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导演吴琦：《天时·戊戌志》是浮华世界之外的“边城” / 开普饭

人生天地间，谁无困顿？但总有不甘者，只凭一线对未来幸福的渴望，便竭尽全力与生活中的种种困境相对抗。

《天时·戊戌志》系列片以中国不同地理坐标的六个生活现场作为观察切入口。在“二十四节气”的时间轴上，以近距离全记录拍摄手法，立体纪录这一群最普通的中国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转折时代，面对传统的家庭、亲情、情感与自我梦想、外部环境彼此冲突之下奋力向前的人生一年。

2018戊戌之年，他们面临狂风暴雨、面临天灾人祸、面临经济困顿、面临父辈失望、面临现实压力，以一己之力，努力向前。他们平凡的生活里，没有惊人的戏剧转折，没有英雄般的嘶吼呐喊，他们只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真实的活着，为自己，为家人。

《天时·戊戌志》（天台山、成都、洛阳、泉州、盘锦、江村），在2020年12月21日，庚子·冬至腾讯视频独家上线每周一21点更新，会员抢先看，致最大基本面上的每一个中国人。

土地，是托起人最核心的东西｜《天时·戊戌志》定档冬至日

以下为《天时·戊戌志》吴琦总导演的自述：

《天时·戊戌志》

浮华世界之外的“边城”

自述：吴琦

编辑：张新伟

西方学术界，如果想研究中国，必看书目是《江村经济》，是因为费孝通先生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工作方法来观察一个村落，很小的观察点，他几乎能够总结出整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这是非常牛的一件事情。我们望其项背，但是也尽量用一个纪录片的方法去做。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然后也很巧，这部片子算是给费孝通先生的献礼。

当时，我采访费孝通先生，他讲述自己身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告别一个旧的时代，走向新的时代的一群人，他生于1910年，正好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我们今天说的公历2020年这个时间的概念，其实是从1911年开始才有的，之前我们都不用这个时间概念，中国人的时间只关乎24个节气，转一圈就是一年，因为这一圈以后，我们的衣食温饱都在这一年里解决掉了。

费孝通先生资料图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选择了2018年（开拍《天时·戊戌志》）是一个很巧的时机，因为它是戊戌年，这两个甲子之前，一百二十年之前，戊戌变法是真正的动摇了费孝通先生说的几千年都不变的那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在一百二十年前开始，戊戌变法，导致我们重新思考，我们需要要变。

我们在拍片子前给全组成员推荐了一本书叫《四千年农夫》，这一百二十年之前动摇的东西是前四千年我们积累的传统农耕的东亚的生活方式，这本书是美国学者（富兰克林.H.金）写的，他就认为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永续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生活方式。

工业文明以后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是建立在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建造，但是我们的祖先之前一直是跟大自然在拥抱，在和谐的相处，我们只是因为当时一慌神，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一响，我们就把（传统生活方式）放掉了。

这个片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一年时间内再回望一个四千年的时间的跨度，所以很累很难做。

我们今天生活进步了，我们现在小区都有门禁，各种电子的还有人脸识别，我们现在几乎少见了一个人群，叫看门大爷。

在科技没这么昌明的时代，全中国都有看门大爷，经常会给我们进行灵魂拷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干什么？”

我们每天几乎都要遇到看门大爷，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自我追问，其实柏拉图老师也问这三问题，我们会来静下心来想，我们该过什么样的日子，该怎么生活。

在今天人工智能普及，我们活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头，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套片子，也想想自己的活法，我们在全组聊这个片子说，这个片子潜台词叫什么？

我觉得潜台词就是活着，或者说在时间这条河里游泳的方式，就有人可能用狗刨，有人可以用自由泳，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沉下去，都想从这河游到对岸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最本质的东西。

说到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做这个片子，因为我在这之前是一直在焦虑，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这套片子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合时宜。大家都在看短视频，大家都在要快节奏，我要把大家扣到这儿，九十分钟来看一个看上去没有故事的故事，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像我这一代人其实经历过一个反向的来回，我上大学时候在80年代，我们那时候离开故乡，到北京学电影，几乎是一个逃离式的离开，恨不得再也不回去了，那地儿多没劲，死水一潭，但是到现在，我看到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谈探讨这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回望一下自己的故乡？

年轻时的吴琦导演

其实这个故乡已经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我们怎么走过来的来路。

前一阵读的一本书是韩浩月写的叫《世间的陀螺》，后半本的标题就叫-和故乡握手言和。我觉得这个是我拍这条片的一个心态，我们把我们曾经认为特别low，特别小镇，或者都已经过时的生活方式，我们再去回望一下，是不是看看里头还有精彩的、闪光的东西，生活最本真的那些东西在。

我最近看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在中国拍的照片，久保田博二说了一句话叫：“我只拍普通人，普通人就是所有人”。在知道这句话之前，我在跟我们的创作团队的小伙伴们一直在说，以今天中国一个巨变的时代，我们拿着摄影机到街上随便拍摄一个人，我们跟拍他的生活，只要时间够，都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片子，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纪录片的主角。

我们这次拍的就是一个普通人，你根本不可能会想到我们会给他拍片子。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这个信息茧房是我们每天刷抖音刷朋友圈，刷各种自媒体得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印象。

肖龙也问我，你考虑过观众吗？我的回答是，我真的特别的考虑观众，我希望他们看点真的，我觉得作者和观众是互动出来的，大家一起往前走，人生就这么短，我们这套片子是把美颜滤镜都摘掉了，就像我们海报上说的那句话，我们的片子没有故事只是生活本身，我们只是从每个人生命那条河里头，在2018年水文点上舀了一瓢水现给大家，从普通人看到所有人看到自己，希望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基于这样我们选了六个点拍了六个摄制组拍一整年其实也挺吓人的制作的规模，我们选择六个点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最开始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来源，二十四节气节气最终的定稿是在洛阳，是在唐朝时的洛阳。

很多人说在洛阳二十四次节其实最准。

选择洛阳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基本的生活方式是以中央文明辐射出来，而洛阳正是中央文明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点。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了洛阳，我们就会找几个坐标点，东南西北。为什么选泉州？

我觉得泉州是宋代以后，中原的地理空间上的另外一个投影，它是客家人，在蒙古人打进来以后，他们的一次迁徙，带走很多中原的基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选了泉州。

选择郫县是因为我是四川人，郫县在都江堰建成之前，是一个飞沙走石，寸草不生的地方，都江堰导致四川成都平原成为一个鱼米之乡，成为一个天府之国，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为的水利工程，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还在享受水利工程的恩惠，我们在郫县选择拍摄村子里的那家人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启发之下，孤身一人像一个风车斗士一样坚持生态农业的新型团队，而他天天以自己是个小农而感到自豪，我觉得也很有时代性。

成都大忙人王成离开“巴适圈”，信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建立生态有机农场。在他看来，踏实活着，平淡守着，比什么都强。

因为费孝通先生的观念导入，我们选了江村，因为那个地方是几乎从费先生做完江村调查之后，一直在他的思路底下在影响江村的发展，江村也是我认为一个有趣的样本。

北边我们选了东北的一个盘锦，那边大规模的稻田种植，很有农业的那种味道。东边，我们选择了天台山，天台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山，他是佛禅宗天台宗的祖庭，它是一个日本人特别爱去的地方，浙江是经济大省，我们拍的这两家人，其实在用几乎是两千年以前的农耕的方式在生活，他们就是靠山吃山，有太阳就晒东西，没有太阳就在屋里猫着，它就过的几乎是古人那种农业的生活。

我们选了这样的六个点，想体现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写那本《乡土中国》里说的那句话，从基层面上来看，中国是具有乡土性的，我们今天好像都过了一个很现代化的生活，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或农民的后代，知道这个你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各种圈子里和那种掐架的方式。

我就跟团队说，我们拍纪录片的人工作方式跟农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靠天吃饭，下雨天就拍下雨，不能让雨停下来，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可做，农民能够让他的庄稼收成好，他一定要有大量的田间地头的工作，拍片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那个过程感，我们享受美拍一个镜头过程感和农民也是一样的，他在捉虫子、锄草、耕地、插秧各种环境里都是有感受的。

拍了这样六个点，我特别相信费孝通说这句话，你活在泥土里的时候，你的那种那种真切的生活质感才更真一点，其实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更大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农业在衰退。

《西西弗斯的神话》是加缪写的一本书，他在讲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点像西西弗斯推着石头上山，推动我们的生命往上往山顶上走，当它落下来，我们也享受推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每天在干的事情。

我们这个片子，其实从拍摄上也想向前辈提出了这个概念致敬，法国导演1950年提出了一个电影自来水笔说，电影其实可以像水笔一样记录东西，而不仅仅是制造一些影像的刺激，或者一些奇观。我们这次用了4k时代最轻便的摄影设备，想重现一个自来水笔的那种书写感，来记录我们见到的生活的愿望。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基本上像一个workshop一样，大家在切磋，达成一些共识，然后也体验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纪录片的基本的操作方法，叫同吃同住同劳动，要跟拍摄对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