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一个社会学词汇
每天在日子里匆匆行走，难免与“痛苦”不期而遇。看起来，“痛苦”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体验……孕出的痛苦也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倘若说，“痛苦”这件事其实是社会性的，你怎么看？
1. “痛苦”所从何来？
“语言存在反向副本”，社会学家告诉我们，“词语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在场’（你使用的词）和‘不在场’（与该词相对照的词）这一区分得出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开心、激动、兴奋与平静、淡然这些对立面，“痛苦”自身是无法定义自己的。正是因为平素我们体验过与“痛苦”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当另一种情绪来到时，我们才能对其加以分辨，并命名为“痛苦”。
然而，虽然所看到听到的“痛苦”，其字形字音如出一辙——能指相同，但其意义在不同的言说者那里却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程度和层次——所指迥异：因丧亲痛苦、因失恋痛苦、因失利痛苦……
极端地说，这是因为每个人在绵延的时间流中走过的生平情境都是绝对个人化的，因而赋予自身经验的主观意义也是别人无法透彻洞悉的。既然如此，所谓的理解、同理与沟通又如何可能呢？
现象学社会学认为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集体接受的背景假设与共享知识。虽然每个人经历的故事和生发的感受不一致，但是在社会化我们共同认可的文化定义时，那种与快乐或平淡不相同的、混杂着难过、悲伤甚至绝望的情感却作为沉淀的记忆，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感知、相互明白。
换句话说，如果“痛苦”是绝对私人性的，那么当我们接触到“痛苦”这个词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晓得对方究竟是在表达什么，甚至可能连“痛苦”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都不会出现了——既然它什么都指涉不了，那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正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习得并再生着“痛苦”的普遍性意义，并认为彼此的这种情绪具有一定的共通的可能性，才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能够对“痛苦”形成具有共性的认知，展开交流。这也就意味着，“痛苦”绝不是一件纯纯粹粹的私人感受，它的有效性寓居于社会生活（如社会互动、人际关系）之中。所以，“痛苦”起源于社会。
2. “痛苦”的实质是什么？
社会构建论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形成并维系于彼此的相互交流中，即“我们表述和解释世界的方法是由关系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说“痛苦”是在呈现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状态：连接的失去。
涂尔干将社会各部分丧失纽带、蜕变为原子式堆集的状态称为“社会解组”，相应的，我们可以提出“个体解组”：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原本处在细细密密的社交网络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网络，通过一根根的连线进行着资源、信息、情感、权力等的流动往来，但世事无常，焉知哪根绳索会突然或自然地断掉。而这种联系的丧失，就是“我”的一部分解体，它往往带来痛苦。
太宰治在《樱桃》中有言，“人活在世上，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到处有枷锁来束缚住你，哪怕是稍微动弹一下也会冒出血来”。虽是消极，但却从反面指出了“个人就是网络”的事实；而如果丧失掉这一切，就是所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了吧。这样看来，既然有联系的存在，相应便暗含了断裂的可能。失去，也就常常伴随着“痛苦”这一感受。
但如果纯然是自我内心因人生意义、生活目标等的迷惘无措而心生痛苦，还能够称其为是由“连接的失去”而出现的痛苦么？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所谓的“我”，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阐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詹姆斯的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罗杰斯的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以及米德把“自我”视为一个随着角色领会能力不断提高、自我形象也渐趋稳定的动态过程，并将“自我”分为客我与主我两部分……凡此等等都启示我们，“我”原本就是在社会中，通过与其他行动者互动而形成、变化的。内心的各部分自我出现失调，彼此间的和谐联系丧失平衡，感到痛苦——依然是失去连接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恰是社会性的。
3. “痛苦”如何表现？
情感社会学的研究先驱霍赫希尔德提出了“情感剧场”的概念：“情感是个体在情境规范和更宽的文化观念规制下所运用的表演”，我们在规定了情感的感知和展示的情感剧场里控制情感、表达自我。作为一类情绪体验，“痛苦”也不例外。
首先，情境和文化限定了“痛苦”出现的时空：当失去连接，而不是建立或享受于连接时，“痛苦”是应该被体验到的合适情感。
魏晋名士阮籍曾在《晋书·阮籍传》中留下了三次因心之所痛而发出的哭：其一为“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另一为“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再一为“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时人裴楷曰 “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仪礼者，正是情感文化的具体表现：在该痛苦的时候痛苦，在不该痛苦的时候不痛苦，才被认为是正常的情感表露。
此外，情境和文化还规定了“痛苦”表达的方式：合适的方式是流泪、是黯然、是难过，而不应该是开怀大笑或无动于衷。
庄子在妻子去世后，“方箕踞鼓盆而歌”，前来吊唁的惠子责备说“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则认为明生死之理、通天地之道，就知道“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故不痛苦。庄子和惠子对待死亡的反应，就是展示痛苦的两种不同方式。并且相较而言，无疑惠子的痛苦表达方式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而且，正如埃利亚斯在考察文明化进程时发现的趋势：“情感逐渐趋于稳定，暴力式的激情愈益寻求非直接的宣泄方式”，我们今天对痛苦也有诸如出游、扔东西、醉酒、购物、哭诉等常见的、安全的、恰当的发泄方式，这同样是包括理性、消费等面向的社会约制的结果。
另一方面，痛苦的被规训并没有抹除个体的能动性，我们仍然对“痛苦”的why, what and how保有选择的力量：你可以因理想受挫痛苦，他可以因偶像陨落痛苦；你可以嚎啕大哭来发泄痛苦、痛快地作别过去，他可以走走停停、反反复复地难以自拔于痛苦……这本无高下贵贱，选择不同而已。
生活中，无处不社会，无处不社会学。
作者为山西大学社会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