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明（尚書）随笔——《选择与被选择》（上）

当代哲学家们有一种共识：人类最难认识的就是人类自己。因为人类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矛盾性的存在，并且，人类又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自觉到“矛盾性”的存在。具体而言，这种矛盾性表现为人类是自然性与社会性、受动性与能动性、适应性与创造性的对立统一。

历史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必然性，另一个就是创造性。笔者在《对“历史真实”之我见》一文中表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这种“必然性”面前，有时人们只能表现为自然性、受动性和适应性，因为你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于是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适应；但当人们发现和抓住了某种机遇，尤其是发现和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规律时，那么他们就会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当仁不让、义无反顾地推动历史的发展。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在实践的层面上是极其艰难的。譬如，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蹂躏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奋斗，期望重新崛起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三个文化层面的探索，即物质（或者说器物）层面，也就是“洋务运动”；制度层面，也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精神（或者说思想）层面，也就是“五四运动”。也伴随着三次觉醒：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标志着士大夫阶层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标志着中华民族整体上的觉醒。这三个文化层面的探索和三次觉醒彰显了人的能动性和历史的创造性。

历史是有必然性的，人在面对这一必然性时或是选择能动性、创造性，或是选择受动性、适应性，有时甚至表现出无何奈何！关键是你在何种程度上审时度势。英雄，你以怎样的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选择和把握“历史”，“历史”便会以相对应的方式来选择和确定你在历史中角色和地位。

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器不如人”，于是实现了以发展重工业和军工工业为主要标志的“洋务运动”。但一场“甲午战争”似乎把中国人打回原形，许多人认为“洋务运动”失败了。其实“洋务运动”本身并没有失败，因为它必竟让中国进入了近代化的进程。要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其工业化就是以“洋务运动”留下的实业为基础的。

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甲午战争”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制度不如人，制度不行单搞实业，仍然是死路一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