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 唐诗解读——杜甫之《秋兴八首》(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注:

山郭――村落。

翠微一一山色青黛或近水之处草木丛生,称为翠微。

信宿――一宿日宿,二宿叫次,二宿以上叫信。

匡衡抗疏――汉匡衡上疏直言,被贬官。

刘向传经――汉刘向字子政,为人耿直,经术精湛,上书切言时政得失,汉成帝想重用他,为外戚所阻,不果用。

解读:

第三首转而写明月西沉,曙色初起的朝晖时分。

早晨秋阳明朗,利落却静静的,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诗人每天在江边的楼上坐着看青绿的山水。从字面来看,实在是悠闲自在得很。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表面看来生活是那样得安祥宁我,然而他细读来,不难感受诗人人生的无奈,实则是“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诚如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所,“'渔人’'燕子’,即所见以况己之漂泊,'故飞飞’,即公诗'秋燕已如客’意。”渔人在江面上撒网捕鱼,过着安逸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眼前四处惊飞和秋燕,此情此景,诗人转而感叹自己的人生失意,他用匡衡、刘向二人的典故,藉以遣释自己胸中的块垒。

匡衡是汉元帝时的博士给事中,曾因上疏论政治而深得元帝赏识,遂累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相比较而言,杜甫觉得自己是“功名薄”。因为他曾在肃宗时任过右拾遗,却因上疏言事而得罪肃宗,最终落得个皇帝的疏远和排挤。在诗人看来,谏官应该积极言事论政,为国效力,因此匡衡成了他钦佩的对象。

汉代学者刘向似乎没有匡衡那样走运,他虽历经宣帝、元帝、成帝三朝,虽屡次上疏言事而并未被重用,最终只是在宣帝时任职石渠阁,以讲述五经为职,成帝时领校五经秘籍。诗人以刘向自比,虽刘向不及匡衡幸运,但好歹领校五经秘籍。想到自己“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所以在此用“心事违”三字结之,道出了自己内心深处欲诉无人能懂的隐痛。

看看历史人事,再联系到现实的政治——从玄宗时期,外戚弄权,国事日非,诗人不是也因直言贬官吗?这不正是“谗言高张,贤士无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吗?既然贤人不在位,那在位的必然是小人,故同学少年,这些翩翩公子却春风得意,占据要津,整天的轻裘肥马在五陵里横行露道。

与诗人的困顿漂泊相比,当年的“同学少年”都纷纷成为五陵新贵,他们乘肥马,衣轻裘,好不风光得意。这里所谓“同学少年”,有人认为这是指诗人旧时好友,而今显贵。也有人认为泛指吾辈。结合诗意来看,应指朝廷那些卿相大夫,诗人之意应是,如果国家大事交付这些衣马轻肥之辈的话,那么国家的前途“宜乎如弈棋之定算矣”。这一句应是本诗的总结,也是接下来各首诗的领起之句,足见诗人在构思前后绾合严密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