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张珍艺：驮煤记

驮煤记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家德木垮坝子烧煤非常困难。那时煤虽然不是很贵，块煤一块多钱一百斤，面煤则几角钱就能买一百斤，但是却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买到。运输条件极为困难，一是那时候车少，二是多数地方都没有公路，因此唯一的办法就靠人背马驮。

那时候老家人经常去驮煤的地方是纳雍的武左河、织金的以那架，路不是很远，但必须经过横在家门前的三岔河，而且道路崎岖艰险。也有到白布河去驮煤的，但路途很是遥远，就算天没亮动身，也要半夜鸡叫时才能到家，简直是人困马乏，累得连将煤从马背上卸下来的力气都没有。

秋收过后，包谷基本上炕了。稍稍得闲的农村人，开始准备用来过冬和炕粮食的煤炭，于是，驮煤就成了我们老家秋后最紧要的事情。

我亲自去驮过一次煤。1985年的秋天，我刚满12岁，粮食收进家后，父亲就病了。看着别人家天天去驮煤，院子里的煤也越来越多。父亲坚持要起来，他说：“再不去驮煤，冬天就要来了，炕楼上的包谷也会发霉的。”他的样子显得非常焦急。母亲要照顾生病的父亲，不能去驮煤。她对我说：“你都这么大了，该学会做点事情了，明天你和幺爷一起去以那架驮一回煤吧，等你爹好了，就用不着你去了。”我答应了母亲的吩咐，为了保证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所以我早早就睡了。

那天我真的起得很早，但是在我起床之前，母亲已将我们家的大红马喂得饱饱的。父亲叮嘱我一路上要怎样赶马、怎样捆煤、爬坡上坎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乘船过河要特别小心。临出发时，母亲给了我三块钱，两块钱用来买煤，一块钱用来在路上买东西吃。我背上母亲为我准备的水壶和几个煮熟的洋芋，赶着大红马和我的幺爷一起上了路。我觉得那几个洋芋非常多余，不是有一块钱可以买东西吃的吗？可是幺爷说我不懂“晴带雨伞饱带干粮”的道理，他说等驮完这次煤我就会明白的。

一路上，四山八里驮煤的人渐渐汇集在一起，形成了长长的马帮队伍，浩浩荡荡涌向远方的煤场。深秋的清晨虽然寒意袭人，但是我却走得满头汗水，他们走得太快了，我几乎有些跟不上。马铃声很有节奏的响在清晨的空气里，响在曲折而又险峻的山路上。有的人打着呼哨，唱着粗野狂放的山歌。我人小腿短走得不快，只好跟在后面小跑才不至于落后太远。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走到了驮煤的地方。由于人太多，要排队等候。将近中午时，才轮到 我。我把两块钱交到老板手中，说买两块钱的。总共一百八十斤煤，我请秤煤的人给我分成两份，一份九十斤，这样马驮起来才不会偏。我捆好煤，好心人帮我抬上马架子。我正要牵着马往回走，却看见许多人都用袋子装面煤。我想面煤便宜，就用买东西吃的钱来买，找了个口袋和半截绳子，满满装了一口袋。可是太重我背不动，于是我说买三十斤算了，老板说三十斤不要钱，只要我能把煤背到家就不错了。

回家的路上，那三十斤煤，在我的背上越来越重，越来越沉。深秋的太阳也仿佛和夏天的一样毒辣，我的呼吸有些困难，喉咙里有种火烧火燎的难受。只好走一小段又歇一会儿。渐渐的，我离那支驮煤队伍越来越远，远得连马铃声也听不到了。我的幺爷居然不等我，和那些人一起只顾往前走。我的大红马，在我前面走着，不时还回过头来看我一眼，似乎在怨我走得太慢了。

快要接近三岔河时，西山的太阳已经只剩下半个脑袋。过完河，虽然离家已经不很远，但剩下的全是爬坡路，行走就更加困难了。我想把那三十斤面煤口袋搭在大红马的背上，因为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可是我居然连把口袋举到马背上的力气都没有。天黑了，我几乎看不清楚路。我只好把身上的煤放下来，干脆躺在路边的石头上，闭着眼睛，任汗水不住的流淌，12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了汗水是什么样的味道。我的大红马也停下脚步，我知道它为什么停下来，其实马有时候比人更通人性。

河边的丛林里，有不知名的夜鸟开始鸣叫，后来我知道那叫夜鸹子（学名叫猫头鹰），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害怕，河边开始吹起了冷冷的夜风。干了汗的身体骤然觉得一阵阵的寒冷。我想站起来走，可是两只脚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一点儿也不听使唤。我只好吆喝我的大红马，让它先回家。起初它不走，好像很犹豫，可是它还是走了。这么多人，包括我的幺爷，谁也不等我，只有我的大红马知道我此刻的心情。那晚我在河边的石头上睡着了，头就枕在那装着三十斤面煤的口袋上。

母亲打着电筒来到我身边时，已经快要接近半夜了。她帮我把那三十斤面煤背回了家里。一路上母亲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几乎听不清，进家后我倒头便睡。第二天我居然睡过了头，于是平生第一次旷了一回学。

时隔二十七年，我时常想起那段驮煤的经历。虽然只有一次，但足够我回忆一生。

作者简介

张珍艺，穿青人，散文爱好者。有作品见《高原》《泸州作家》《散文选刊》《丹山》《毕节日报》《贵州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