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电影院每张票都是人们绕开孤独的过程
王小帅：电影院每张票都是人们绕开孤独的过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整理：张笑晨，题图来自电影《地久天长》
王小帅在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做了题为《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的大师班演讲，在演讲中他说，拍电影是最快乐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活泼、开心，要剔除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在王小帅的电影中，时间一直是重要的概念。在他看来，“时间如同凝滞的空气一般缓缓流动。”而一定程度上，电影也是时间的艺术，当我们走进电影院这个“黑匣子”，时间像是静止了，只有电影本身在缓缓流动。
12月9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进入后半程，每年的保留项目大师班终于开始。导演王小帅打了头阵，进行题为“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的讲述。
作为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王小帅，共八次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六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王小帅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即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收藏，更入选英国BBC“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
2019年，王小帅凭借最新作品《地久天长》创纪录地荣获第69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双银熊殊荣。此前，作品《左右》获得第5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十七岁的单车》曾获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青红》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因防疫要求，大师班现场座位相对分散，隔人而坐。但是现场依旧挤满了人，甚至有不少持票的观众只能在后排站着。王小帅直言：“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没想到搞这么隆重。”
以下内容根据王小帅现场讲述整理。
一、需要一部电影成为自己的“身份证”
1989年电影学院毕业，那时候实行的还是分配制。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
在我毕业后的90年代，第五代导演已经开始冒头。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熟悉的第五代导演们拍摄出了我们现在奉为经典的一系列作品。而观察这批导演的职业路径，他们都是从小的电影制片厂突出重围，比如说广西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而我分配到的福建电影制片厂，也是一个小厂。我最开始的想法，是看我能不能也复制他们的路线，从小厂的场记、场务一步步走下去。
那个年代拍电影，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电影制片厂的拍片都是有指标的，不能随便拍，而福建电影制片厂一年只有一个名额，如果拍得好就有第二个（很小的可能）。
去了之后，我还是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能学到一些东西，加上自己对电影的热爱和热情，就去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还是年轻，想法还是太简单。在拍片名额这么紧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给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机会？我一看情况不对，就偷偷地溜回了北京。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成了第一代的“北漂”。虽然我在北京有十年的学习经历，但一旦离开再回来就是一个“外来者”。别人都会用奇怪的眼睛看我，就会问：你不是去福建，怎么又回来了？我必须找到留在北京的理由，否则我没有道理留在这里，我需要一个电影让我成为留在北京的身份证。我需要一部电影让我拥有留在北京的理由，就像是《十七岁的单车》里面的主人公必须有一辆自行车一样。
那时候我很喜欢绘画，绘画在那时候也是成了一门很兴盛的艺术门类，但我还是想拍电影，这点没有变。在最开始时，别人问我，你要拍什么，我说不知道；别人又问我，你有多少钱， 我说没有钱。
我甚至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拍电影需要多少钱，我就问别人，别人跟我说，怎么也得八十万。我当时真的拿不出这八十万，但电影还是一定要拍的。
王小帅的处女座《冬春的日子》把镜头对准了他的高中同学刘晓东和喻红 图片来源：网络
二、“来自青春期的愤怒”
当时我的很多合作者，他们并不是电影学院本科毕业的，只是后来去进修了一下。当时找的团队，很多都是我的同学，比如说刘杰。他原来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但没做过摄像，我就问他，要来拍电影吗？他说，好。我说：“没钱！”他说，没问题。
那时候因为没钱，我就每天换一个酒店，打游击。看哪个摄制组空出一个床位，我就溜进去。有时候是去蹭大通铺，中间空出一个人的位置，我就挤进去。我们那时候没有条件去挑选人。现在想想，在我的前几部电影时，有点像“新浪潮运动”时一样，更像是一个手工作坊。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冬春的日子》，主角是刘晓东和喻红。拍摄他俩，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同学。我刚回北京，拉拢的都是原来电影学院的同学，还有就是他俩这种高中同学。
在我回北京时，一些朋友已经混出了名头。朋友们聚会时会相互介绍，说这个是导演，这个是画家，介绍到我就是福影厂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么下去我跟这些老同学连朋友都没得做，已经不是一个圈子了。
再有一点，我刚回到北京，目光最远只能到这里，只能找离我生活最近的东西来创作。1994年，一个行为艺术家自己把自己杀死了，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在当时，行为艺术处于被驱逐的状态，所以我就想第一部作品拍拍艺术家群体。拍完之后遭遇各种问题，我也很不服气，第一部电影留下了很多遗憾。
2008年王小帅凭借《青红》获第5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 图片来源：法新社
当时很多一起拍电影的人，因为条件特别简陋，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他们就来问我：我们这是在拍电影吗？我有很多同学看到电影的现场都会很兴奋，因为现场有升降机、有灯光。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也产生了怀疑。我只能不断地给自己暗示，我毕竟是按下了开关，转动着胶片，我拍的就是电影。
那时候拍电影，主要的拍摄对象还是社会或外部坏境，拍外面、拍工农兵。当时的理解就是，导演坐在摄影机前面，就是要记录摄影机外面的一切，不能把摄影机对准自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不允许把摄影机镜头对准自己的，因为这是“小我”，是狭隘的。但当时对我来说，第一部电影是没有办法拍出去的，我就把摄影机转过头来，拍我自己。我也在生存，我也在认真对待生活，我有我的思考，我就可以拍我自己。
60年代中期、早期出生的人，是幸运和珍惜的。当我们突然有一点自己想法时，遇到了中国最好的黄金十年。在那个时候，比我们年长的人，已经在建立和输出一些东西，我们这些年纪稍小的人就跟在他们后面，没有被落下。奔放的激情，就这么流淌到了90年代。思想里攒的东西，所谓“来自青春期的愤怒”，就这么表达出来了，造就了我早期的作品。
三、一定要把三线的故事拍出来
三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密码。对于三线人来说，最大困惑就是家乡感的缺失。但是，这种情感密码只存在于三线人之间，一旦出了这个群体，再跟别人说，那就是不被了解的。三线人成了别人口中的“他们”，成了“那些人”，已经成了一种民间的说法。
我的父母是从三线出来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最好的二十八九岁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我的邻居都是知识分子。在三线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慢慢地，我有一种不服气，觉得为什么这些人和事会被忘记，很多人从三线离开之后，因为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发展没有好处，也就不提了。再就是国家层面也不说，因为很多工厂都是军工企业，在当时也是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所以有上千万的人没有被提及。
在三线的后代人群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导演。我不说，可能就没人说。这么一说，就出了三部。我出来之后，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告诉别人：我们是那个地方的人，我是从三线出来的，而且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还是在三线，还在经历一个特殊的人生。这是别人不了解的， 或者说是了解后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三线的故事拍出来。
直到2003年，我拍电影已经十年了，国家的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电影被推向市场，去掉了事业属性，开始正式全部面对市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感觉可以把日积月累的想法付诸实践。《青红》最早叫《美好的愿望》，其实映照的就是伯格曼担任编剧、奥古斯特执导的《最美好的愿望》，能拍三线就是我最好的愿望。
回到贵阳，眼看着一个个房地产起来，道路、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很焦虑。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现在的工业体系，没有这么好的工业支持去复原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现在不拍就永远拍不了了，我经历过的一切将完全成为我的生活记忆，一切都将被抹平。
其实，不是说三部之后就结束了，而是没有可说的了。我们这代人已经做了父亲，他们的孩子也在成长。如果我们去拍十几岁的孙子辈，也就是第三代的三线人。当我们问他，你是哪里人时，他们会直勾勾地盯着你，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他会去找自己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以寻求答案，这都是直接可以拍下去的故事。
带着“三线三部曲”最后一部《 闯入者》入围第71届威尼斯金狮奖的王小帅 图片来源：法新社
四、创作者需要一颗脆弱而柔软的心
“三线三部曲”做完之后，最大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从一定程度上说，我是一个没有那么多家国情怀的人，我还是想拍普通中国人经历的一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可以思考得更远，看得到更多的人。我还是围绕着普通人的家乡、身份、家园来拍摄新的故事，还是想把我有限的时间放到这上面来。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议题是大的史诗，但我还是在拍普通人，更多地聚焦于家庭，我还是在拍工厂，但不强调这是三线，因为环境被我放大。
《地久天长》，是关于计划生育的题材。拍摄这一题材的电影其实很多，但大部分只说其中的一段，没有一个长时间段的关注。2015年，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不知道从哪来的新闻，说计划生育结束了，可以生二胎、生三胎。就是这么一条新闻，也没有在社会中引起特别大的反响。而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新闻，直接定在房间里傻了，我想这个事情还能改吗？还能变吗？
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们需要一个脆弱柔软的心。我需要去感受愤怒，感受那些不公平，关注普通人的眼神，需要考虑如何跟他们套近乎，建立跟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点，创作者需要关注现实，原来是靠报纸、电视，现在需要关注抖音、微博。我们面对的很多事情，就像鱼在水里一样没有感觉了，停止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关注这些事。
对我而言，从创作作者型或思考型、个人化电影的角度来说，我不需要考虑市场的因素。如果我从电影工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必须要考虑到电影工业性和市场化的一面。平衡市场和作者性的问题，不需要放在导演身上。这其实是电影多样性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导演在商业上非常成功，我觉得应该恭喜他；有些导演可能在票房上不成功，但他有好的表达，那他也应该继续下去。
2019年柏林电影节红毯上的《地久天长》剧组 图片来源：法新社
我一直在反问自己，我拍的电影要不要、值不值得存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电影一定不能消失在中国的电影版图中。这些电影目前可能不被重视，但将来一定会被重视，无论是文化、艺术层面，还是民族层面。把眼光放长远，我有信心一定会反转。
目前中国人的娱乐活动太多了，但在欧美还是相对寂寞和孤独，所以我的电影才会在国外获得这么大的反响，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看。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会被关注到，对于国外的人来说，电影院的每张票都是人们绕开孤独的过程。
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导演，因为我现在被原谅的可能性少了，拿奖的时候都是最开始的时候拿奖，拍了五六部人家就会觉得还在拍这样的东西。去了戛纳我才意识到，电影是这么神圣。因为一年全球就选二十部电影，有你一个就是很大的荣誉，大家都是盛装出席看你的电影，我一个劲儿后悔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电影绝对不能开玩笑，你要是开玩笑，就有人骂死你。
时间，真的是个很厉害的东西。我四十岁的时候，是不敢拍《地久天长》的，因为当时没有契机，而当社会发生了变化，再根据自己的五十岁对世界的看法才有拍摄的可能。一切都应该是顺其自然，你突然看到其他导演这么厉害，再着急也没用，二十岁的导演无论如何实现不了五十岁导演的思考水准。时间是最重要的，太厉害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放在自己的每一个过程中去，琐碎的小片子也很厉害，也很有冲击力不断往前走。我们能做的是把我们的压力减到最小，你的片子现在票房现在只有十万，我祝贺你，因为一旦你下一部电影的票房到了十一万，你就进步了。
拍电影是最快乐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定要活泼、开心，要剔除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导演要让摄制组保持纯净，纯净以后你的心就纯净了；你的心一纯净，这个场就好了；如果你不纯净，你在片场着急和暴躁，好像你为了艺术多么拼搏，最后慌里慌张、乱七八糟，这个场就乱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整理：张笑晨