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幸福么？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一个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最终决定其生活质量和一生的“投入产出”。

生存无疑是首要的，更好的生活更是人们所希望的，大经济学家和小市民都不约而同地相信：人们所有行为的东西全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最大化的个人利益通常被称为“财富”，通常人们认为有了“财富”就会更“幸福”，当两者被等同为一的时候，无论是评判个人的价值还是评判社会的价值的标准，都被归入大一统的经济价值标准中，那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

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已经隐约看到了财富逻辑，令人担忧的一面：财富增长的特性，意味着人们对没用物质的需求会无限滋生，创造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必须生产越来越多用完即仍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更换很快的东西。

所以就有了工业上的“计划报废”，生产出的产品会特意控制寿命，所以我们有时会感到买的东西越来越不耐用了，早前一台电风扇可以使用几十年，现在有的电扇三五年就不行了。

这个正是为了GDP增长，若是生产的产品都很耐用，人们买过一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购买，那么就会影响到社会总交易量，从而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增长。

就这样，社会和个人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被精确地量化，存量变得无关紧要，关键是增量。已经有的东西价值会被迅速的清零，无法刺激起人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人不是从已经获得的东西中细致地感受其价值，而是从财富数量的增加和“破纪录”中感受到价值。

富人享受过的东西可能比穷人更多，但是他们只有获得更多的享受才能体会到和穷人一样多的幸福感。

可能有的人能吃上一顿肉就会感觉很幸福，而富人可能吃再多的肉也感受不到同样的幸福，他只能追求他需要的东西才可能得到他自己的幸福。

追求幸福被置换成创造财富，数字的增长成为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这种源泉是相当不可靠的。因为增长一但停止或者变成负增长，这种基于数字的快乐就会迅速被无聊和痛苦取代，而且这种盲目追求财富数字增长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社会和个人生活劣质化的原因。

哲学人类学创始人马克思舍勒认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财富游戏规则源于男性和女性感受世界的方式差别。

男性是视觉动物，其快乐感受常常是与身体分离，男人与其说是在追求快乐，不如说是在寻找足以证明其成就感的“证据”，所以男性的幸福感常常与数量、规模相关。比如收藏一些东西，集邮等。

女性是触觉动物，其快乐感受与直接的身体感受相关，女性的幸福感是无需理性证明的，是一种直接的感受，再大的规模和数量也比不上一个真实而微妙的感受能让女性产生幸福感。

在舍勒看来，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延伸。在一个围绕着数量上的破纪录而进行财富竞赛的世界里，越来越多要求人以理性和计算的方式把握世界。

人们拥有高的智商往往会获得一份比较好的工作，作为衡量理性化和量化把握世界效率的智商，成为评判人智力高下的唯一标准。

人的智力其他的维度（比如情感、社交）被大大忽视了，而忽视情感性智力和社交智力的结果，就是人脑越来越趋向电脑化，人越来越机械化。

生活的意义主要来自我们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是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主要源泉之一，情绪传染意味着我们的相当一部分情绪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而产生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像情感维生素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滋养我们。

我们更需要的是那种像我们出生之初——母亲看向婴儿的与智商无关、与技术无关那种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