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搬家的记忆

1946年在佳木斯。左起：张郎郎，父亲张仃，姐姐陈乔乔。

记得我妈妈说过: 咱们就是吉普赛人，永远在迁徙、永远在搬家。

当然这是妈妈在1949年以前说的。

我倒是很高兴，因为每次搬家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一定会有好多有趣的事物出现，让你觉得生活就是一个万花筒。而且我们家搬家，总是越搬越好……

在我的模糊记忆里，第一次搬家，是从延安的窑洞里搬到了马背上。准确地说那仅仅限于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姐姐的搬家。我虽然一度和姐姐分别坐在马背两边的筐里，我也算是在马背上待了一天，也算是有了马背征战生涯的纪录。

但是，第二天，我坐的筐被单独搬到了一匹倔强的驴背上。当我们穿过黄河的支流时，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我坐的那匹毛驴突然无师自通地偏离了大队的方向。它径自走向水深的地方，然后，毛驴被湍急的水流吓呆了，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大队在继续前进。这时候他们的马也都正在艰难地蹚着水过河，谁都没有工夫去管我。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袭击你的队伍，军队迅速过河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小毛驴和小孩儿这时候就随随便便四舍五入了。

可是，我妈妈和我姐姐不是这样想的，但她们又无法下水来救我。据她们回忆，当时挂在驴背筐里的我正无忧地高卧，可能是我的个性天生比较洒脱吧。她们看见在筐边儿上我那发黄的软发上下忽悠，表示我潇洒依然。妈妈说那像希腊神话里的金羊毛，姐姐说像黄土地里的苞米缨子。妈妈和姐姐就大声地叫我的名字，她们看见我伸出一只手挥动一下，表示听见了。姐姐又大声对我说：“你打毛驴的屁股，它不肯走了。”我似乎考虑了一阵子，姐姐拼命继续地大声叫着，我这才终于伸出手去打了两下毛驴，那毛驴发觉居然还有人在赶它，毛驴就慢慢地转了回来，跟在队伍后面继续前进，我自然在这韵律的颠簸中，接着进入黑甜梦乡了。

后来过了黄河，穿过硝烟，就走到了白城子。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城市，大概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了白菜粉条豆腐汤。我觉得鲜得要命，可我爸爸却一口都不吃，他说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天天都是这一个菜，因此他彻底吃伤了，当时我还想国民党监狱的伙食还可以嘛。后来过了二十多年，等我亲身有所体验之后，觉得三岁时的我判断相当正确。

然后到了张家口，那是个不得了的大城池，可惜不能多待，很快就像小说里描写的一样——落荒而走了。

1947年，哈尔滨。姐姐陈乔乔（左）和张郎郎。

后来似乎坐上了大篷车，不过不是电影里的布篷车，而是用草席编成的车篷，里面相当的明亮。穿过蒙古大草原到了大沙漠。我不记得沙漠中有过风暴，在我的印象里沙漠总是在黄昏时分，无边无垠单调而纯净。在路上曾遇见过多次“电影镜头”，就像是后来好莱坞多次借用的那种场景。很多人骑马来围攻我们，很清脆的放枪，比马戏团好看多了。我一点儿都不怕，和其他人一起躲在大篷车底下。我老想顺着车轱辘缝隙多看点儿“镜头”。可是大人们老按着我的脑袋，等让我爬起来再看的时候，“电影”早完了。那些有枪的人和一些骑马的人已经打完了，玩了个不亦乐乎。为了热闹，那些人临走还不时地扔点儿手榴弹什么的。

在蒙古包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酸奶干，也是空前的好吃。不管在哪个蒙古包，事先总安排好至少一个和我争夺酸奶干的蒙古小孩，其实我们谁都听不懂谁的话，还都急赤白脸，但意思都很明白：这些奶干是我的！后来我们也不争了，都飞快地抓来吃。那时我突然明白了，争论“所有权”那是假的，吃到肚子里才是真的。我们的大人和蒙古包的大人们在一边笑呵呵看着我们，他们认为我们相处得很好呢。

不知走了多久，后来像是坐上了巨大无比的火车，以至于此后我每次发高烧的时候，总觉得有个奇大无比的不知名的怪物缓缓向我逼近，也许那就是火车头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吧。

有一天，等我醒来睁开眼睛，我看见四处都是横的竖的粗黑线条。原来那时候我是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无比宽阔的候车室里睡觉，那个候车室的大屋子顶上有数不清的玻璃窗，很多钢架子，似乎有数以千计的人都在这里席地而睡，有人从被子里伸出脑袋，头发乱髭着，眼睛发亮。他们告诉我说：这是哈尔滨。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了咖啡糖。后来不知为什么，我还没待够呢，就又匆匆地去了佳木斯。

在佳木斯，我对那里的印象整个就是一个银色世界，只记得有一位叫罗光达的叔叔，那时候他是东北画报社的社长，常来接我们去看电影。那时候罗光达叔叔很年轻，还喜欢用南方国语唱：“新年乐洋洋。”他把“乐”字唱成“罗”字，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姓罗。他的司机是个马车夫，因为他的汽车是用马来拉的。我觉得这简直就是非常阔绰，我当时以为汽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高级车，动力就应该是马拉的。可惜，后来我再没有见过这种符合环保原则行走的小卧车。

我还记得爸爸每天早上，用斧头劈开冻在窗外的高丽糖，样子与颜色都和木匠用的鳔胶一模一样，可是坚硬无比。我爸爸抡圆了一斧子砍下去才砸出来一个浅浅的白印，第二次再砍下去，才砍下来一小块，高丽糖甜美无比，我觉得比咖啡糖好吃多了。

1953年，北京。左起：张郎郎、姐姐陈乔乔、母亲陈布文抱着张寥寥，父亲张仃抱着张大伟。

后来我家又搬回了哈尔滨，我和姐姐都去上学了，我们住在学校里。学校的房子是俄国式的，非常漂亮，听说过去这是俄国公爵还是伯爵什么的住的房子。我们在房子大厅光滑的地板上窜来窜去，我最喜欢在飞跑中突然扑倒在地，可以滑出去好几丈远。闭起眼睛想象自己在飞翔，这个感觉舒服极了，过去从来没见过这么光滑的地面，也从来没有以这种速度“运行”过。

我更感兴趣的是大厅中间的那个绿色的青铜兽头，它有时候会汩汩地往水池里吐水。不过老师一般不会打开那个水龙头，那时候这是很浪费的事情。据说校长叫叶群，但她很少出现。不过，孩子们的消息或记忆你别当真。至少有一半以上纯属是无端猜测。我好像没见过什么校长，根本不记得她长的什么样。姐姐比我大五岁，虽然记得一些名字，估计也都是模模糊糊、稀里糊涂的。

听说因为这房子实在太贵族了，本来是留给当时最会打仗的将军住的。那时候他是东北的首长了，据说他来看了看后，就决定送给我们学校了。我们学校的全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学校里所有孩子的家长们都是当兵的。虽然我爸爸是个画画的，可是那时候无论干什么他都穿着军装。我和姐姐能有资格上这个学校，就是爸爸军装的功劳，这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东北的那位首长说了：这房子应该给孩子们住，我有什么资格住这样的房子呢。后来我生病了住进学校里的卫生科。一间病房有两张钢丝床，和我住同病房的孩子叫彭宁，他比我大也比我机灵多了，而且非常大方豪爽。我们俩都是医院要求不准下床的，属于必须“绝卧”的病人。于是，每当护士一走，他就在床上天翻地覆地闹起来，折跟头，拿大顶，玩得满头大汗，然后盘腿坐下来，教我背快板。

快板词是：

谁是我的兵，跟我走，

谁不是我的兵，拿屁崩！

灯不亮，吹大酱

大酱稀，吹牛逼！

那时，我以为这是彭宁自己编的呢，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古老的儿歌。可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文艺天才的肯定。果然，若干年后，他拍了一部惊天动地的电影《太阳与人》，据说是讲黄永玉叔叔的故事。不过，不知怎么回事，没让公演。我觉得要是那会儿公演了，他会成为一代大导演。人的命运有时候很奇怪，这是无法预计，也无法更换或重演的。

后来一不留神我们又搬到了沈阳，从哈尔滨坐火车到的沈阳。那天是午夜里下的火车，当地刚刚下了一场雪，人们在站台上一边跺脚，一边嘴里冒着哈气说：“这里真暖和。”我爸爸说：“当然，这里离山海关很近了。”

我在沈阳第一次见到了日光灯的白色光芒，那是一天晚上去看电影的路上，经过美国领事馆时，我看到那里的一片白光。好像白天落下了一块儿，让黑夜里独独白了这一片。大家都说：“哼，美国鬼子灯光都这么邪乎。”

在这之前我对美国唯一的了解，就是可以吃到他们的军需品。花生米啦、口香糖啦，印象最深的是像小水桶一样大的暗军绿色的罐头，谁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每家的孩子都排队去领，有的人家运气好，回来打开一看有牛肉干的，也有黄油的。我拿回来的是桶浓缩柠檬水，那是给一个连队吃一个月的量，我们家兑水喝了一个夏天都没喝完。姐姐的运气比我好一些，她拿回来的是一桶葡萄糖。那应该是给战地医院的。我们就拿它当白糖吃了，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葡萄糖。

张郎郎作品《曾经烧过方为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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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家急匆匆地就搬到了北京。在火车上妈妈和姐姐在猜新的国家应该叫什么名字，好像居然被她们猜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爸爸在前门楼子旁边的车站等我们，居然找了辆马车，和哈尔滨的那辆俄式马车完全不同，是个小盒子似的马车，还挑着一个八角的油灯，马蹄踢踏踢踏地轻敲着北京午夜的马路，我就在梦中进入了北京的第一个家。

这第一个家就是北池子北口草垛胡同十二号的大院里的一个小院儿，大约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吧，以后我们又搬到了骑河楼斗鸡坑四号去了。

这一切发生不过是短短的三年里，是我从三岁到六岁的记忆。其实从我记忆开始那一刻整个就是眼花缭乱，就像快速倒电影片子差不离，头还不晕，还一直高兴。

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我总是一个人坐在一个装满零七八碎物品的三轮车上，那都是家里最后收拾起来的可有可无的零星物品。我坐在这些零碎物品中间，和周围的朋友们一一挥手致意。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老电影的经典镜头，每隔不多久，就这样重复一遍。

一次，我和兰兰告别，虽然他比我小一点，可是他似乎是我这一生中第一个铁哥们儿。他跟着三轮车走了几步，似是而非地喊：“回来找我玩儿啊。”我说：“好啊，好啊。”他还接着挥手，糊里糊涂地喊：“别忘了，别忘了啊。”我说：“好啊，好啊。”可我心里有些难过地想，指不定还要搬到哪儿去呢。再见面，有那么容易吗。

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也是这样和徐蔚蔚告别的，他爸爸安林先生和我爸爸张仃是东北画报社的同事，我们两家是邻居。虽然他经常对我以打架的方式表示友好，可就这样我还是依然惦念着他。

后来在沈阳我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和王小怀告别的，当时我们俩都在北陵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小学上学，两家都住在北陵大院儿里面，他们家好像是法院的。他妈妈和我妈妈很谈得来，周末结束的时候，她们相约送我们俩去学校。我俩就走在前面，一路上我们一起逮蚂蚱，一起向路边的草丛撒尿。妈妈她们似乎对我们这样同声同气，非常认可。我妈妈认为像我这么又蔫又糊涂的孩子，有这么个大胆、淘气的伙伴，也许在学校能有了些保障。

其实，妈妈不知道，我在学校没有人敢欺负我，因为我姐姐不论在哪个学校都是孩子王，我虽然不灵，可是姐姐她永远在罩着我。

两个母亲在后面一边儿散步，一边儿慢慢地谈话。我们俩在前面继续撒欢儿……想想似乎是昨天的事情，可是转眼间大家就劳燕分飞、天南地北了。

我想可能妈妈说得对：因为我们是吉普赛人，所以就得和朋友们不断分手。

本文选自张郎郎文集《郎郎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