拿导引术提示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根子上都涉及到五行相生相克。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里写道：“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腑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 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而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帝曰：愿闻病机何如？
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
诸气膹郁，皆属于肺。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诸热瞀瘈，皆属于火。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诸厥固泄，皆属于下。
诸痿喘呕，皆属于上。
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
诸痉项强，皆属于湿。
诸逆冲上，皆属于火。
诸胀腹大，皆属于热。
诸燥狂越，皆属于火。
诸暴强直，皆属于风。
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
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
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
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
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也就是说，中医看病，主要在掌握病机，实际上病机都是在阴阳五行里。这也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为什么只谈六经，然后就是症与方了。
病机不离六气，外加疾病表现，已经可以下药了！实际上就是说，病机已经告诉了你发病的位置，病症表现进一步说明疾病的细节。对于大医，这些信息已经足够了。
张仲景是很好的掌握了中医之根本的，所以他成为了中医的医圣。
现在只是，他明白的阴阳五行、中医根基，后世很多人不明白，到了现代许多人甚至无法理解，才出现了中医传承上的问题。
张仲景立医极，著《伤寒》，功泽千秋
张仲景，名机，是东汉时代（约为公元150~219年间）的南阳郡涅阳县人，涅阳位于现在的河南南阳邓州市和镇平县一带。 河南出了个张仲景，河南人应当引以为自豪，河南的中医更应当在弘扬和传承仲景经方学术上有所作为。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家，跟华佗、曹操是同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战乱频仍，疫灾连年，据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自建安以后不到十年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疫病身亡，其中死于伤寒的竟然占到十分之七。 所以他痛心疾首，立志苦读古中医书，并师从他的老乡名医张伯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从医数十年，恪守医道，返璞归真，恬淡虚无，精益求精，练就了高超的医术，求医者无数。
据说，汉末建安年间，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时，由于疫病流行，百姓罹病者较多，张仲景看到百姓疾苦，良心所驱，心急如焚，就打破戒律，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时便大开衙门，在大堂上为百姓诊脉治病，因此有了“坐堂医”的称谓。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张仲景的医风医德是何等高尚，当官不忘为民服务。 也有人说，张仲景没有当过长沙太守，但从这个传说来看，张仲景为医至诚，医术高明而求医者众多是确实的。
为将古中医经典传承下去，以在更大范围内济世救人，张仲景一边行医，一边参考《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等前代医学典籍，选取其中经临证检验而确有卓效的药方，又创制一部分经验良方，著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 《伤寒杂病论》包括现今我们所见到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经典的内容。
由于东汉末年连年兵火战乱等原因，《伤寒杂病论》已经散佚，后经王叔和搜集整理，才得以传世。 到了北宋年间，林亿等人将《伤寒杂病论》内容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后人误认为是两部书。 为方便理解，书中凡是说到《伤寒》者皆泛指《伤寒杂病论》，凡是说到《伤寒论》《金匮要略》者，就具体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张仲景《伤寒》这部书是经方辨治的法典，是治病救人的千古奇书，普适性强，活人无数，成为从事中医者的必修经典。
因为张仲景著作中所创的完美的六经辨证法则，以及他经方配伍的出神入化及疗效的神奇，因此，他被历代医家誉为“医圣”，也是中华医学史上唯一能配得上“医圣”称号的医学巨匠。
也由于张仲景在中华传统医学上的丰功伟绩和巨大影响力，成为后世所有中医的共同的导师。
张仲景这位“医圣”，可以与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相提并论。 如清代医家陈修园在《伤寒论浅注》中就说：“医门之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 《说文》：“圣，通也。”《尚书·洪范》敬用五事中说：“五曰思……思曰睿……睿作圣。”孔颖达传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这就是说，圣人是通过学习和思考，深明道义，精通事理，通达万物。“圣”可以说是人的品行才智的最高境界。
孔子被誉为孔圣人，是因为孔子一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两大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立人极”。这个“立人极”的理念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提出的，他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所谓“人极”，就是做人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中正仁义”，也就是说，孔子一生达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后来的学者在学问上有可能超过孔子，但在精神境界上是难以企及孔子的。所以，孔子的精神境界就是我们做人的标杆和表率。
第二大贡献就是修订“六经”。这个六经就是儒家学说的六部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乐经》已经遗失，就只剩下了“五经”。
这“五经”连同“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起，是南宋以后儒生学子的必读经典，因为这些书中记载的内容是集历代圣贤思想智慧之大成的学问，是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不可少的学问。
与孔子相似，张仲景呢？可以说对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也作出了两项伟大的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立医极。 张仲景一生苦学多思，“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勤于临证，深谙古中医的大道至理，开创了六经辨治大法，遣方用药少而精准，出神入化，疗效神奇，达到了为医者的最高境界，立了医“极”，后人无超越者。 后世医者在辨证论治大法及经方应用上，如果能够将张仲景的经方学术好好传承下来，真正会在临床上应用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要想超越张仲景的学术境界，在目前，甚至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大贡献是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核心是六经辨治法则，这个六经的“经”，不是经络的“经”，而是法则，《周礼·天官·大宰》说“'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
这个六经辨治法则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其中蕴涵的严谨而又圆融的辨治学术，可操作性强，极为切合临床实际。
自这部经典著作问世以来，书中揭示的六经辨治大法和经方，救治了无数患者，历经一千八百年而疗效不衰，实可谓“历久弥新”，无超越者，据说东汉名医华佗见到此书后，倍感此书的重要性，感叹道：“此真活人之书也！”
明代医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中说：“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法。方法具备，惟仲景此书。
然则此书者，尽斯道体用之全，得圣人之经。” 这就是说，就是因为有了这部书才使得中医从此告别了没有规律可循、没有方法可依的经验医学，从此就有了“方法具备”的系统的辨证施治的准则，这里可以借用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耆旧·西庄光禄》中的一句话来比喻张仲景暨《伤寒杂病论》，实可谓：“世之言学者，以先生为圭臬云。”
中医是国宝，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就是国宝中的顶级，因为，中医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得最完整、最系统、流传至今仍在应用的，并且服务人数最多的民族传统医学，而这个传统医学学术之所以能得以流传而没有衰落，正是因为有了《伤寒杂病论》这部系统而科学的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方法支撑着。
张仲景不仅是医圣，而且可以称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传统医学的昆仑。中华民族得以受惠于张仲景的《伤寒》经方学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福报。
《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床的根
《伤寒杂病论》这部经典著作就是中医临床的根。我们中医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却这个根，不能丢弃中医经典学术。
学中医要有理性，要明白现阶段中医理论的“现代化”“科学化”和“创新中医理论”等提法是不切实际的，继承都没有搞好，何谈“创新”？而现今扎扎实实地传承和普及张仲景的经方学术，澄清中医的源头，抓住古中医的根才是当务之急。
中医传统经典学术与西医现代医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中医传统学术至今已经存在了5000多年，从《伤寒杂病论》开创了完整的辨治理论算起也有近2000年了；而西医是从17、18世纪才发展起来的，时间约200多年。
中医的根，就是自古就已经存在的系统的、成熟的中医辨治理论及有效的经方，如《伤寒杂病论》《汤液经法》等。这个根已经是精华的东西了，已经是历经几千年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了，要“创新”这个理论是很难的。
如在1800年前，桂枝汤就能治疗“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伤寒论》第13条），脉浮缓。而今天，这个桂枝汤一字不改，仍然对太阳中风证有奇效，这就是中医的根。 所以，中医传统经典学术的立足点在于传承。
西医学实际上是现代很多科学门类中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且从形成和发展时就没有坚实的根基，所以在发展中经历了许多次中断，一直在蒙昧中徘徊，曾经风行过放血、导泻、热敷，以及千奇百怪的药方，后来都被证实没有确实疗效，充其量相当于安慰剂。
直至当今，能被现代医学归纳并诊断的疾病，还不到实际存在的一半，而在能被诊断的疾病中，有三分之一的也治不好。西药在临床上也还一直在验证，今年推荐的一线用药，可能明年经临床验证毒副作用很大，就要降为二线用药或遭淘汰。
如胰岛素增敏剂罗格列酮曾被认为是2型糖尿病治疗的理想药物，具有强大而持久的降糖作用，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后曾经风靡一时，后来西方研究表明罗格列酮与许多心脏问题的风险增加相关，因此，2010年，欧洲药品管理局中止了罗格列酮在欧洲的使用。 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西医不好，西医是基于现代科学的进程而发展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说西医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和完善。
《伤寒杂病论》乃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
历代医家凡有成就者没有不读《伤寒》的，凡深入钻研《伤寒》并验之于临证者，无不为《伤寒》经方治病的神奇疗效所折服。 由于《伤寒》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后世医者都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九》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可见孙氏对张仲景尊而敬仰之心。 金代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序》中说：“汉张长沙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撰为《伤寒论》数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为医门之规绳，治病之宗本。” 金代医家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说：“易水先生云：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 元代医家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说：“仲景诸方，实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
由上述可知，金元时代的著名医家都认为张仲景的方和法，是医方之祖，是历代医家必尊的规矩准绳。 明代医家方有执《伤寒论条辨》说：“《伤寒论》之书，仲景氏统道垂教之遗经，治病用药大方大法之艺祖，医系继开之要典，有生之不可一日无。”这里将《伤寒论》誉为终生必读之书。
清代医家柯琴在《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序中说：“自评古诸方，历岁浸远，难可考评。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芳尹之法，伊芳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实乃大圣之所作也。”这段话将《伤寒论》誉为行医必须掌握的核心学术。 清代医家俞根初在《重订通俗伤寒论》中说：“前哲徐洄溪曰：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此为画龙点睛之说，一语道破了为医临证实战的理法根源。
日本江户时代的汉方医家尾台逸士超在《医余》中说：“医之为术，自古有其法，仲景氏，搜罗论述，以立规矩准绳，学者变而通之，活而运之，则可制万病于掌握矣。”日本汉方医家研读《伤寒论》关键在于临证活用，如吉益东洞提出方证相应的“方证主义”，就是对《伤寒论》变通活用的典范。
《伤寒杂病论》是历代中医必读之圣典，是中医辨证之圭臬，众方之本源，其中既有辨证之严谨法度，更有用方之圆机活法，中医欲求提升疗效，济世救人，非《伤寒》经方而莫能为之。 自古研究《伤寒杂病论》者不胜枚举，且代不乏贤，名家辈出，并纷纷著书，为《伤寒论》羽翼，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独特而令人瞩目的伤寒学派。
汉代以后的中医大家，没有不精通《伤寒论》者，历代各大学术流派，如金元四大家及明清的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学术思想的创立，无不受到《伤寒论》的启迪。
实践证明，不懂《伤寒论》，难以成就中医名家或明医，难以治疗沉疴大症，这可以说是中医界的共识。正如清代医家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中所说：“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 由张仲景的医学成就，我想到了康德。
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科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曾对康德有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评价：“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
康德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使哲学深入到了一个新的理论维度。
康德曾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张仲景和他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何尝不是这样？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思想使中医传统理论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理论和临床思维高度。
可以说，在中医学这条道路上，一个中医要想真正掌握好治病的本领，他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张仲景及他的《伤寒》经方学术。
对于《伤寒杂病论》，我们对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愈是理解得深透，就愈是在我们心灵中对张仲景产生由衷的敬仰，愈是感叹《伤寒》辨证理念的睿智博通和经方疗效的神奇。正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中所说：“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则以温故知新。”
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要强调一个道理：真正学懂中医，给人治好病，如果不明白张仲景《伤寒》的法度和经方，可以说就是没学成，没有抓住中医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